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外交是中美結構性競爭的風向標
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一、中美結構性競爭方向不變
新冠疫情使得美中關係在川普任期末段加速惡化，不僅抹煞了2020年初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贏得的短暫緩和，還使雙方的敵意延伸到全政府、全社會乃至啟動了科技、教育、金融、意識形態等全領域的對抗，使原本環繞崛起中國週邊所有的地緣政治熱點都更加緊張。除了中美和全球貿易連結比冷戰與更早時期都更加綿密，難以立即「斷鏈」（decoupling），所有其他方面，大國對峙的形勢都比1914年前夕的英德對抗猶有過之。
雖然川普敗選，拜登上任後也精準地選擇農曆春節與習近平通了兩小時的電話，但隨後拜登團隊一如選前表明的，全力啟動「美國回歸」（America is back），藉由七大工業國（G7）、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未來將召開的「民主峰會」（Summit for Democracy），從前述「全領域」各方面重整旗鼓，嚴陣應對「中國挑戰」。顯然，宣傳「中國拜登」的陰謀論者完全錯了。如布林肯國務卿（Antony Blinken）所言，川普團隊制衡中國的方向從美國利益而言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川普、龐佩歐（Mike Pompeo）等人對華競爭的「方法」不對。
二、全球抗疫合作不彰、富國囤積引詬病
疫情是這個競賽中短期的重頭戲。從「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的角度看，中美表面上也同意，就像氣候變遷與減排，共同防疫理應是超國界的、部分兩強應該合作的領域。而且相信這些議題在拜習兩小時通電中，不止佔了一些時間，也是少數雙方都能友好相待的話題。但雙方通電迄今，兩國有關領域工作層級都不見任何後續溝通和推動，人們反而看到的是中、美兩大陣營繼續在有關的國際論壇上相互競爭、爭取支持。
較早展開試打的中方科興CoronaVac疫苗和稍後推出的國藥BBIBP-Corv疫苗雖屬傳統的滅活疫苗，卻更快、更多地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施打，有些國家衛生當局不僅正式批准上市，土耳其、印尼、智利、秘魯領導人也公開接種。在歐盟抱怨未能依約購得退歐的英國生產的牛津疫苗之際，中國疫苗又打入東歐的匈牙利與塞爾維亞，習近平且在日前中國--東歐17+1峰會提出與東歐疫苗合作。雖然援外總劑量還不清楚，北京官方指出已向53個開發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向22國「出口疫苗」。
三、中國倡議「發展中國家優先」，對西方形成宣傳壓力
聯合國秘書長與世衛總幹事等多次抱怨全球疫苗分配不均，將延後世界擺脫疫情的時限。美英等國研發技術與資源充足，接種行動迅速，外媒引述西方NGO的研究稱，美國、歐盟、英國、澳洲、加拿大和日本預定與囤積的劑數，已遠超過需要數達10億支。但其歐陸盟國與加拿大卻苦於「下訂但拿不到貨」的窘境。目前全球接種率最高的除了以色列與阿聯兩個小富國外，主要大國由美英領先。在北約中，還出現土耳其領先德法的奇特現象。加拿大人口僅不足4千萬，訂購了4億劑疫苗，卻貨源短缺。但像是俄國「衛星」疫苗也是較早問世並在阿根廷、委內瑞拉等國施打，且獲得印度同意合作生產，但美國與烏克蘭等則禁止使用，並制裁俄方參加研究的機構。西方集團內部抗疫合作的混亂與對中俄的抵制，直白地證明「本國優先」與「生物權力」（bio-power）在地緣政治對抗上的重大作用。
中共外長王毅在19日出席安理會疫苗問題部長級會議時，指出疫苗赤字的實質是「產能赤字」與「分配赤字」，要求落實由世衛組織領導抗疫、「疫苗計畫」（COVAX）應該實行「發展中國家優先」原則，並在稍早聲稱將先向COVAX提供1,000萬劑給「急需的發展中國家」。去年5月美、澳等國曾在世衛大會提出「獨立派出調查團」調查中國疫情，提案遭到修正為「在世衛領導下」的訪查。今年2月訪團甫結束武漢實地調查後，專家團成員排除武漢病毒所流出病毒的可能，另指出疫情可能在2019年10月或更早在中國其他地方出現，對華議題壓力削弱；加上北京有針對性地高舉發展中國家優先原則，相信已對美英與西方集團形成巨大壓力。
四、美英與G7緊急出手，贏回道德高地路漫長
拜登參選時就承諾，美國要重回世衛與氣候變化公約等非傳統安全多邊機制，才是因應中國挑戰的有效方法。布林肯出席安理會疫苗部長會議時，也承諾將向世衛撥款兩億美元，如能兌現，已能填補之前華府拖欠的8,000萬美元欠費。同一時間舉行的G7峰會亦發表聲明稱「包括獲取新冠肺炎工具加速計劃（ACT-A）和COVAX的40億美元金援，七國集團將援助之金額經達到75億美元。」一向關心非洲的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呼籲美歐將生產的5%給予發展中國家，獲得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響應，接種領先的英國也承諾將剩餘疫苗優先提供，但美國對此又有所保留，務實作法與中國當年文革貧困之際還大舉援助坦尚尼亞蓋鐵路的「壯舉」頗有不同。（據統計，美國疫苗施打已逾4,000萬劑次，人口六千餘萬的英國也已施打1千7百萬劑次，人口3,500萬的加拿大仍不及100萬劑次，人口14億的中國施打約2,200萬劑次。）
事實上，西方集團無論在技術與資源等各方面，仍領先中國甚多。之所以在疫情問題上處於被動，除了政權體制與中國大陸有異，必須在民意壓力下優先滿足本國民眾的期待外，更關鍵的是近年來因為各國經濟問題造就的「新右派」，以民粹風潮鼓舞「本國至上」原則，不僅大大限縮了進步派推動「全球主義」的戰略空間，也使北京得到機會，緩解廣大「第三世界」對大陸爆發疫情的不諒解，與對中國復興的擔憂。
華府、倫敦等如果僅致力於鞏固在印度的對華監視計畫，卻忽視印度仍能與俄國、伊朗共同舉行海軍演習；或者封禁中方的傳媒喉舌，卻未能注意歷史視角中，自以為普世卻帶有雙標的問題；或加固「四方對話」的共同操作，卻低估了東協、韓國與大洋洲島國的自主需求，要確保對華結構性競爭，還要經歷一個漫長又充滿危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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