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北海遺音

陳寅恪表弟俞大綱先生（1908年6月10日－1977年5月2日）故世時，台灣河洛圖書出版社曾編印過一套全集，《寥音閣詩》為其中之一。

但「全集」其實很難收得全，究竟還會有多少作品有待補輯，誰也不曉得。不過俞先生有抄錄詩稿送給友人的習慣，或許由當年他常相過從的一些老輩那兒仍能找到佚篇亦未可知。

我就曾在張眉叔先生處見到一本俞先生在民國四十四年自抄的《寥音閣詩》。錄的詩只有十首，大抵為先生滯留香港及來台初期之作。

但此一抄本另外過錄了所謂「弱冠集舊稿」，抄了二十三首，有跋尾云：「右三十以前所作詩。民國二十二年，李庸莘刊之於故都北平。並收勞貞一陳槃庵詩，附以庸莘自作，題曰《北海題襟錄》。

俞先生說：「時諸君子與余皆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治文史之學。所址在故都北海靜心齋也。翌年春，庸莘病歿，未數月而抗戰事起。二十年來迭遭大故，文史荒廢，遑論詞章！去年復與貞一槃庵相聚台北，與話往事，各抱辛酸。因相約重寫舊稿。蓋庸莘所刊，喪亂中皆無復存本矣。茲就記憶所及，手錄於右。少年之作，無可觀者，唯其中〈過晦聞先生故宅〉等篇，極邀散原姑丈之賞。餘雖未嘗愜意舊作，今也則無，信乎古人有才盡之說也！」

俞先生為陳散原外甥，與陳衡恪登恪寅恪為表兄弟，故其詩學本諸外家。《寥音閣詩話》共收錄詩論六十篇，前面十五篇都是述散原行誼及詩風的，後面比較陳散原與鄭孝胥、或論陳方恪詩詞、談陳寅恪之談《再生緣》《元白詩箋證稿》等，都可以說明這層淵源關係。

我曾見過俞先生所刊散原先生手寫詩稿一冊。事實上，商務印書館所印《散原精舍詩集》前面周棄子的序也說過俞先生詩學頗得諸散原。

不過，俞先生自己的作品其實並不像散原那樣近乎宋詩的原貌。我覺得這是因為他還有另一種淵源，那是從湖南來的傳統：他的舅舅曾廣鈞，是曾文正嫡長孫，所著《環天室詩》格調近於晚唐。他很受這個脈絡的影響，故努力想要合義山和山谷為一體，但性氣所及，蓋多沉憂，故近於義山而遠於散原。

像〈過黃晦聞先生故宅〉：「舊業曾聞在講帷，今來猶許讀遺辭。九州寥泬人兼鬼。一命孤危淚是詩。衰國未容餘此老，窮鄉誰與卜新祠。春來門巷尋行跡，想像發眉隔凍枝。」，這樣近似散原而也被散原所欣賞的詩，殆為少數。大多數則是如：「辜負花時欠舉觴，遲來端為惜流光。已傷蕪穢辭寒蝶，別有風神對粉牆。委佩難追春婉晚，回頭如訴怨低昂。浹旬士女誇顏色，誰伴今朝半面妝。」（牡丹謝後作）這樣的風調。

俞先生晚年致力於戲曲，對郭小莊的國劇改革、雲門舞集的崛起都有很深的影響，而他本是詩人這一身份，卻因此而漸晦了。他自己在五十以後詩作也漸少，是以更顯得出少年、中年時代詩作之可貴。

《北海題襟錄》其實並不如先生所以為是「喪亂中無復存本」。據我所知，至少史語所就還有。我在前面引此以為說，只是為了要抄錄先生的跋。真正要輯佚詩，除此之外，尚有不少。我三十年前曾撰一文論俞先生詩，其中舉了些例子，有興趣者，不妨參考。

但本文的重點，其實不在這兒，而是想藉著俞先生來談談史語所的詩歌傳統。

誠如俞先生所說，史語所中勞榦、陳槃、李庸莘和他都擅長吟詠、陳寅恪也能詩。

故歷史語言研究所所治乃文史之學，其「語言」部份並不僅僅是語言學的，亦兼有辭章，且應與史學相浹為一。如陳寅恪、勞榦、陳槃，都是詩人而又為史學大家；史語所研究人員也因此而為一重要詩人團體。

然而，後來的學風似乎並不如此。考證氣味越來越濃，詩人性情漸漓，題襟唱和，遂日益寂寥矣。近年乃於史語所之外，另外成立文哲所，代表文和史正式分了家。這樣的發展過程，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俞先生到台灣以後終究離開了史語所。

其所謂「寥音」也者，本為高遠寥闊之寥，乃竟成為寂寥之寥。如今史語所中耽吟事者，如槃老、王叔岷、張以仁均已謝世。故北海題襟，徒存往跡；詩以存史，聊徵感慨而已。

這所顯示的，是一個詩人群的殞落。

其中，尤具象徵意味的是周天健先生。

中研院史語所之詩人，較知名者為俞大綱、陳槃、勞榦、王叔岷。像周天健這樣的詩人，則恐怕所中還有許多人不曉得哩。

周先生髫齡能詩，十二歲時在廬山聽戴季陶講經，曾呈詩，大獲嘉賞。十八歲便將所作集刊為《童心集》。其句如「簾捲多情應小住，泥香有約可重尋。」、「鬚眉坐領雙峰氣，旦夕相期兩卷書。」，均可見其詩才。少年才調，堪驚老宿。

民國三十年，他因高考及格，赴四川受訓，而進入中研院史語所。時史語所在南溪東莊栗峰，地名板栗坳。據周先生說，他們第一組讀書的地方俗名「新房子」。

這個時候，一方面與史語所中同仁治學為文，頗為愜意，如贈陳槃庵云：「載酒尚多留問字，壓裝初看遠行詩」，酬陳寅恪云：「異錄流傳一燈史，名山今昔兩詩人。留題甲子心猶在，入眼滄桑淚欲頻。」，皆可顯示這個時候是師友相得、精神上甚為愉快的。

但在另一方面，世亂方殷，身如飄絮，也是苦悶的。故〈三十二年舊曆除夕〉云：「歲時萬里亂難民，苦憶燈前白髮親。小醉漸余詩當哭，輕愁還與睡為鄰。多情自古天應老，入世能狂語欲真。縱有悲歡何處寄，亂山蕭寺著斯人。」。這位秉持著童心的詩人，剛入世，便飽嚐憂患了。

因此，戰後他竟不能安居於史語所繼續做學問。返九江、走上海、入北平、而抵東北。「盡諳世事漸無哀，瀛宇長吟一去回」「困人摩羯憎時達，犯夢蛟龍破海來。」，在艱困的時代，他勉力衝撞，希望能有所突破。而這樣的希望，大概也落空了，「秋蟲對怨商清夜，壞井生寒度暗風。」，再返南京，繼而輾轉回台。

當時傅斯年正擔任台大校長，以其在史語所的老關係，立刻請他至台大擔任秘書。

傅氏去世後，錢思亮依舊倚重他。後來錢先生轉任中研院院長，周先生仍繼續襄贊其文書工作。

我曾見過周天健先生一次，但覺其精神健爽，人如其名。隨即收到他的《不足畏齋詩存》，然後不一、二週，竟接到先生的訃聞，靈堂設在松山寺。

我去弔祭時，並沒有太多喧雜。靜靜鞠躬退出，曉陽在戶，頗覺惆悵。

不久，又聞松山寺火災，所存靈骨很受損亂，更是牽掛。

松山寺後來重新修建了一座報本樓，以安存歿。立碑為記時，找我動筆。動筆時，我就想到周先生以及那個詩人的靈堂。

先生少年英特，正是可畏的後生。但「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集名不足畏齋，難道不是自嘲自傷嗎？

本來在史語所中，是可以做點學問的，可是窘於衣食，困於時代，南北飄零。最後雖仍棲止於上庠、仍然回到中研院，卻在文書工作上消磨了大半生的精力。簿書酬酢，案牘勞形，為人之謀愈多，為己之學愈少。屈萬里先生序其集時說他「日夕塵鞅，竟不得專志於學。集中有句曰：『懶癖從知世是囚』，又云『居身猶拙稻梁謀』，知其志有未逮，而沈哀自見也」，確實很能道出他的心境。

他原本應該是個很有自己想法的人，很喜歡魯迅，有詩如「華國文章真寂寞，書商能說魯先生。」「無端魑魅窺人喜，一代聲文想杜翁。」；在大陸亂局漸成之際，也曾批評：「亡秦未必胡人在，變夏同驚漢臘殘」。

可是平生遭遇未能使他盡其才或成其學。甚至於，他文書勞苦之生涯，也未必能如黃山谷那樣享受「癡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的舒愉。

他曾有一度辭了台大的工作，赴南洋大學教書，何侗刪集老杜和劉長卿句送行，講得很好。那兩句詩是說：「彩筆昔曾干氣象，青袍今已誤儒生。」！此所謂天也，命也。

然而，生於斯世，如此命運者，豈獨先生一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