在討論富爭議性的死刑話題前，我們先看一則真實案例。
2017年時，中國山西一隻馬戲團老虎，疑似因為現場觀眾的挑釁導致牠在表演中失控，工作人員雖然立即用長棍驅趕，但老虎依然衝破柵欄抓傷了圍觀群眾。
問題來了，這起事件該如何究責？是懲罰實際傷人的老虎？安全防護不周的馬戲團？還是現場不友善的觀眾？過去，在全世界的動物園或馬戲團都有過「傷人的老虎必須處死」的傳聞，原因是，曾攻擊過人類的老虎，未來就會把人類列入他可以獵食的目標之一。無論這個傳聞的真實比例有多少，近年來多數國家已經不這麼做，動物園更多地是將傷人的老虎隔離不再展示，而使用動物表演的馬戲團，也因為我們越來越重視動物權利而逐漸減少甚至被某些國家禁止。
不懲罰老虎的理由很直觀：老虎不存在一種能決定自己要不要攻擊人類的理性。
對老虎來說，當獵物出現在牠面前時，牠所想的只有「我要不要吃他？」這取決於老虎的心情、飢餓程度、對獵物的喜好等等「感覺」，老虎是被那種感覺控制的生物；但人類不一樣，人類在出現「我要不要傷害他？」這種想法時，會有「理性」出來質問自己「我有理由傷害他嗎？」
也就是說，人類之所以要對自己的行動負責，很大的原因是人類有理性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背書，這個行為是我們自我決定的；可是老虎沒有理性，所以當老虎傷人時我們會傾向檢討人類在管理上的疏失，而不是要求老虎為自己的行動負責。
那如果有些人因為精神疾病，導致他們就像老虎一樣無法使用理性，根本無法決定自己的行動時，那我們該怎麼面對他們犯下的錯誤？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主題：對確診為精障者的死刑裁量。
世界各國其實早就意識到這樣的問題，所以幾乎都有對精障者的法律減免或免責條文，在台灣是規定在刑法第19條：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在王景玉殺人案（小燈泡案）去年的新聞稿中，高等法院就是援引第19條第2項判處無期徒刑，但這個案子之所以會引發爭議，在於它包含了民眾兩種不同的道德心理。
根據一份研究報告顯示，情境是「小張事先準備好水果刀、繩索與手帕，隨機殺害一個落單的十歲小女孩。您認為小張應該被判死刑、無期徒刑還是長期徒刑？」時，有83％的台灣民眾認為小張應該被判死刑，11％的無期徒刑跟3％的長期徒刑；但在下一個情境「承上題，法院調查發現，小張患有精神疾病，長期進出醫院。您認為小張應該被判死刑、無期徒刑還是長期徒刑？」中，認為小張應該被判死刑的民眾陡然下降到34％，為五種調查情境中最低，而有44％認為應該判無期、18％認為是長期徒刑。
也就是說，我們認為殺童最該死，同時也認為精障者不應被判死，當你可以為行為負責時，超過8成的民眾認為殺童的惡人就該賠命，但當你的行為比起透過理性背書的人類，反而更像是動物般無法判斷行為對錯時，更多人認為應該是透過無期徒刑防止你再犯比死刑更重要。
而那34％認為應該判死刑的民眾，依據小燈泡媽媽（幾乎已是我們所能想像中，最理智的受難家屬）的說法，可能是認為：「現行制度在法院給予無期徒刑判決時，被告有可能在未來仍然存有假釋的機會與可能，然而目前卻不存在任何一個有效的、足夠積極的，社區處遇以及追蹤關懷的機制存在。」
小燈泡媽媽在庭外落淚，身旁記者無不動容。（圖片取自自由時報）
這部份，可能是回應法院在之前的新聞稿曾提到，考量無期徒刑有假釋可能，為使被告將來假釋後得以長期接受治療，依據刑法87條，將在刑期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顯然，家屬認為這樣的措施是不夠的。
反思馬戲團老虎的例子，我們該如何面對一隻傷人的老虎？可以預期的是，認為老虎該死的比例肯定比34％更低，即使老虎再犯的可能性幾乎是100％，但多數人仍會認為只要把老虎永久隔離就好了；但在精障者身上這問題就會複雜許多，因為他的理性可能比老虎多一點，這使他要承擔比老虎更多責任，但同時也使他的再犯性比老虎低，可是目前，無論法律（無假釋無期）或是社會上（持續治療），都還沒有一種方法，可以保證精障者永遠不再犯。
但是，這種法律或社會上的缺陷，是不是能成為我們奪取他們生命的理由？或者，如果馬戲團安全防護不周，始終會衝出具有攻擊性的動物，是不是可以成為我們殺死那些動物的理由？
討論完老虎跟馬戲團，最後，我們要討論觀眾，也就是我們自己。
絕大多數的精障者是沒有攻擊性、甚至攻擊傾向低於一般人的，統計上他們真正遠高於常人的是自殘的比例，但社會常常會對他們有所誤解，包含本篇用老虎當例子也可能是在加深錯誤的刻板印象，而這種錯誤的刻板印象使他們在精神疾病的困擾外，還要額外面對社會不友善造成的壓力，我們就是馬戲團籠子外的觀眾，以為自己只是置身事外的第三者，但其實我們因為不了解導致的錯誤舉動，都使我們成為整起事件社會因素中的一部分，要如何改善這個環境，不只是政府的工作、也不只是受難者家屬的期盼，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也是我們必要的反省。
有時候，我們對待人的方式，還不如我們對待動物。
台戲《我們與惡的距離》也是討論相關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