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於3月2日一篇題為 "As Coronavirus Numbers Rise, C.D.C. Testing Comes Under Fire" 的報道指出CDC 自2月開始便向全國各地的國家和地方實驗室提供新冠病毒的檢測試劑。然而,試劑投入使用一星期後,CDC在2月12日才發現這些試劑存在缺陷,檢測結果並不可靠。CDC要求各地實驗室把樣本和檢測結果寄回位於亞特蘭大的總部,進行調查。CDC曾承諾提供一個三步檢測的替代方法,但承諾沒有兌現。CDC只解釋是因為生產過程出錯。最後CDC 終於推出了一個兩步檢測的替代方案。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專家 Dr. Michael Mina 指出研發病毒檢測試劑一般不是甚麼困難的問題,這樣的失誤「超出了任何人對CDC 的期望」。而CDC至今也沒有解釋他們在製造試劑的過程中遇到了甚麼障礙。
該文章進一步指出,德國其實早已研製出有效的新冠病毒試劑,而且很快被世衛組織採用並向全球各國配發,也得到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認證。但美國CDC仍然堅持自行研製試劑,對此 Dr. Mina批評, "It's just a very American approach to say, 'We're the U.S., the major U.S. public health lab, and we're going to not follow the leader."
在3月4日前,CDC不建議醫生對任何有發燒、咳嗽和呼吸困難等病癥的人士進行新冠病毒檢測,只建議針對具有以上病癥、加上有曾到疫情爆發地區的旅遊史或與確診患者曾有密切接觸的人士進行病毒檢測。《時代》雜誌的報道指出,部分公共衛生專家曾警告美國現時可能只是因為有太少人接受過檢測,新冠肺炎個案數字才會這麼低。《大西洋》雜誌的一篇題為 "The Official Coronavirus Numbers Are Wrong, and Everyone Knows It"更詳細地分析為什麼美國的確診數字會低於已感染的數字。文章指出在2月底美國已出現沒有外遊記錄的確診個案,有確切的證據證明新冠肺炎已至少在華盛頓州出現社區傳播,但CDC並沒有及時擴大接受病毒檢測的覆蓋面,反映遲緩。問題的關鍵是,當民眾是看著數據判斷疫情,而當檢測標準過窄導致數據不能反映實際情況,這只會令民眾對疫情掉以輕心。到政府擴大檢測的時候,伴隨著確診數字的激增只會令民眾更為恐慌,而到時候也更難判斷個案激增是由大規模傳播造成還是擴大檢測的結果。
擴大授權讓更多實驗室自行研製檢測試劑、下放權力予州份公佈檢測數字、擴大檢測範圍 ----這些措施加強了美國的疫情防控能力了嗎?《大西洋》雜誌一篇題為"Exclusive: The Strongest Evidence Yet That America Is Botching Coronavirus Testing"的獨家深入調查報道,分析以上措施的效用。透過訪問公共衛生官員和全國調查,他們發現:
這些事件令媒體再一次關注美國的醫療債問題。《時代》雜誌一篇題為"America's Health System Will Likely Make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Worse"的報道指出,在2019年,82%美國工人購買的醫療保險含有自付額 (deductible)。他們平均須要自行支付US$1,396的醫療費,在此金額門檻以上的醫療費用才受保險覆蓋。然而,有接近40%的美國成年人反映他們
如果想更深入了解美國的醫療債務問題,可參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與《洛杉磯時報》在2019年合作進行的一項調查。值得留意的是,9%的受訪者因為負擔不起醫療費用而宣告破產,25%的受訪者表示難以支付醫療費用。醫療保險費在過去十年上升了54%,然而國民平均收入同期只上升了26%。醫療開支這根擔子之重,可見一斑。
要更深入了解美國國民為何負擔著如此沉重的醫療負擔,可從了解不同醫療制度入手。美國Physicians for a National Health Program的網頁介紹了全世界四種主要的醫療制度模式,而《菜市場政治學》一篇題為『先搞懂全球這四種醫療服務模式,你就知道台灣全民健保是「福利」 還是「保險」』的文章就翻譯並加以分析了這四種模式的利弊。概括而言,這四種制度模式分別是:
另一邊廂,美國另一位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oseph Arrow) 卻對美國醫療市場化提出另一番見解。在1963年,阿羅教授敏銳地察覺,醫療是最市場失靈的領域。完全競爭市場下,應該有無數消費者,無數的生產者,信息相稱,他們皆不能影響價格,消費者和生產啫在市場上博弈,市場才能有效率運作。然而在醫療市場裡,病人是被動消費,從診斷到用藥、檢查、手術,患者的判斷遠遠比不上醫生,所以必須依靠醫生的診斷和抉擇,因此醫療消費是醫生替病人做主,信息嚴重不對稱。這便意味著醫生有能力通過專業技能欺騙患者,獲得更多收益。醫療市場的干預(例如發放執照等)就在於克服患者同醫生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但是,美國保險市場趨於高度競爭化,病人議價能力低,而掌握著議價權的醫院等醫療服務供應方機構則有能力和誘因索要高昂的醫療服務價格。而且,由於美國政府對醫療服務價格並沒有明確的價格管制,這就進一步導致了醫院方面在議價當中的優勢,而病人則處於弱勢,無奈地承受昂貴的醫療費用。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Quartz》的一篇題為 "A history of why the US is the only rich country without universal health care" 文章探討了美國現今醫療制度種種問題的歷史緣由,原來也涉及意識形態之爭。美國當前的醫療體制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4年,歷史上第一間政治公關顧問公司「選戰公司」(Campaign Inc.)的創始人就代表加州醫學協會反對加州州長推行用社會保險體系支付的強制性醫療保險計畫。他們警告和遊說民眾和報紙,所謂的「社會化醫療」是正在與美國打仗的納粹德國發明的,因此要堅決反對政府干預健康醫療事務。其後,他們又代表美國醫學協會阻止杜魯門總統( Truman)於1949年提出的公共衛生計劃。他們常用的策略包括利用反共反蘇情緒鼓動民眾反對「社會化醫療」,試圖令民眾相信「私人醫療優於其他由國家主導的醫療體系」,最終成功將民眾從支持轉而反對杜魯門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