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荀文若
此前不久，中國官方才預告推出《大國戰“疫”─2020中國阻擊新冠肺炎疫情進行中》（簡稱《大國戰疫》）一書，據了解，該書內容主要是讚頌中共如何有效阻擊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故事。然而，就在各界輿論對於此時出版該書發出批評後，該書便已先悄然下架。由此可見，這種急就章式的歌功頌德文化，仍是大陸官場始終揮之不去的難題。
該書主要是由中共宣傳部以及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共同指導，由五洲傳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聯合“緊急編輯製作”，大陸官媒甚至還表示，未來將推出英、法、西、俄、阿拉伯語版等各國語言版本，向世界推銷北京此次抗疫的成效。
然而，從實際狀況來看，疫情發展迄今，斷斷尚未到已可出書稱如何阻擊病毒的階段。中國大陸確診病例與死亡案例雖然已逐日下降、甚至全球各地的單日病例也超越中國大陸的數字，但這絕不代表大陸對抗疫情已經成功，對那些早已失去家人朋友的民眾、對那些還在醫院裡頭與病毒搏鬥的病患們、對那些真的在第一線奮戰的醫護專家們而言，在這個節骨眼兒出書沒有任何幫助。
可以說，當前仍處疫情未結束、病毒的來龍去脈未明朗、眾多專業人士還在努力調研之際，且疫情爆發後產生的各項錯誤與責任都未釐清時，官方就欲透過出書自我宣傳，讓外界看到大陸官場中依然存在著歌功頌德的文化，即便中共中央過去已強調要注意“低級紅”、“高級黑”的問題，但由這次《大國戰疫》倉促出書的過程來看，種種問題不但未解決，甚至有加深的傾向。
不過，這種歌功頌德文化、乃至於馬屁文化，不單是大陸官場獨有。海峽對岸的台灣，長期以來也有許多相關的案例可茲分享。2005年時，在台灣高等律師考試語文一科中，閱讀測驗是以陳水扁抨擊國民黨的談話內容作為考題，作文題目則是“律師性格與國家領導”，明顯奉承律師出身的陳水扁。
再者，國民黨籍的前苗栗縣長劉政鴻，為“感念”馬英九年年到該縣馬家莊祭祖，任內在該縣設立“馬英九奮鬥館”，甚至還特地為該館拓寬道路，被當地民眾戲稱為“英九大道”。如今，馬奮館已成為有名的“蚊子館”，當初耗費的公帑究竟得到多少回報，路人皆知。
又如2019年時，台灣空軍高教機被命名為“勇鷹”，消息一出外界一陣嘩然，因為勇鷹的諧音就是“擁英”，莫非軍方是要在選前向蔡英文宣誓效忠，抑或是拍蔡英文的馬屁，同樣引起社會不少的討論。
從《大國戰疫》到“勇鷹”、從“總書記來過我的家”到“馬奮館”，兩岸雖然是不同的政治體制，但官場對於領導者、對當權政體的過度吹捧，展現出來的畫面卻都是一個樣。與其拍政治人物的馬屁、對他們歌功頌德，倒不如真正體察民意，了解普羅大眾最要緊的需求。一旦實事做得好，絕對比花錢印書、蓋蚊子館更容易受到民眾擁護與愛戴，更是最好的宣傳，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