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防疫、政治運動和績效合法性的困境

香港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系教授金冬雁最近分析中國無當的防疫，再回顧芝加哥大學社會系教授趙鼎新2012年一篇討論中國會不會爆發革命的舊文，加起來恰可說明習近平掌政下中國的治理困境。

金冬雁從2020年疫情爆發之始就主張與疫情共存，因為冠狀病毒演化的方向是尋求生存，很多病毒在自然界已經存在許久，但並未造成蝙蝠的大量死亡，就是因為走到共存的狀態，人類終將走到那一步才能從疫情中脫離，回歸疫情前的正常生活，也就是說社會中的疫情全面大爆發終將是不可避免的，差別在於如何降低過程中付出的生命與醫療資源代價，例如有效的疫苗施打、分流隔離和及時醫治。

因此他認為中國當前防疫不但徒勞無功而且自相矛盾。中國2020年憑藉嚴厲貫徹封城清零成功遏制疫情，但至今日反而使中國成為世上僅有尚未經歷大規模感染的社會，病毒從武漢原始株一路到Omicron，學會降低毒性與人類共存，實證數字顯示致死率已經低於流感、傳播力卻增加數十倍，清零必定無以為繼；更重要的是，即便階段性完成清零也只是延緩下一波大爆發的到來，真正要讓疫情走向地方性的局部現象，還是要靠社會集體免疫；因此，與其逃避全面爆發，不如主動做好準備，例如老人病弱的重點群體逆向隔離，住進有效照護和防疫的老人村，以及批准遠較中國國產疫苗更為有效的mRNA疫苗。換句話說，只要中國不願意面對與病毒共存，一旦清零封控失守，很可能上演歐美2020年社會大規模傳染的情景（儘管病毒株毒性已減弱許多）。

習近平2012年上台大力反貪和嚴肅黨紀，展開多次政治運動，要求中國共產黨員重拾理念、風清氣正，典型事件包括薄熙來和周永康案、秦嶺違建別墅事件、「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和黨史學習教育等多次灌輸意識形態的集體教育學習，以及將黨紀處分的標準與立案大幅向政治正確、對黨忠誠修改，目的除了挽救改革開放以來因嚴重貪腐逐漸失去民心和正當性的中共政權，也同時是為豎立習近平個人權力的獨尊地位和意識形態的絕對權威。但絕對正確的意識形態和施政方針付出的代價是一旦判斷錯誤、後果將極其嚴重，而且難以調整錯誤路線，並涉及深層的中共政權正當性問題。

趙鼎新2012年的「當今中國會不會發生革命？」一文把政權的合法性分為「意識形態」、「績效」和「程序」三者，意識形態指的是社會的核心價值，績效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程序是當權者取得權力的過程。一個穩定的政權往往是具有意識形態和程序兩者，因為只要具備這兩者，績效不佳的政府下台後不會造成國家瓦解，換人執政也能舒緩民怨；社會倘無共同的核心價值（即無意識形態合法性），即使有民主選舉（程序合法性）也會造成撕裂和民主內戰。

而中共的狀況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破產，卻又不肯放棄一黨專政、尋求民主的程序合法性，於是只能把合法性建立在績效，主要就是年年兩位數的高速經濟成長率，以及處處彰顯萬能的大有為政府形象；但是績效合法性會有內在的困境：經濟不可能永遠高速成長，民眾對公共服務的標準和要求只會越來越高，最終會造成中共合法性的危機。

這個績效合法性的困境也反映在防疫上。中共為了彰顯防疫模式的優越和西方的失敗，2020年還高調開召開抗疫表彰大會，同時遲遲不批准mRNA疫苗（最近傳出早早取得BNT代理權的上海復星傳出財務危機），同時不斷宣傳病毒的可怕：中國人口多、各地區醫療資源不平均，放手共存即使死亡率低、絕對的死亡人數也將相當可觀，使恐懼的民眾更盛讚果斷封控的中共高效有能、還指著西方說給你們答案了還不抄，結果現在自縛手腳、陷入路徑依賴的泥淖中：不少人支持清零，且很可能認為為什麼2020年做得到清零、現在卻做不到，他們不會因為Omicron傳播速度遠高於武漢原始株而體諒政府；習近平多次表示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防疫，把功勞攬在自己身上、也難以自我否定，只能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壓著地方貫徹清零，無法華麗轉身宣布與病毒共存。

經濟成長總會起伏，硬是要把GDP撐在一個高水位，勢必導致資源錯誤配置（如殭屍企業）和生產效率低落；同樣地，疫情情勢持續變化，一招走天下的清零防控對經濟和社會民心傷害巨大，勢必無以為繼。儘管中共近三四個月來為了經濟和社會運作已經在清零封控的前提不變下放寬局部的防疫措施，如入境隔離時間縮短、擴大可入境外籍人士範圍，但如果「二十大」後還不硬著頭皮轉彎，等到再一次像上海那樣大規模爆發疫情，代價絕對更加高昂，且更加耗損績效合法性，最終恐怕只能依賴赤裸裸的暴力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