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CNN政治評論家Josh Rogin 日前以「讓中國管理世界財產權不是一個好主意」為題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篇文章,他表示中國正努力遊說各國讓其接管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的行為很可能危害日後世界的科技與經濟。如果未來中國真的贏得總幹事一職,將無異於「引狐入雞舍」,甚至比這個情況更糟,就像是「選銀行搶匪來當銀行行長」一樣。(一種智慧財產權buffet的概念?)
▍問題在哪?
WIPO建立於1963年是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之一,致力於保護世界各地的智慧財產權,主要負責跨國界的智慧財產權保護、解決爭端、提供智慧財產權合作的資訊和制定智慧財產權服務的相關政策等等,管理了23個國際條約。對台灣而言,雖然台灣不是WIPO成員國,但台灣所加入的WTO當中的一項規範「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其許多內容也須配合WIPO的規範,因此台灣就算不是成員國,也得跟隨WIPO所制定的大框架。對美國而言,中國竊取科技技術的行為一直都是貿易戰的核心衝突之一。2018年美國調查局、中央情報局等六位局長曾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世界威脅」主題聽證會作證中國試圖通過電信公司、學術界和合資企業來獲得敏感技術和知識產權;美國司法部2018年的報告指出中國駭客竊取美國商業機密和智慧財產權的行為已經是近20年來公開的秘密;白宮則曾預估,中國的科技盜竊和不公平的商業行為已造成美國每年損失570億美元。儘管有美國嚴厲的控訴,可能還是難以熄滅中國掌握世界智慧財產權的野心。今年三月,83個國家將會投票選出WIPO新的總幹事,而作為四位副總幹事之一的中國籍角逐者王斌穎則被普遍認為很有可能勝出…。
中國領導全球智慧財產權體系的企圖聽起來可能會令人不安,但更令人憂慮的是它只是大計畫中的一部分 — 中國正試圖領導全球重要的國際組織。從中國這些年來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的行為可以發現到,中國其實非常了解在全球治理中扮演重要領導角色的重要性。舉例來說,目前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的領導人中,中國就佔了五位,分別是國際貨幣組織(IMF)、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國際電信聯盟(ITU)、國際民航組織(ICAO)和聯合國農糧組織(FAO)。中國官媒對此曾在2015年自豪表示,「每年平均有一位中國籍官員入主國際組織」。
▍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
首先,我們可以從中國投資IMF的變化推測,中國爭取領導地位其中的一個目的是增加「國際話語權」。由於近年中國在IMF出資份比不斷上升(大約從4%上升到6%),使得中國在IMF中的投票權(voting power)也跟著大幅擴張。現在雖然暫為世界第三,但只與出資不斷下降的第二名日本差0.06%而已。這或許沒什麼,但如果這個國際組織因為換了中國籍的領導人後就與中國密切合作可能就有些奇怪了。Josh Rogin在華盛頓郵報中提到,當中國的趙厚麟在2015年成為ITU的秘書長,ITU就開始與中國增加合作,包括推廣中國「一帶一路」和為中國電信龍頭「華為」辯護;2017年中國的劉振民被任命為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DESA)副秘書長,DESA也開始推廣「一帶一路」的政策,並與北京當局合作在中國建立一個「大型資料研究中心」。此外,去年美國CNA智庫學者Kristine Lee 曾在Foreign Affairs 雜誌撰文表示「中國正利用聯合國作為合理化獨裁行為的舞台」。為何她這麼說?2011年,當美國減少給聯合國教育、教學及文化組織(UNESCO) 8000萬美元的年度預算(約佔其總預算22%)時中國便趁機填補。過去十年來,中國對聯合國增加了五倍的資助。透過這樣的投資,中國試圖消除他國對其處理西藏、新疆、台灣問題的不滿。此外中國亦為委內瑞拉、敘利亞等備受批評的獨裁政權辯護,宣揚「國家主權應該要允許政府以內部安全為名否認少數及個人的主張」。先前被紐約時報披露大規模迫害新疆人的中國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之一被許多人認為是笑話,但更多的情緒應該來自對國際現勢血淋淋的悲哀,因為崛起的中國正利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聲、企圖扭曲普世價值,甚至辯稱「國家可以根據其環境選擇保護其人權的模式」。2019年,37個包括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等大多數來自非洲和中東的國家寫信讚美中國在人權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並表示支持中國對新疆「反恐和去激進化」的行動。
▍國際組織「中國化」
如果認為新疆人權議題讓許多國際組織「中國化」得不夠明顯,或許我們可以從台灣角度來看看這些國際組織的態度。2016年中國孟宏偉上任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主席,同年台灣首度申請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大會、2017年申請該組織來台協助世大運活動維安皆遭拒絕,並被該組織建議改洽北京中央當局處理;2016年,十多年來皆以非政府組織或專家身份參加FAO會議的台灣,竟在會場內遭中國與會人員施壓而被驅離出場,中國屈冬玉則在2019年當選FAO的主席;曾在2013年受ICAO理事會主席以「特邀貴賓」身份參加大會的台灣,在中國柳芳2015年上任秘書長後,2016年未再受邀。除此之外,最近ICAO在武漢肺癌爆發後還拒絕提供台灣疫情資訊、在面對挺台加入ICAO的言論竟然大舉封鎖帳號;前WHO幹事長陳馮富珍(香港籍)在任期間台灣得以在2009年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在2017年之後因政治問題未再受邀,接任的譚德賽(衣索匹亞籍)在全球陷入武漢肺癌爆發期間竟未將疫情列為緊急事件,甚至在疫情散播至其他國家的狀況下稱讚中國「值得全球感謝」…。日前,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睿哲便表示,如果2300萬的台灣人沒辦法從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中受益,就很難真的稱它為「世界」衛生組織。(按照這樣的邏輯,那些把台灣排除在外的國際組織可能都不夠格被稱為「世界」或「國際」了!)
▍小結
國家間的良性競爭不是壞事,而國際組織的「中國化」照同理來說也不會是,然而事實卻非如此。美國民調智庫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在2018年指出,7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過去十年來在世界的地位變得更重要,但卻只有19%的人認為世界若由中國領導會更好(美國則有63%)。可見中國崛起後的經濟以及重要性並未轉換成世界對其領導的支持,更多的反而是反映著對它崛起的憂慮。這樣的憂慮應是來自於中共的本質,除了其專制的治理方式,其中之一便是面對問題時的反應:中共總是將政治利益置於所有事物之上。如果中共的思維跟處理的方式不變,讓中國領導國際組織很可能就是個邀請狐貍看守雞舍的行為令人難以放心,因為就算他現在什麼都沒做也難保他以後不會做什麼。我們也該思考,這樣的國際體系與這些國際機構,是否真正是為了人類的福祉而服務,而台灣不會是這個背景下的唯一受害者,至少現在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