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識分子的教主人格​​問題

人因理性而不理性，是很常見的，型態也很多。

一種是只講理性，缺乏或排斥感性等能力，以致旁人看來純粹是呆子、神經病、不可理喻。毛奇齡討厭蘇東坡，別人說東坡也有好詩，「春江水暖鴨先知」豈不挺好？他就說：此詩便不合理，春江水暖，鵝就不能知道嗎？這種人，焉能跟他說理？

另一種，是理性精神過度申張，結果形成了理性的專斷。

例如鬼神問題，實事求是、尊重客觀證據，最多只能說有關靈魂不滅的各種證論尚不夠充分，尚不足以證明確有鬼神及上帝；神秘經驗及宗教體驗，又無法客觀化，故亦不易明了。卻不能立刻就說：因無法充分證明其為有，所以就是無。孔子說過：「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莊子也說：「六合之外，君子存而不論。」這是理性精神的適當分際。可是五四運動以來，強調理性的人，卻往往踰越了這個分際，形成了理性的非理性專斷。

還一種，是自居理性，把其他人都看成笨、沒腦子、不思維、都該打倒，故他們做出各種非理性的言行來，還自認為是正義的、是拯救了迷信者、是啟蒙了。

於是慣常表現出一種：我是真理、我是道路，你必須拋棄你的迷信，以服從我的拯救之態度。

像陳獨秀給胡適的信，說：「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之也。」這是公然替代上帝，在宣講啟示真理了。

陳獨秀是寫《偶像破壞論》《有鬼論質疑》的人，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種態度是與其批判偶像崇拜之理性精神一致的。然而結果如此。高揭「科學與民主」的五四，其不民主也如此！近代知識分子，多有此類「教主人格」，其可嘆也亦如此！

另外，根據克羅齊的看法，那些背棄過去或設法把傳統套死在僵固的框框裡的人，都是今日的無神論者與不信宗教者。他們剝奪了人類最後一種宗教信仰，這種宗教就是歷史（Benedetto Croce, "Antihistorismrs," Historische Zeitschrift）。歷史可以把人和萬有（the All）連接起來，但五四的反傳統態度卻是要斬斷這種聯繫的。所以反傳統的人，也是一種「因理性而不理性」者。

近代，是歷史上最強調理性的時代。強悍的理性精神，已把理性視為人存在之本質。

人之所以為人，在古代，認為主要是「仁」，這是人之所異於禽獸之處。故學術及教育活動，主要是在教人明此仁善之心，然後如何去愛人、愛天下。現在則認為人最主要的能力是理智，一切學術或教育，皆為知識之增進與彰明而設。

這是對「人」的了解與期待從根本上起了變化。所以，理性被看成人了解及掌握世界惟一的方法。近代「進步」的知識分子不以為除理性之外，還能有理解世界的管道。因此，理性又可做為價值判斷的依據，凡「合於理性」即代表「對」與「好」。

這是一種迥異於傳統的態度，從根本上扭轉了對於人與世界之認識，而這種認識又被宣稱是一種反蒙昧、反權威的力量，提供了改造社會的武器。

表現在方法上，是乾嘉樸學的發展，是科學方法。表現在學術立場上，是反形上學、反宋明理學。表現在學術見解上，則是貶抑儒家之方士化，推崇不信天命與鬼神的王充、范縝等等。在政治上，反對君權神授，反對社會迷信，主張打破一切偶像崇拜及神話。

而以上種種態度，事實上即表現為一「科學的人生觀」。這也是五四新時代知識分子的人生態度與價值選擇，延續至今——許多人並不覺得自己還這麼理性化，覺得離五四已經很遠了；但碰上事來，才曉得原還真是如此。例如批評中醫不科學，結果雖然自己感染新冠病毒，被中藥治好了，仍說理解不了，不信。

根據理性建立的世界史，已教育了我們：西方近代就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理性的「除魅」作用，消解了西洋人對宗教與上帝的依戀，開啟了近代科學與資本主義等活動。所以我們也只有掌握了這個鑰匙，才能發展出現代文明。

解釋我們自己的歷史時，我們也努力以理性為歸趨。

如胡適把先秦比為希臘的理性時代，學術文明均極發達。漢魏南北朝隋唐，則是中古黑暗時期。一方面有儒家的方士化，講陰陽讖緯、迷信災異，提倡君權神授，又建立了儒教的權威。另一方面則有佛教傳入中土、道教興於民間。要到宋朝，才發展理性精神，廓清妖氛。不幸陸王崛起，又主張玄學，此一精神遂未能發揚光大。五四新文化運動，被稱為啟蒙運動，就是自覺地要運用此理性精神、樸學方法，打倒儒家、神權、迷信，以臻於科學與民主。猶如歐洲必須打倒教會勢力及上帝權威，才能發展出民主與科學那樣。

這其實是胡適那一代推動新文化運動者一致的態度。如馮友蘭、顧頡剛都有一個類似的歷史解釋模型。

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時，曾說他受杜威與赫胥黎二人影響最大。前者教他怎樣懷疑，教他不信任一切無充分證據之物；後者提供他方法：求證。

赫胥黎之說，在胡適看來，即他引張載云：「為學要不疑處有疑，才是進步」之意。其實不然。嚴復說：「迷信者，言其必如是，固差。不迷信者，言其必不如是，亦無證據。故哲學大師如赫胥黎、斯賓塞諸公，皆於此事謂之Unknowable（不可知），而自稱Agnostic（不可知論者）。」

胡適把存疑論（Agnosticism），轉為廓清摧陷的「懷疑論」。要人持此懷疑之眼光，打破權威。本來是承認宗教亦自有其領域的學說，到此遂變成為摧毀一切宗教的戈矛。

把西洋近代社會發展，看成是在啟蒙運動的理性之光照射下，擺脫神魅，開創了新的文明。乃是一種簡單化的講法，殊非事實。

首先，歐洲近代文明，與其說是理性的發展摧毀了宗教，不如說是更新了宗教、創建了新的宗教。

從1825年起，即有聖西蒙「新基督教」（New Christianity）的呼籲。這並非教會人士要在砲火下重建碉堡以資防禦，而是整個人文宗教發生的訊息。實證主義、青年黑格爾學派等等，均對此甚為關切。

這時，正如費爾巴哈說，「神學就是人類學」，宗教被認為是出於自我投射或出於客觀化的人性或為現實世界之反映。

這種人類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Humanity），拋棄了上帝，但它奠基於對人的信仰上。它們之間也頗有分歧，如黑格爾、費爾巴哈與孔德、馬克思便很不相同。然其分歧，似乎主要在於對「人」的界定範圍寬窄不同，及對「人性」之看法有異。

如費爾巴哈，即云：「從前被當做上帝來觀照與崇拜的那個東西，現在被看出原來是人自己具有的性質（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馬克思則說，上帝是「人受自然界和階級的不可忍受之壓迫而產生的一些觀念」。

前者在於尋找基督教之本質，認為即是人之本質。後者也呼籲有一人的本質，不能被自然界及社會狀況所異化。

這在批判上帝的同時，轉化為另一種宗教了。這個宗教的基礎在於人，其目的也在人，形成一人文宗教之型態。

講西洋近代史的人不能忽略這個線索。後來如巴特、布爾特曼的新正教（Neo-orthodoxy）、馬里旦的新托瑪斯主義（Neo-Thomism）、新神秘主義（Neo-mysticism）、懷特海等人的歷程神學等等，都標示著神學的復興。而這些神學所要面對的，就是上述人類的宗教或自由主義的新教（liberal-protestantism）傳統之類東西。

換言之，西洋近代文明的開展，並非只是「上帝隱退」。而是上帝改變了形貌，繼續在舞台上演出要角。理性不僅未曾將宗教逐出人世，反而是理性與宗教間的對話日益蓬勃，宗教也因理性之作用而獲得新生。

其次，把西方中古時期界定為「黑暗時期」，本身便充滿了偏見。馬丁．路德抨擊天主教會在繁文褥節的宗教儀式與組織下，隱藏著精神的墮落。

然而，單憑宗教精神，便能使天主教在中古時期發展成一套宗教社會秩序嗎？可見儀式、聖禮、神蹟、組織等，也不是無意義的東西。天主教，對當時的歐洲，具有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之功能。就儀式本身而言，它對當時之蠻族及社會，即為一種教化、一種秩序，使人進入一個全新而又極為豐富的象徵世界（symbolic world）。使人逐步脫離巫術的生活，將日常生活倫理化。這一過程，其實也就是韋伯所說的「解除魔咒」過程，展現了實質理性。

故「理性化」不是在宗教改革以後才開始的，天主教的傳播，已經是一種理性化的過程了。

第三，西方理性主義本身的發展，也不能說是由於擺脫宗教而得。以韋伯的研究來說，近代理性主義之發展，倘以資本主義為「理想類型」（idea-type），則資本主義精神的出現，與宗教改革之後，新教的倫理觀實有密切關聯，尤其是與加爾文教派的上帝理念有直接關係。正是基督新教倫理那種俗世內的制欲精神，促成了以職務觀念為基礎之理性生活態度，這一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導致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龐大秩序得以建立。所以這種獨特的宗教倫理，是發展出現代理性資本主義的內在的、必要的啟動力量。

庫恩（Kuhn）對科學史的研究，也有同樣的意義。

他一方面揭露了「範式」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並指出範式具有信仰的性質，打破了所謂科學客觀性的迷思。一方面他細緻地解說了近代科學如何從所謂「黑暗」的中古時期發展出來。這並不能只視為掙脫宗教，乃是由神學或形上學中，獲得了科學研究的基礎預設。如笛卡兒便用許多神學中對上帝屬性的界定，來推演慣性律、動量不滅律​​等等。這一研究，與懷特海從希臘人的命運觀、中古宗教神學等傳統，來解說近代科學的發展，可謂異曲同工。

故理性與信仰不僅不是對立的，理性的發展，往往還得依賴信仰。西方近代之理性、科學、民主、資本主義等，表面上看，是由打倒宗教而生，實乃由宗教中來。

所以近代西方固然也批判迷信，卻又通過對迷信的理性探索，發展出各種理論，開拓了人類理性認知的新領域。

例如其社會學與人類學，致力於研究近代或原始社會裡的信仰現象。其精神分析，則討論人類內在心理結構及隱藏於迷信行為之後的無意識結構。其心理學，又探索感覺、記憶等如何支配人的外在迷信行為，或個人與其周遭環境的相互影響。另外還有些人研究巫術與迷信的根源等等。不但對迷信及其相關問題，所知愈來愈豐富，也重新「體認到非理性因素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不是這樣的。

我們奉行切斷與打倒，認為若不徹底與宗教決裂、宣戰，便不足以發展理性，亦無法使中國開展出近代民主與科學。

1920年少年中國學會就在北京通過了巴黎分會的提議，說：「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入會，已有宗教信仰之會員得自願退出。」巴黎分會是李璜、曾琦等人主持的。

當時李璜就認為將來人類必然會脫離宗教，因為：
(1)中國必須現代化，而現代化世界是排斥宗教的；
(2)中國需要一個理性的途徑來重建，而宗教是反理性的；
(3)中國需要的是真實、主動、平等、自由，這些都非宗教所能提供；
(4)中國不需要宗教的不寬容。可見「理性」是反宗教最主要的理由及武器，且通過理性，被認為是救亡、啟蒙，使中國現代化的不二法門。

然而，理性之所以能形成新的權威，成功地成為主導近代社會的力量，最主要的卻是以其「啟示」與「預言」性格。

啟示，是指近代知識分子往往宣稱理性能給人光、能讓人走出蒙翳、黑暗和愚昧，自己看到世界，擺脫舊權威之宰制。預言，是預言未來世界在理性的導引下，必然更加美好。這既說明了革命之必要，也提供了歷史發展的規律，說明人類不能不走上理性之路。

這其實就是一種宗教態度，所以理性也就被絕對化了，絕少人懷疑理性的價值以及理性之用有其限度，對「非理性」「反理性」之價值與功能亦不屑一談。反之，理性還被賦予了道德意涵，代表正義且必然勝利的一方，塑造出一種啟蒙的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來替代舊日之聖賢教訓或社會倫常道德權威。

理性的權威，當然更可能建立在近代科學本身的發展上，直接從「科學」獲得權威。——近代科學，既然是因採用了理性的科學方法，而有長足之進步；其他各學科、人類知識之各領域，若欲得到同樣的發展，當然也須採用這種方法。

這當然是不合理的。何以故？

(一)科學固然是一理性化的結果，但人類社會的理性化並不能從科學處得到保證。例如槍砲炸藥之發明，是科學的成就，然此科學能做為人類社會之理性模範否？人類用槍砲自相殘殺，可太多了！集權國家的科學也可以很發達，但能說它就是合於理性的？

(二)近代知識分子往往認為合乎科學即合乎理性，這是對科學的信仰。可是科學門類甚雜，他們的理性行為到底應以何種科學為模型呢？

殷海光曾批評胡適：「了解科學方法之來路，係歷史考證，而不是自然科學，……所以對科學方法的了解難免陷於過分簡單的認識。」批評很有力，可是殷海光的科學方法也同樣不來自自然科學，而是邏輯實證論，那麼是否他自己也難免陷於過分簡單之認識呢？

再者，若說科學方法必須直接由自然科學來，那又應取自何種自然科學呢？數學、化學還是地質學？

(三)以科學為學術工作之基本模型，任何學門都要講究其科學性與科學方法，是近代理性精神申張的一項表徵。但是，我們似乎忘了問科學性及科學方法是否有其界限。

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的研究目的、方法、範圍、對象，是否可等同於人文及社會科學？西方自十九世紀狄爾泰以降，對人文學與自然科學之不同，討論甚多；人文學若可建立為一門科學，此一科學，亦自有一套「人文科學的邏輯」。

而我國知識人對此則未暇措意，反而努力地以自然科學來規範人文及社會學科。以致知識分子高舉科學與民主之大纛，卻不料科學竟反過來，在知識界內部和社會意識方面成為壓迫、宰制人文學發展的最主要力量。整個社會對科學的崇慕與科技所佔據的社會資源，都使得人文研究不受重視、人文學者毫無發言地位、人文學無法發展。科技所代表的工具、技術理性，也完全壓倒了理性精神所應蘊涵的價值理性面。

這是近代理性精神發展的悲劇。此一悲劇之形成，固有世界權力結構之關係、政治社會運作的因素。然而，知識分子本身所秉持的理性精神本身，可能便含有若干問題，故導致這樣不良的發展。

此話怎講？

哈貝瑪斯曾指出科技內部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問題，他認為近代科學基於方法運作上的考慮，對價值、倫理問題暫不討論。但如此一來，科學竟常以為價值與倫理問題不能理性地討論，科學研究不必問目的與意義。如此一來，不但在理論上認識錯誤，更常在實踐上造成一種非理性主義。

我國在清末民初，所接受於西方者，乃英國經驗論系統，而於法國德國的理性主義傳統，極為疏隔。

因此，近代雖號稱為一理性時代，然事實上只顯示了一種以理性為價值取向的心態，顯示了一種似乎講究經驗實證與理性歸納程序的態度，而並未形成一真正的理性主義。對理性之內涵、能力、運作及理性與感覺經驗、意志力等之關係……，均少探索，對使用概念以演繹推論之方法，亦不熟稔。

即使在經驗論的傳統方面，我們因為並無類似歐洲理性主義的底子，故所吸收者亦頗淺浮。啟蒙運動中道德哲學在英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洛克由經驗層面，亦即由人類行為所引起之快樂與痛苦來建立道德；休謨則強調道德感受，謂道德基於天生的同情心，宗教亦由情緒之需要而生。此與德國理性主義如沃爾夫發揮理性主義系統，而以道德為最後目標，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理性精神卻以反道德為指標之一，批判儒家倫理、攻擊良知說，不唯未發展任何倫理哲學，且視道德及道德教育為封建社會吃人的禮教。

同理，我們吸收了盧梭《民約論》，卻忽略了盧梭所代表的，事實上是對理性主義有所反省的一支。由於啟蒙運動對理性過分強調，盧梭才凸顯大自然賦予人的感受能力，以此為人類活動最深遠的來源。漠視這一支思想，對啟蒙運動的理解當然會顯得偏宕而不充分。

當然這種對比是極粗略的，而且中國自有思想傳統，發展道路亦不必同於西方。不過，由這樣的比較，我們自會發現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理性精神，可能比啟蒙運動的狹隘理性觀問題更多，蘊含了更多理性不能真正落實的內在因素。凡事當先「反求諸己」，我們現在顯然應該開始改弦更張或重新出發了。

嗨，如此理性地論來論去，其實也很無聊，不想寫了。還是我那句老話：不懂傷春，不能詩酒，人趣已失，理性何存？風氣再不改改，人快憋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