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陳炯廷
新冠肺炎病毒對社會帶來的威脅，不只是對生命的傷害，也包括對人民生計的衝擊。陳國樑向多維記者表示，台灣對疫情的控制還不錯，卻相對忽視疫情對經濟活力和消費規模緊縮的負面影響。
儘管政府為紓困振興所提出的財政刺激方案，從政府支出的名目上已翻倍增長，從第一波紓困的600億元到現在要“破兆元要救台灣”。然而，陳國樑從財政專業的角度，剖析這宣稱有1兆多元的紓困振興經費，實際上是個被“嚴重灌水”的數字。
談及這破兆元的數字是從何而來時，他感嘆地表示，在紓困振興的財政刺激方案中，只見政黨朝野對立下的“喊價”，卻看不見任何決策背後有何論述與評估，更看不出有什麼能讓台灣經濟在疫情后可向上提升的規劃與視野。
針對這破兆元的紓困振興方案，陳國樑指出，這其實是納入政府提供優惠貸款的7,000億元額度，以及所謂“移緩濟急”，挪自其他支出的1,400億元。他解釋，政府提供的優惠貸款額度，指的是在這個額度內，政府可以提供的利息優惠或免擔保補貼。以企業貸款的利率6％試算，可優惠免息6個月，等於借一筆錢可省下3％利率，假設這7,000億元都可以省3％的話，其實只有210億元的利息補貼。
所謂“移緩濟急”的預算部分，陳國樑則強調，這根本不能被算入紓困振興的支出裡，否則就有重複計算支出的問題。換言之，實際上政府僅編列2,100億元的特別預算，包括在3月時已編列的600億元，及近日（4月21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要追加的1,500 億元預算（視情況最多可再編列2,100億元預算），加上前述的貸款利息補貼，實際的支出規模並非破兆元，且迄今到位的法定預算，仍只有600億元。
“政治喊價”下的紓困預算
“究竟紓困振興的規模要多大，取決於疫情對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陳國樑說到。如何科學、實事求事的評估疫情對於經濟衝擊？他認為有四個參數要考量，包括疫情發展的風險評估；台灣經濟規模的大小；經濟規模國際化的程度，假如越依賴國際市場，紓困振興的方案也要越大，最後則是人口結構。
陳國樑無奈表示，在台灣行政院高層每日召開的“紓困記者會”，他聽見兩次官員們在面對記者提問“疫情會對失業率造成多大的影響”時，竟然沒有答案。他說“假如連這基本的傷害都不知道，如何推估所紓困振興所需要的政府支出規模呢？”
對於整體紓困振興預算規模的形成過程，陳國樑總結到，“就是一連串政治衝擊、朝野對立下的喊價結果。”大抵就是在野的國民黨喊出多少預算後，執政的民進黨就據此再向上加碼，其中完全沒有思考、評估疫情究竟對經濟造成多大的衝擊。
陳國樑說，這種“政治心態”主導的現象，也展現在紓困振興的手段上，執政當局就是“他（國民黨）做過的，我不做”。即便在某些事情，換個方式做會比較好，但執政者卻不會怎麼做，拒發消費券就是一個例子。
此外，台灣執政當局欠缺一個大視野來主導、思維如何讓台灣經濟能向上提升，更是問題所在。因此交由各部會由下而上提出來的紓困振興預算，就給人一種“小鼻子小眼睛”的感受。
發折扣券不如直接派錢
面對疫情衝擊下的經濟疲態，政府到底要透過什麼手段來刺激消費和經濟？2008年金融危機後，國民黨執政時期，為刺激消費，每人發出3,600元消費券的經驗，被民進黨政府視為一個失敗經驗，認為消費券既無法穩定就業，也未帶動消費，甚至產生替代消費的效果。
在消費券成為“前車之鑑”下，民進黨政府於是提出了“酷碰券”（取自英文coupon的諧音）的構想，更聲稱發酷碰券，政府每支出1元，就能帶來4倍至10倍的“乘數效果”。例如台經濟部長就指出，發現金民眾可能會“省起來放口袋”，無法促進消費，但酷碰券提供25%的折扣，民眾可能為了政府1,000元的折扣，會先花4,000元消費。
對於官方主張酷碰券能帶來的神奇加乘效果，陳國樑駁斥，這是誇大“乘數效果”、誤導社會大眾的“神蹟”說詞。陳國樑從民眾的“效用滿足感”、“刺激消費效果”、“交易成本（方便使用）”、“行政簡便度”等四大面向，評估現金、消費券和酷碰券之經濟效果，綜合分析的結果顯示：現金的效果，在大部分情況下都優於消費券和酷碰券（大部份時間，現金也等同於消費券），而且當經濟體系中想用錢卻沒有錢用的人越多，現金或消費券在刺激消費的效果越好，至於酷碰券則是各項評比中效果最差者。
陳國樑指出，酷碰券本質上其實就像賣場中可見的“折扣券”，它只是換個比較“酷炫”的名字而已。它的缺點有二，一是會限制民眾購買的財貨，但人們不見得需要該財貨；二是它要先消費才能獲得折扣，但這對於沒有錢用的人而言（如失業者） ，酷碰券根本沒有任何刺激消費效果。
他笑稱，酷碰券唯一的優點，就是政府花費的錢，會相較發現金或消費券來得少，原因很簡單，“因為人們不會使用”，就如同過去成效不彰的“夜市券” ，他強調“現在可不是替政府省錢的時候”。
即便消費券確實有替代消費的效果，現金可能有一半會被存起來，但假如“消費券跟現金在刺激消費的效果都不好的話，那酷碰券更糟。”
派錢時該不該“排富”
假如政府決定要發現金或消費券，是否要有排富機制的問題，陳國樑認為雖然富人不須紓困，但問題在於“如何定義誰是富人？”有國民黨立委倡議，可根據上一年度的綜合所得稅資料分級距發放，但陳國樑說，這可能會讓一些去年薪資所得高，今年恰好受疫情減少收入或失業者（例如某些台籍幹部），被排除在補助之外，承受雙重打擊。在此同時，也會出現有某些靠股票交易，生活優渥者，卻能拿到補助的不公平現象。
在疫情衝擊人民生計的特別時期，陳國樑認為，發放現金時不該區分“誰是富人”，但政府可以製定鼓勵機制，讓不需要這筆錢的富人，要不就花掉所有消費券，不花也可以捐贈給社福或弱勢團體，搭配租稅扣抵為誘因，讓邊際消費變成百分之百。
疫情下的經濟對策指引
陳國樑坦言，發現金或消費券還是不夠好，比較理想的方案，是政府能進行大型的基礎建設投資，這對經濟效果的刺激最大，因為這能創造就業，就業又會帶動消費，消費又能促進下一波的需求，但他困惑的是，有誰具備這樣的視野呢？在這個情況下，退而求次之的做法就是發現金或是消費券，要說最糟糕的手段，非酷碰券莫屬。
對於新冠肺炎疫情對社會、經濟帶來的鋪天蓋地攻擊，陳國樑認為曾任奧巴馬首席經濟顧問，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賈森·弗曼（Jason Furman）在疫情時期所提出的六大經濟政策指引，非常值得台灣決策者參考，包括：一、過無不當、只怕不及；二、盡可能使用現有機制；三、於有需要時發明新的方法；四、多樣化、不須擔心重複或製造出意外的“贏家”；五、盡可能將私部門列為計畫的成員；六、須確保政策反應強且持久。
此外，陳國樑特別加上了第七點，保障弱勢族群和失業勞工，因為他們是在疫情中受到最大傷害的群體。他說，在面對系統性危機時，政府對這些人的紓困和保障仍是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