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劉仲敬訪談 089 @ 20200521 論1848年原則

[00:02] 主持人：這個禮拜想要跟您討論一下民族自決和民族發明的歷史，請您針對建制化的民族自決這個話題做一個講解。因為可能一次講不完，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兩、三次。第一個，想請您從拿破崙戰爭(1803~1815)的影響以及1848年革命開始說起，因為中歐和東歐的民族發明就是從這個時段開始的。請您稍微描述一下，這段期間是不是法國人主動地在促進中歐的民族發明？“One nation, one state”這個概念是不是在這個時候興起的？這段期間有沒有值得現代人參考的民族自決的前例？

[00:47] 劉仲敬：法國大革命的實際影響是製造了民族國家的這個原型，但是現代人印象中的民族發明實際上是1848年以後才產生的。法國人主張的是共和主義，共和主義對主權者的概念是“人民”。“人民”按照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概念，是擁有共和權利、能夠行使共和權利的人民，它沒有什麼天然的歷史條件和先驗性的東西。換句話說，像所有理性主義概念一樣，它是普遍適用的，在任何時間地點都沒有任何區別。所以，美因茨共和國(Republic of Mainz)、赫爾維蒂共和國(Helvetic Republic)或者伊特魯裡亞王國(Kingdom of Etruria)都是臨時組織，沒有理由說“為什麼不能有義大利共和國而只能有伊特魯裡亞王國”或者“為什麼一定要有巴達維亞共和國(Batavian Republic)”。

[01:49] 法蘭西的邊境為什麼一定要包括阿維尼翁？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理論上講，照法蘭西共和國的那種邏輯的話，法國革命軍所到之地到處都是共和國，那麼似乎沒有理由說這些共和國不應該聯合起來成為同一個共和國，美因茨共和國完全也可能是法蘭西共和國的一部分。法國的邊境在哪裡呢？如果阿爾薩斯和洛林應該是法國的一部分，那麼阿維尼翁也是法國的一部分。它們並不是法蘭西王國的一部分，卻是法蘭西共和國的一部分。實際上的理由僅僅是所謂的天然邊界：因為這些地方在萊茵河以內，在犬牙交錯的封建領地當中是被法蘭西王國的領地包圍在當中的，似乎併入法蘭西共和國的領土是更加合適一些。但是根據這個同樣的理由，為什麼不能根據萊茵河邊界，把荷蘭和比利時完全併入法蘭西共和國呢？後來法國人果然就這麼做了，但是這樣做了以後，法蘭西共和國也就漸漸變成法蘭西帝國了。

[02:51] 同樣，美因茨共和國只是在因襲美因茨大主教的歷史領地，而根據反封建的邏輯來說的話，這些歷史領地並不具備有天然和必然的意義。儘管經驗主義會把各地產生出來的法統和歷史慣例看得非常重要，但是理性主義是完全不考慮這些的，歷史從零年開始。結果，共和國就變成了法國軍隊實力所及的地方才能夠建立起來的一種體制。而先驗主義從哲學上和政治上講對理性主義進行了反擊。我們要注意，首先是從哲學上進行反擊，因為普魯士王國和奧地利帝國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他們並不接受哲學家提出的新概念。

[03:42] 他們反對法蘭西共和國的理由，首先是正統君主原則，正統君主原則使他們維護法蘭西君主國；其次是歷史條約原則，歷史條約原則本身就是經驗主義原則，就是說阿維尼翁的地位或者洛林公爵的地位是一個涉及到全歐洲條約體系的問題。原則上來講，在源出於羅馬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的整個歐洲國際體系當中，所有人都是不同程度上的交涉主體，並不存在有單邊交涉或者雙邊交涉這種事情。其實，所有主權者對於神聖羅馬帝國的憲法都可以插一腳。這就是德國為什麼反而不如小的新君主國、絕對君主國的憲法問題容易解決的一個重要原因。全歐洲的所有教會組織和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邊緣地帶的任何小國，只要它高興的話，它都可以認為它對神聖羅馬帝國的憲法是有發言權的。因此，關於憲法的談判是一個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可以參加的討論者和主權者是無窮之多的。

[05:01] 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只是在大家打不下去的時候，在無可奈何、精疲力竭的情況下，形成的一個勉勉強強根據既成事實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能扛得起槍來、用武器發言的人，大家都發一發言。法理上有發言權、但是實際上扛不起武器來、發不了言的，大家就假定它不存在，但是並不是說它法理上不存在。沒有人願意否認他們在法理上存在，只是為瞭解決現在的問題，像朝鮮停戰協定一樣，先將就著吧，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

[05:32] 因此，國民議會恣意踐踏國際條約的各種動作，本身就是向列強宣戰了。羅馬教廷沒有能力為保衛阿維尼翁作戰，但是對羅馬教廷的傷害本身就是對維也納朝廷的傷害，對神聖羅馬帝國的傷害就是對普魯士王國和神聖羅馬帝國各君主國的傷害。從原則上來講，法蘭西共和國的存在和踐踏封建權利，本質上要使得法國革命軍對全歐洲封建國家宣戰。

[06:07] 所有的封建領主全都在“國外”有土地。“國外”這個概念就是民族國家的概念，封建主義沒有什麼“國外”的概念，封建主義的社區是社區性質的。領主在別的君主的領地之下有自己的土地，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例如蘇格蘭人在英格蘭有很多土地。法國這樣的大君主國，基本上所有的歐洲君主國在法國都有領地，而這是法國人可以敲詐其他人的一個重要手段。例如，平時它不能怎麼樣，但是英法如果開戰的話，法國人最簡單的手段就是扣押英國國王在法國的領地。

[06:49] 奧蘭治親王最不能容忍的路易十四的行動，就是路易十四扣押了他在法國的領地，這對他本人的私人財產是一個嚴重的傷害。儘管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這點東西根本就無足輕重，但是我們要注意，歷史上的人物和現實中的所有人物一樣，他們絕大多數（我說“絕大多數”是做了一個極大的讓步，留下了一個理論上可能存在的少數，但是這樣的少數我其實沒有見過）實際上全都為了雞毛蒜皮的、涉及自身利益的小事而產生不成比例的極大憤怒。

[07:30] 奧蘭治親王針對法國的強烈憤怒，儘管現代歷史學家會一致認為這是國家利益的緣故，法國的稱霸對荷蘭、英國或者其他小國都有極大的威脅，因此看上去好像是必然的，但是這是現代人的看法，當時當地人的感覺卻是，如果路易十四沒有扣押奧蘭治親王的產業的話，奧蘭治親王可能不會那麼著急地上竄下跳。別的不說，就憑他跑到英國去當國王這件事情，如果沒有他本人和他妻子瑪麗的積極主動的話，事情很可能是搞不成的。換上一個比較冷感的、不高興到國外去當國王的人，這件事情可能多半就搞不成了。英國和荷蘭如果不能聯合的話，大聯盟是永遠不可能組成的，歷史很可能是另外一種走向。而感情上的刺激因素，主要就是由於路易十四扣押了他在法國的私人產業。

[08:29] 因此，法國國民議會搞出的這一套，在歐洲激起了極大反響。全歐洲君主國共同反對法蘭西這件事情涉及的私人利益和法律方面的利益，本身就是牽扯不清的。這實際上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恐怕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更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事實意義上的世界大戰，但是恐怕反法同盟和法國革命軍之間的戰爭以及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之間的戰爭才是法理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儘管從事實上講它們並沒有波及到全世界，但是從法理上講確實已經波及到全世界了。

[09:15] 而英國人最終參加進來，也是因為英國作為封建君主國，它的各種利益跟舊的條約體系是無法分別的。挑戰舊的條約體系，不可避免地要把英國人拖進來，拖到保守的一邊。這是經驗主義的一個特點：經驗主義是源出歷史的。法國人在對歐洲君主國宣戰的時候，很不理解為什麼英國人也參加進來打他們。按說的話，英國按孟德斯鳩的分類法不是應該屬於一個民主國家嗎？應該站在我們這一邊才對。後來德國人在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也不能理解英國人為什麼要打他們。英國不是一個日爾曼國家嗎？我們打擊法國，為什麼你要摻一手呢？比利時的中立跟你有什麼關係？

[10:01] 蘇聯人在輸出革命的初期也是對美國有相當大的好感的，他們甚至願意把聯合國遷到紐約，目的就是為了不讓聯合國像國聯一樣留在日內瓦或者歐洲。在他們看來，英國領導的歐洲舊勢力才是他們的死敵，英國人和日本人才是死敵，美國好像是一個接近中立的國家，是可以統戰的。沒有想到，美國人最後會變成它的主要敵人。這些因素都是因為經驗主義有本質上的保守性。儘管它的意識形態宣傳往往會使它被認為是可以放在激進派和條約破壞者一邊，但是實際上它每一次都站到了因襲傳統那一邊，這是因為所有的規範和規則庫都是聯繫到整個歷史當中的緣故。

[10:55] 共和主義在本身並沒有共和主義條件的那些地方能夠建立起來，主要是因為法國革命軍的緣故。法國人在歐洲建立的那一系列衛星性質的共和國，跟現代民族國家的邊界都是不相合的。這本身就是對理性主義的那個零年原則的一個重大反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應該自己起來驅逐原有的不正當存在的各君主，建立自己的統治；但是有很多人認為，事實是顯示出，很多人沒有那些君主是保護不了自己的。這個矛盾是無法解決的。除非你把拿破崙捧起來，用法國軍隊去取代原有那些君主的地位，否則共和國是建立不起來的。但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共和國，最終根據其邏輯上和事實上的必然性，將會變成拿破崙帝國。只有拿破崙才能維持拿破崙法典，而法國革命軍的主要成就歸根結底也就是拿破崙法典。

[11:52] 這時，歐洲各舊君主本著舊的條約體系和繼承權的原則來反對法國。同時，德國哲學家用先驗主義原則來反對法國。理論上講，理性主義原則是很難反對的。上帝之下，所有的人都是同樣地被創造出來的，憑什麼普魯士人要跟奧地利人有所不同呢？先驗主義是對這個源自哲學的政治問題的一個回擊。什麼是先驗？語言、傳統和風俗這些東西是先驗的。伏爾泰曾經說過，憑什麼正義越過比利牛斯山以後就會有所不同？當然，根據這個邏輯的話，法蘭西和西班牙早晚也要變成一個世界共和國的兩個不同省份，跟阿爾薩斯和洛林沒有任何不同。但是如果赫爾德所謂的那種特殊風俗（安徒生童話之類的）會使丹麥人和法國人有本質上的不同的話，那麼丹麥永遠不可能像阿爾薩斯和洛林那樣併入德國了。這就是一個放長線釣大魚的邏輯。

[13:07] 德國哲學家的論證沒有在各君主身上得到任何反響。我們要注意，法國人是共和發明家，他們發明的那些東西可以說是民族國家，但是只有地域性，沒有我們今天所說的民族性。第一撥民族發明家全都是失敗的，他們是由德國先驗主義哲學家所產生的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家，就是歌德他老人家最討厭的那一撥人。歌德是德國世界主義者的最後一撥，他默認法國人的文明程度比德國人高。對於講究鄉土和文化，發掘中世紀的水精和精怪（現在所謂的童話都是那些東西搞出來的，例如水精、河妖、山精、地精），他覺得是很不地道的、反動的、復古的東西，看你們極其不順眼。而且，搞出這一套文學發明的東西的，都是曾經是他的學生、但是現在變得越來越不聽他話的年輕人。

[14:22] 歌德本人是魏瑪公爵的大臣，他本人的政治觀點其實是強烈反德國的，但是這個沒有關係，德國各君主（包括魏瑪公爵和魏瑪公爵擔任統帥的普魯士聯軍）官方的正統原則始終是封建主義。魏瑪公爵是公爵，公爵任命的大臣是樞密顧問，他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採取任何政策都是合理的。是不是擁護德國，這根本不重要，甚至不擁護可能更好。擁護德國這件事情是有革命嫌疑的，它意味著對過去舊君主國的原則不尊重。“什麼是德意志民族？從來沒有什麼德意志民族好不好，我們只有普魯士國王、薩克森國王和巴伐利亞國王。你們談論德意志民族，老實告訴我，是不是想像法蘭西共和國驅逐法蘭西國王一樣，把德國的各君主統統趕出去，然後你們就可以開心地像法蘭西人一樣講什麼德意志民族了？我覺得你們很有問題。你們表面上說你們要動員德國的愛國者來反對拿破崙，但是實際上恐怕你們比拿破崙更加危險對不對。”德國的君主心裡面應該就是這麼想的。

[15:35] 那些年輕人在政治上是全無地位的，但是他們可以發明，他們把布呂歇爾(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的普魯士軍隊發明成為各民族的解放軍。這是布呂歇爾本人絕對不會贊成的。德國浪漫主義運動的主力烏蘭德(Ludwig Uhland)寫了一首詩，要求勃艮第人民、洛林人民、阿爾薩斯人民起來解放自己。這就是民族發明學的第一波了。法蘭西共和國是由封建的各公國合併起來的，憑什麼諾曼第人、勃艮第人和洛林人不能像比利時人和荷蘭人一樣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呢？

[16:23] 法國人從內部顛覆封建國家，就是要把托斯卡納的諸公爵領地變成伊特魯裡亞王國(Kingdom of Etruria)。“伊特魯裡亞”是歷史上的古羅馬的一個地名。伊特魯裡亞王國的建立，是革命軍以粗暴的手段踐踏了歷史先例和條約權利，使得支離破碎的托斯卡納的各個公國和共和國全都喪失了歷史權利，被武斷和粗暴地混合進了一個伊特魯裡亞王國。而法蘭西君主國早在路易十四以前就已經在德國邊境和歐洲邊境實行和平時期的強制合併，今天法蘭西共和國的版圖完全是路易十四和各絕對君主實施武斷權力的結果。

[17:19] 如果封建的權利得到充分尊重的話，那麼沒有理由認為勃艮第公爵的權利會比佛蘭德伯爵要小。佛蘭德伯國可以變成比利時，勃艮第公國為什麼不能變成一個獨立國家？如果勃艮第公爵在法國和德國之間建國的話，那麼法國人永遠不可能染指萊茵河的。但是這個邏輯是停留在文學家的紙上的。首先，舊的勃艮第各省的人民並不回應他們的民族發明學的理論；同時，真正擁有武力的普魯士軍隊對他們是嗤之以鼻的。所以，除了文學家以外，很少有人知道歷史上還有這麼一出。但是，後來主要是產生在德國各地、而不是產生在他們渴望的法國境內的各種民族發明學，波希米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也搞出的各種民族發明學，實在就是赫爾德和歌德的這批弟子播下的種子造成的。他們研究民俗的結果，眾所周知就是像安徒生童話諸如此類的文學創作。這些現在基本上被納入了文學史，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文學創作，東歐的民族國家是不可能誕生的。

[18:24] 東歐的中產階級是由新興的民族文學教育大的，跟舊的貴族階級和知識份子是由啟蒙運動、七星詩社(La Pléiade)和法蘭西文學教育大的不一樣。法國革命時期的歐洲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是法語文學教育大的，他們普遍認為自己是世界主義者。世界主義者在法國意味著支持法國的帝國主義。法國人把文明輸送到全歐洲，使得全世界都變得像法國人一樣。在法國以外的其他地方，意味著反對原有的各君主國。在廣大的俄羅斯帝國，意味著十二月黨人。在支離破碎的中歐，意味著（我們按照馬克思式的方法可以把它稱為左翼的民族發明學）法蘭克福國民議會(Frankfurt Parliament)，要求廢除舊君主，或者剝奪其權力而使之象徵化，建立起一個沒有歷史依據和條約依據、但是卻符合中產階級教育水準的講德語的日爾曼國家。

[19:25] 這個日爾曼國家違反了列強的利益，在歷史條約體系上面沒有依據，只有脆弱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堅決支持它。在廣大人民沒有選舉權、窮人沒有選舉權的時候，只有貴族和中產階級知識份子能夠發言的時候，他們輕而易舉地獲得了議會多數。這就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設置的德意志立憲君主國。這個立憲君主國在議會投票中顯得極其強大，但是它的弱點也是非常明顯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既得罪了貴族階級，又沒有能力動員人民。

[20:04] 事實證明，人民最終像俾斯麥率領的勤王軍一樣，被他們原有的封建領主動員起來進京勤王，使得普魯士的格萊斯頓內閣只存在了幾個月。這些組織普魯士自由主義內閣的開明貴族和知識份子閉上眼睛造出來一套英國式的憲法，但是他們沒有英國所謂的天然統治者，就是能夠動員普通民眾的英國地主和倫敦的長老會商人。英國鄉紳能夠動員的那些民眾，在普魯士是掌握在俾斯麥這樣的容克地主手裡面的，而容克地主跟他們並不站在一邊。當這些容克地主像俾斯麥一樣帶領手下的農民進京勤王的時候，他們的自由派內閣就會維持不下去。

[20:51] 這些農民都是沒有投票權的，有投票權的只有俾斯麥這種人和他們這種人。如果進行有產階級投票的話，俾斯麥好像是要輸，但是俾斯麥理直氣壯地說他是代表人民的，廣大沒有投票權的、財產資格不夠投票的農民是贊成他這樣的封建領主而不贊成自由派知識份子的，他們用武器進行投票。自由派知識份子除了首都的大學生和工人以外動員不起任何人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外省農民在封建領主的領導之下向首都進軍，這使得英國模式和法國模式在普魯士都受挫了。事實證明，農民是保守的。農民是保守的，在政治上就體現為1848年以後保守勢力在中歐的反動，在文化上講就體現於先驗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民族發明。現在的民族發明，要由原先在法國革命時期在歌德本人看來是反動和違背歷史潮流的、被馬克思認為是應該消滅的那些人來進行了。

[21:57] 法蘭西的進步人士是絕對不高興聽什麼諾曼第或者勃艮第的，不願意聽什麼布列塔尼或者拉瓦勒(Laval)的。這些東西給法蘭西人留下的印象顯然就是巴爾紮克的《朱安黨人》。安茹的貴族率領著保守的天主教農民，向巴黎的共和黨人開戰。他們不認為把英國軍隊領進來有什麼不對。在巴爾紮克的小說當中，兩軍在戰場上最後相見的時候，雙方都殺紅了眼。共和軍憤怒地問他們：你們竟然反對法蘭西？朱安黨人也憤怒地責問他們：你們竟敢謀害國王？“法蘭西”和“國王”的概念本來是不可分割的，但是法國革命使得“道術為天下裂”，擁護國王就必須反對法蘭西，擁護法蘭西就必須反對國王。

[22:47] 國王變成了英國海軍支持下的布列塔尼反法勢力的附屬。這就像是，在斯圖亞特王朝統治時期，長期受到斯圖亞特王朝鎮壓、跟斯圖亞特王朝長期作戰的蘇格蘭高地人和愛爾蘭森林沼澤居民，在斯圖亞特王朝倒臺以後，為斯圖亞特王朝反對奧蘭治王朝和漢諾威王朝。新的王朝繼續執行對他們的鎮壓政策，而他們把流亡的舊王朝作為自己的旗幟來增加自己的正統性。法蘭西君主國對於有分離主義的舊封建公國一向是很看不順眼的，但是到自己窮途末路的時候，他們為時過晚地發現，自己畢竟是一個封建領主（雖然是封建領主中最大的），由自己養大的法蘭西民族國家現在不需要封建君主了，而自己長期鎮壓的封建勢力才是自己唯一的依靠。

[23:48] 這樣的歷史，在英國歷史當中變成了插曲，在法國歷史當中就變成了正反鬥爭中的一方，在德國和東歐國家的歷史當中就變成了主流。其實，這個就像是你栽種的馬鈴薯和胡蘿蔔一樣。馬鈴薯是莖，胡蘿蔔是根，蘋果是果實。實際上所有植物的結構都差不多，它們都是有根、有莖、有葉、有果實的。但是它們膨脹的程度不一樣，胡蘿蔔是根特別膨脹的，馬鈴薯是莖特別膨脹的，蘋果是果實特別膨脹的。馬鈴薯的果實是不受人重視的，胡蘿蔔的莖也是不受人重視的，但是這些結構它們全都有。

[24:33] 其實，歷史也是這個樣子的。所謂的主流敘事，都是抓主要而棄次要。誰也沒有能夠畫出博爾赫斯所謂的“跟王國領土一樣大的一張地圖”，抓住主要就會忽視次要。你在英國歷史當中尋找法國和德國的因素，那當然是有的。法國因素極其明顯：可憐的查理一世就是一個勵精圖治的法蘭西式的君主。德國的因素顯然就體現在愛爾蘭人和蘇格蘭高地人身上。法國內部也有它的英國因素，就是美男子菲力浦時代的那些反對羅馬法學家的領主和路易十一時代的公益聯盟 (La ligue du Bien public)，最後體現于馬薩林和路易十四時代的、跟克倫威爾幾乎同時的投石黨叛亂(Fronde)。但是正當克倫威爾時代的貴族聯盟幹掉了國王的時候，法蘭西的貴族聯盟和最高法院以臨去秋波的形式做了最後的演出，就在歷史的漩渦中沉入水底了。

[25:35] 所有的因素在整個歐洲都是同樣存在的，但是由於比例不同，敘事體系不同，被受過普通教育的知道分子——也就是全國人民的大多數認為，這些發展就代表了各國歷史、乃至於各國民族性的根本不同。但是實際上，確實是各國民族性沒有根本性的不同，只是有的民族是馬鈴薯、有的民族是胡蘿蔔、有的民族是蘋果而已。在這樣的演化過程當中，德國就出現了那種馬鈴薯因素壓倒了胡蘿蔔因素和蘋果因素的現象。在1848年以後，馬鈴薯因素變成了壓倒性的因素。因此，朱安黨人在1800年之後就從法蘭西歷史的水面上沉了下去。他們並沒有完全消失，他們現在還在折騰，但是按照民主投票的原則來說的話，他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黨。直截了當地說，受過教育的大多數布列塔尼人像阿爾薩斯人一樣，並不支持布列塔尼獨立。

[26:55] 理性是什麼？理性是你老人家大腦裡面的那些東西，你自己就可以決定的東西叫做理性。什麼是你自己不能決定的東西？你的種族、出身、語言、文化。你不認識的那些祖先和你控制不了的歷史條件造成的、而在你出生之日就在你身上打下烙印的那些東西就叫先驗。無論哲學家把它們說得多麼複雜，但是用常識的語言來講，這就叫先驗。理性主義和先驗主義的鬥爭是什麼？我決定是什麼，我就是什麼。

[27:28] 什麼是經驗主義原則？就是說，你認為你自己可以獨立做出決定的那些理性，實際上是你看不見而沒有意識到的各種歷史條件綜合作用的結果。什麼是先驗主義？先驗主義就是說，你看不見的出身烙印之類的東西比你自己的理性要重要，它才是真正決定性的因素。經驗主義是最難把握的，因為它裡面沒有一個決定論因素。先驗主義和理性主義都有決定性因素，而且兩者是對立的。經驗主義看上去是綜合的，好像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實際上你把握不了。綜合因素決定的那個理性邊界是什麼，你描繪不出來的。但是先驗主義和理性主義都是可以描繪的。

[28:10] 理性主義的意志獨斷性是很強的，“我決定我是誰”，絕對沒有任何理由來妨礙一個巴黎人突然決定他就是要變成一個布列塔尼人或者一個俄羅斯人。但是經驗主義者會帶一點玩世不恭地說：一個莫斯科貴族、梁贊的大地主或者巴西的奴隸種植園主，在享受農奴和奴隸的勞動果實的時候，並不妨礙他們零成本地在書房裡讀那些美好的法蘭西哲學和文學著作，拍著腦袋說我是一個共和主義者；但是反過來，一個巴黎的哪怕是最窮苦的工人或者流浪漢，哪怕是看到了亞歷山大皇帝和大清皇帝的儀仗和排場，他仍然要說你們東方君主算什麼，我是一個驕傲的法蘭西共和國的公民，我是自由人，跟你們東方的奴隸不一樣，我才不想做一個東方的君主呢，我就算是不滿現狀，我也會在巴黎本地發動革命。

[29:11] 請問，這兩者的原因是什麼？TMD，這是歧視鏈啊。巴黎的歧視鏈比起特維爾和裡奧格蘭德要高得多，比俄羅斯和巴西要高得多。所以，俄國人和巴西人會認為，他們完全是出於自己的理性，認為共和主義是合理的；而巴黎人卻絕不會出於理性，認為俄羅斯君主國和巴西奴隸制是合理的。如果理性主義的邏輯是正確的，那麼這兩種可能性應該是相差不遠的，就像是你生一個男孩或者生一個女孩的可能性，就像是你在賭博的時候骰子拋到空中以後六面哪一面落地的可能性。假如理性真的是普遍性的話，應該是有點細節差異，但是基本相同。而實際上是一邊倒。俄國人和巴西人自以為是法蘭西共和黨人的例子多到數不勝數，勢力大到可以影響他們的歷史；而法國人認為自己是俄國人或者東方人的數目少到可以忽略不計。

[30:08] 這種不平衡性是怎麼製造出來的呢？當然是因為你自以為是獨立的理性是受到經驗性的影響的緣故。世界不是平的，世界是有等差的，法蘭西接近世界的中心，而巴西和俄羅斯接近世界的週邊，因此你們的理性不平等。法蘭西覺得自己正在解放全世界，但是你為什麼不能解放英國和荷蘭，卻解放中歐和東歐的國家呢？這就是水往下流的緣故。拿破崙在布洛涅(Boulogne)的大軍始終沒有渡過海峽，但是他卻長驅直入地渡過了萊茵河。這個本身就是水往下流而不往上流的一個證據，這跟你們理性的原則是完全相悖的。實際上，世界的不平衡性本身就是經驗產生出來的。把理性普及到全世界，實際上就是法蘭西帝國主義以另一種形式的改頭換面，只是你沒有意識到而已。

[31:07] 先驗主義者反對理性主義的原因是什麼？按理性主義，我是絕對鬥不過法國人的。如果講理性主義的話，法國人根本不吃虧。大家絕對公平地講理性主義，法國人當中願意做普魯士人的人少得找不出來，但是普魯士的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至少在歌德那一代人刹那間全都變成了帶路黨，對普魯士國王是極其不利的。但是我們有先驗主義，可以說歌德的祖先仍然是德國人，你們的祖先都是德國人。

[31:40] 像米蘭·昆德拉在《不朽》裡面描繪的，在沙龍裡面跟歌德太太吵架、結果被歌德趕出了沙龍、四面八方說歌德太太壞話的貝蒂娜·馮·阿爾尼姆(Bettina von Arnim)，她也是德國浪漫主義的一個領軍人物。她跟施萊格爾(A.W. von Schlegel)或歌德之間的衝突，也是個人衝突、文學流派衝突和政治流派衝突分不清楚的。阿爾尼姆夫人跟歌德太太吵架，就是類似于女人之間的吵架影響世界歷史之類的。按照當時的觀點來講，她是很不安於位的女權主義者。她的文學成就不高，但是搞政治煽動和政治活動是有一手的，不斷給普魯士國王上書，論證國王和人民的關係應該是怎麼樣的。

[32:29] 在保守的、比如說像俾斯麥這樣的鄉紳和朝臣看來，這種人就是非常討厭的、危險的革命思想的代理人；但是歌德和老一輩啟蒙主義者認為他們就是反革命分子。請注意，在保守的容克地主眼裡面，知識份子圈子裡面的革命和反革命全都一樣，全都是革命，只不過啟蒙主義這邊認為民主主義是反革命，民主主義這邊認為世界主義者是無根者。但是在真正掌握政治勢力的貴族和地主看來，你們這一套論證方式全都是危險的革命思想，只是往哪邊偏的問題，但是它們反正對普魯士原有的封建體制都是嚴重的危險。最好是大家誰也不提，按照自己的本分各盡職守，不是最好的嗎？

[33:17] 你不要以為，你寫一部書給國王，說國王熱愛人民是如何如何美好，就是為國王好了。這個絕對不對。國王和人民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天然的關係，像父親和小孩之間的關係那樣。小孩生下來就是有父親的，而不是小孩運用自己的理性，在所有男人當中選擇了一遍，毅然投下了神聖的一票，選出了最適合做他父親的人，這樣養出來的小孩是絕對養不大的。對於小孩最有利的做法就是，他生下來就有一個父親，他以為父親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個人就是他的父親，不可能是外面的其他什麼人是他的父親，他從來不懷疑他有可能更換家庭，這樣的小孩才能長得最好。如果三天兩頭更換他自己的家庭的話，這樣的小孩才會真正倒楣。

[34:03] 法國人之所以倒楣，就是因為他們不斷更換他們的君父的緣故；而普魯士人，謝天謝地，我們愚昧而保守，沒有受到這些危險的、自以為聰明的法國革命思想的薰陶。你給我搞什麼“父親教導兒童指南”，就是在還沒有長大的兒童心目中播下這種概念：如果你爸爸打了你，國家隨時可以把你送到兒童教養院裡面去，剝奪他的監護權。如果父親隨時都害怕國家派來的監察員把他的孩子奪走的話，他再也不敢管教孩子，這個孩子還能養好嗎？如果孩子在自己不懂事的時候因為隨便一次吵架或者要糖果不遂、就可以向國家舉報父親的話，這個家庭不是要完全瓦解了嗎？家庭瓦解了以後，國家福利院能養幾個孩子？不是全世界都完蛋了嗎？

[34:52] 你們製造的所謂憲法，什麼國王和人民之間的關係，不就是把父親和孩子、君父和人民之間淳樸的、相互信任的天然關係整個破壞，變成一種依靠商業合同來維持的脆弱而不可靠的關係嗎？最好的人民就是從來沒有聽過你們這些異端邪說，根本想都不想，只知道他爺爺就有普魯士國王，他爸爸有普魯士國王，他仍然有普魯士國王。他爺爺跟國王的祖父的關係，他爸爸跟國王的父親的關係，就與他本人跟國王的關係是一模一樣的。國王從來不會擔心有人要推翻他，因此他也就用不著去搞拿破崙引進的那些政治員警。

[35:30] 拿破崙為什麼要搞政治員警？就是因為，憑什麼你拿破崙要當皇帝，法國革命軍有八十位名將，人家哪一個不能當皇帝？如果是路易十六的話，誰也不會懷疑他當國王的合理性。共和黨人認為，你根本就不應該當皇帝。而其他人則認為，你當了皇帝，我不能當？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只能是用員警了。而天然的、合法的君主就沒有這個問題，他沒有必要用員警，就像是父親沒有必要用員警一樣。你就是我生的，這還能有任何疑問嗎？人民和國王的關係就應該是這樣才是理想的。

[36:02] 但是，他們講不出什麼理論來，只是覺得你們全是異端邪說，希望你們統統閉嘴。而教育的擴張和書面閱讀的擴張，使得他們那些純憑感覺和感性、依靠習慣和經驗維持的東西，好像是鬥不過那些知書識禮、引經據典的知識份子寫出來的大作，使得他們認為危險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感染了人口中越來越大的部分。到現在，恐怕是感染了人口的絕大部分。在當時的十九世紀，能有10%到25%的人屬於知道分子的階級就差不多了。

[36:48] 在這種格局之下，最終，赫爾德的弟子們所撒下的這些龍牙武士，就按照經驗主義者早已預見到的路徑，按照理性主義者沒有預見到而感到驚訝、但實際上是側面達到了他們自己的目的的路徑發展下去。他們準備在法蘭西境內播種出來的那些民族國家基本上沒有發芽，卻意外地產生出了當時其實還很不發達的各種民族發明。至少丹麥人、波希米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當時的發明民族的可能性，甚至是政治上的利用價值，都是遠不如布列塔尼人的。但是幾十年以後，波希米亞人漸漸發明出了捷克人，克羅埃西亞人、愛沙尼亞人和各個小民族也就一路發明出來了。

[37:37] 這些發明出來的小民族的結果是割裂了德國而不是法國的邊疆，建立了米蘭·昆德拉所謂的那個眾小民族的世界。他說，眾小民族和大國不一樣，它們隨時都有“自己曾經不存在”的恐懼。當然實際情況是因為，這些民族都是1848年以後才發明出來的，它們的歷史記憶是在中世紀的眾多封建公國當中選擇出來的結果，而且選擇的道理也是純屬偶然的。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庫爾蘭(Courland)公國不能發明民族。為什麼庫爾蘭民族不存在呢？在1848年，庫爾蘭公國發明民族的可能性跟拉脫維亞發明民族的可能性是完全相同的。庫爾蘭公國有自己的長老會議。而拉脫維亞是一個純粹的空架子，拉脫維亞實際上的主權者是德國士兵和當地的德國貴族。這些人對於建立封建的庫爾蘭、利夫蘭(Livland)和建立基本上是語言和文化意義上的拉脫維亞是非常猶豫不決的。

[38:42] 現在被認為是拉脫維亞主體的那些拉脫維亞人，當時其實是一些政治意識不強、社會發言權也不高的農民。占人口不到5%的最精英的那一批人，不是德國貴族，就是講德語的知識份子。這些人所依靠的武力是退役的德國老兵，就是尤瑟納爾(Marguerite Yourcenar)的那部小說《一彈解千愁》(Le coup de grâce)所描寫的那些東部的德國貴族。他們在從德國軍隊退伍以後組織了志願軍。這些人從布爾什維克手中奪回了拉脫維亞，建立了拉脫維亞。

[39:19] 利夫蘭和庫爾蘭的不存在，是純屬偶然的事情。對於尤瑟納爾（順便說一句，普魯斯特也是）那些跟舊歐洲貴族有千絲萬縷聯繫的舊的世家來說的話，“庫爾蘭”、“利夫蘭”這樣的名詞跟舊的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和普魯士王國一樣，充滿了中世紀貴族的色彩，而“拉脫維亞”這個名詞則充滿了浮薄無根的德國浪漫主義文學青年的性質。所以，他時不時地就在他自己的作品中間把這些國家仍然繼續稱之為“庫爾蘭”和“利夫蘭”。“拉脫維亞”這個名詞對於他來說還是根基太淺了，太有文學浪人的特徵了。稱呼這個事情是非常具有階級性的。例如，北京那座大報國慈仁寺就被士大夫和人民用了兩個名詞，士大夫總是稱它為慈仁寺或者全稱，但是最後人民的稱呼報國寺卻獲得了勝利。這經常是階級鬥爭的產物。

[40:27] “利夫蘭”和“庫爾蘭”是有貴族色彩的，而“拉脫維亞”則是像《少年維特的煩惱》描繪的維特本人所代表的那樣。維特是非常有現實性的人物，他就是歌德的學生。那批中產階級知識青年在貴族社會當中深刻地感到自己處於劣勢地位，但是絕對不認為自己是人民，堅持要做人民的啟蒙者，就是後來變成德國浪漫主義者的那個階級。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這部小說，他本人是非常不重視的。至少跟《威廉·麥斯特的學徒歲月》這樣的巨著比起來的話，他認為這是一部失敗之作。但是，它卻產生出了比他更重視的著作更大的影響，培養了一整代無病呻吟的德國文學青年。而拉脫維亞就是這些文學青年的產物。

[41:12] 在拉脫維亞民族國家和蘇聯的雙重壓力之下最終漸漸消亡的舊貴族，把他們的歷史記憶留在了尤瑟納爾這些法國文學家的作品當中。然後他們把自己的精華和資源最終用來對抗俄國人，燒光了自己，留下的遺產形成了今天的拉脫維亞。但是他們當時是別無選擇的，實際上只能在兩種可能的未來之間選擇。兩種可能的未來其實都不屬於他們，只是有一種可能的未來——“拉脫維亞”的未來，至少是他們自己的弟子來接替，就像是印度人接替英國人那樣，而不是被其他人所侵佔了。他們所做出的選擇就是朱安黨人的選擇：波羅的海的德國貴族是俄羅斯沙皇的臣民，就像布列塔尼貴族是法蘭西國王的臣民，但是當沙皇被布爾什維克推翻以後，他們寧可要德國人或者拉脫維亞人，也不要同樣名字叫做俄羅斯的蘇聯。

[42:09] 布列塔尼貴族沒有成功，現在我們可以事後地說，這是因為他們只是保王黨人，而不是布列塔尼愛國者。如果他們建立了布列塔尼王國，選舉法蘭西王室的某個支系子弟來當他們的國王，跟英國結成聯盟，那麼也許在維也納條約的時刻他們會跟荷蘭人一起獨立。但是他們既然只是法蘭西的保王黨人，跟法蘭西的共和黨人作對，那麼他們跟巴黎人的鬥爭就只是法蘭西的內戰。維也納的外交家只能要求，不咎既往，一視同仁，用一部憲法把老共和黨人和老保王黨人的糾紛彌合起來，把他們的糾紛變成法國國會中的政黨糾紛。反過來，拉脫維亞人、波羅的海德國貴族和布爾什維克革命家之間的矛盾，就以拉脫維亞民族發明的形式體現出來，把它們變成了兩個國家。否則的話，拉脫維亞很可能會變成俄羅斯的布列塔尼。

[43:15] 之所以會這樣，從理論上講是因為民族發明家的產生，從現實的角度來講是因為階級鬥爭。理論和現實不是兩個相互矛盾的東西，不能用一個來駁另一個，而是同一個現象在兩個不同場域的不同體現。一個是大象的鼻子，一個是大象的尾巴，但是不是說，由於大象既有鼻子又有尾巴，大象就是一種矛盾的生物。只不過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使得你在研究大象鼻子和大象尾巴的時候要用不同的敘事體系，結果看上去就好像是你在研究不同的兩個物體或兩個物件一樣。

[44:00] 現代的民族發明，在1918年以後已經是綜合性的，也就是說基本上所有人都會把三種不同的民族發明理論結合起來。什麼是經驗主義？經驗主義就是法蘭西革命軍企圖摧毀的那種東西——阿維尼翁作為教皇城、跟法蘭西王國直屬領地所不同的那些歷史權利，庫爾蘭和利夫蘭在波蘭國王、瑞典國王和俄羅斯沙皇之下擁有的那些特殊權利（它們都不是直轄領地）。理性主義就是公民投票，例如1991年的公民投票(1991 Latvian independence and democracy referendum)。

[44:42] 我們要注意，今天的拉脫維亞人有很多是沙皇遷移來的東正教農民。他們的後裔為了攀高枝起見，一定要堅持說自己是德國人的後裔，但是血統上，他們其實原先是彼得大帝時代的俄羅斯人。我們不要以為，拉脫維亞人是歐洲人，就先進得不得了。拉脫維亞人有日爾曼的貴族地主，也有窮困的拉脫維亞本地農民。這些農民往往像俄羅斯本地的農民一樣，貪圖俄羅斯新征服土地——南方黑土地和烏克蘭黑土地的利益，歸化為俄羅斯人，這樣他們可以得到大批的土地，後來他們的子孫都淹沒在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當中了。瑞典統治時期的很朵拉脫維亞農民，他們的子孫今天自以為自己是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而葉卡捷琳娜大帝和亞歷山大沙皇時代的很多俄羅斯農民，由於移民到拉脫維亞，子孫想要攀高枝，誓死說自己是德國人的後裔，而變成了拉脫維亞獨立運動的主要支持者。所以，這事是不按血統的。這種基於理性的公民投票，就是理性主義的民族主義發明。

[45:52] 先驗主義的民族發明就是德國浪漫主義者搞出來的那套。拉脫維亞自古以來的方言，跟瑞典人、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的語言全都不一樣。在十九世紀末期，終於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文學語言，在沒有國家的狀態之下培養了一代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浮在歷史河流的最表面上，在關鍵時刻跳了出來，扭轉了歷史的航道。他們既脆弱又強大：脆弱是因為，他們其實不能動員什麼人；強大是因為，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他們往東引還是往西引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46:27] 布列塔尼沒有建立一個獨立國家，就是因為它來得太早。論實力來說，堂堂的布列塔尼公爵經常是跟諾曼第公爵和英格蘭國王平起平坐的，跟法國國王和英國國王打了多少仗。法蘭西的海軍基本上就是布列塔尼海軍。除了布列塔尼人以外，法蘭西基本上沒有海軍傳統。它如果獨立出來，是可以敵國的。它跟拿破崙的大軍多次打仗，論軍事實力是跟西班牙愛國者平起平坐的。但是，西班牙愛國者驅逐了拿破崙軍隊以後變成了歷史的主角，而它卻默默無聞，關鍵就是因為缺乏民族發明家在關鍵時刻的一點一撥。

[47:06] 論實力，布列塔尼人當時的實力和前途跟西班牙君主國的支持者其實是差不多的，比起當時還不知道是誰的愛沙尼亞人、波希米亞人、克羅埃西亞人要強大得不止百倍。那些人就算是能夠製造出一點點民兵，在拿破崙的大軍面前也是不堪一擊的。但是，強者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弱者卻進了聯合國和北約。這裡面也不能不說是，關鍵時刻的路徑選擇往往比實力要重要得多。選擇了錯誤的路徑，你的實力會一點一點消逝。如果布列塔尼人變成了法蘭西保王黨的一部分，儘管保王黨在布列塔尼是占壓倒優勢的力量，在勃艮第和巴黎只是微不足道的力量，但是他們還是要接受巴黎人和勃艮第人的領導，一點一點把自己的力量賠光了，就像是希臘共產黨比羅馬尼亞共產黨強大得多、卻沒有好下場一樣。

[48:01] 拉脫維亞人即使是在1918年獨立的時候，其實也遠遠不如那些德國老兵強大，但是民族發明學的邏輯使他們可以抹掉那些德國老兵。最終在1934年的政變當中，把權力從德國老兵手裡面奪了過來。以至於今天出於政治正確的緣故，1991年的拉脫維亞人根本不願意提到“1918年的拉脫維亞是德國的傀儡”這個基本事實。全世界都順著他們的敘事體系，把這些事情完全忘掉了。他們的力量如此微弱，但是因為選擇了正確的、對他們有利的軌跡，漸漸強大起來，把原先比他們強大得多的力量都吸收進來，變成了他們的附庸。

[48:50] 主持人：所以您的意思是說，“One nation, one state”這個概念在拿破崙戰爭的時代以及在1848年的時代其實代表的是不同的意義。

[49:05] 劉仲敬：不是代表不同意義。等於說是像胡蘿蔔和馬鈴薯一樣，主流是不一樣的，但是其實主流和支流的地位是不斷變化的。而且，主流和支流也是後人評定的，例如我評定的也許跟別人評定的不一樣，大家總有各自的側重點。其實，幾個支流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像是迫使鯨魚長得跟鯊魚一樣而跟狗不一樣的歷史形勢，迫使不同的支流在不同的演化環境當中，有的能夠長大，有的會淪落到歷史的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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