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波新冠病毒大流行，不僅帶走了數以萬計得寶貴生命，同時也改變了人們賴以為常的生活型態與認知。相較於台灣的平穩與準備，位於第二波大感染的歐陸，在過度輕忽新冠病毒的傳染力與傷害的情況下，我們這些身在他鄉作為外勞生活的人，顯得無所適從與脆弱。在實地見證這些所謂的第一世界(西方文明)的轉變的同時，於此同時我也重新檢視與實踐自己對於恐懼、對於生活的看法。
Nothing in life is to be feared, it is only to be understood. Now is the time to understand more, so that we may fear less. Marie Curie
我是個家裡有著兩個小男孩的爸爸，住在Jülich這鄉下地方，位於德國海因茲伯格僅只有數十公里。研究中心內有著不少每天從海因茲伯格開車通勤來上班的同事，在疫情因為嘉年華遊行開始在海因茲伯格擴散後，Jülich群組內的台灣朋友們開始擔心起來，不少已經開始囤糧備戰。對比研究中心或是NRW州政府沒有太多的動作，華人對新冠病毒的敏感度可以說超前位於當地人，不過與此同時也可以感覺到有股恐懼在群組對話裡蔓延。就在二月底疫情開始爆發前，為了準備閉關糧食，我也在把小朋友哄睡之後跑去超市大採買，幸好平時就有囤積一些生活雜物與食物的習慣，在沒有車的情況下，仍可以補齊足以讓全家閉關兩周以上的食糧與必需品。不過同樣在研究中心工作的另一家台灣人碰巧在這時發燒咳嗽，不免讓人神經繃緊，警覺大流行的海嘯就要來了，而我們這一家又該要何去何從？
最該恐懼的，莫過於恐懼本身了。服膺於理性的我，開始認真分析所有可以找到關於新冠病毒的資訊。在參考了鑽石公主號的確診、死亡率與年紀關係、輕重症比、無症狀感染者後，並仔細想想政府與我們個人能做的，我對於這必然到來的大流行感覺不太害怕了。因為能夠做的我們已經在做了，而剩下的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況且我一向對於我無法控制的事情不操心，做好所能做好的並小心觀察情況的變化再來應變。也因為這樣，一周之後有同事(住海因茲貝格)發燒且被列為疑似病例，導致同事們必須緊急疏散回家觀察時，我也沒有太過擔心(期間我還要去研究中心申請新的居留證)，所幸最後檢驗結果出來為陰性，該同事並沒有成為我們所裡第一個得到Covid的人。
三月中因為德國各地開始進入大流行，研究中心宣布進入Basic operation mode (怠速模式)；我的工作主要在無塵室進行，不過去研究中心工作的日數依然要減少且要和同事錯開工作時日。其實怠速模式反而讓我鬆了一口氣，由於幼兒園在一周前就關閉，老婆要在家裡一打二實在非常吃力。當時我除了在周一、周三、周五前往研究中心工作以外，剩下時間能在家裡一邊工作(整理數據、開網路會議)一邊忙家務(帶小朋友、煮飯)。在這段時間，有時開會也會聽到同事背景傳來小朋友的聲音，會議也時不時地被孩子的吵鬧聲打斷，才發現其實大家也都是在家跟小朋友們的抗戰夾縫中勉強來開會的…。
有錢買不到的東西，永遠是生命裡最珍貴、最不能失去的事物，比如說家人、友情還有Corvid大流行時的衛生紙。 Dr. W
我這次運氣很好，因為我的家人在一月時來德國拜訪，所以那時已經存備了一些必需品(米、義大利麵、快速食品、衛生紙…等)，也因此沒有被這一波搶購潮給逼上絕路(試想超會浪費衛生紙、濕紙巾的小朋友碰上短缺)。不過有誰能想像印象中理性冷靜的德國人，居然也會在這兵荒馬亂之際開始搶起衛生紙，WTF，這世界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我也跟同事閒聊提到為什麼大家要搶買衛生紙，而這話題似乎點起了同事心裡莫名的怒火，他甚至詛咒這些人馬桶堵住，後來也順便把總理梅克爾也罵上一輪。最後他還提到台灣防疫做的不錯，雖然我不敢跟他提台灣也有人搶衛生紙XDD。我覺得台灣其實在防疫上較德國有優勢，畢竟德國四周都是歐盟國家，在沒有邊境管制情況下，要圍堵追蹤都是比較有難度的。加上德國比較像是邦聯制，地方政府的權力是大過中央的，也因為每個州都有自己的想法、作法與財政上的限制，導致中央統合困難。而這個邦聯制肇因於二戰結束後，同盟國分據德國且不希望德國重回過度中央集權才設立的體制，而這也讓中央政府在這次處理疫情上需要花費大量的力氣才能統一並協調防疫措施與管制。
失去了才知道擁有的美好 VS 失去了才知道不需要的美好
出國旅遊一直都是德國中產階級的嗜好，這一點從平時超市傳單就看的出來，多達數頁的旅行團、飯店旅館特價，範圍遍及世界各地。即便現在，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的情況下，明年旅行團與郵輪旅行都已經開始特價並且可以預定了。只不過未來國境間的移動限制鐵定更多，在預期價格會越加昂貴的情況下，能夠像以往自由、廉價的移動也許將不復見。以往稀鬆平常面對面交談或是在超市與陌生人的寒暄也變得不合時宜，隔著口罩、透明的壓克力板、1.5到2公尺的距離切開了你我在空間上的連結。小至個人親友，大至國家文明，空間的分隔不只是3個維度上的，更是投射在我們心理對於所謂＂合適距離＂的拿捏；旁人的咳嗽與身體不適，對應的已經不是投以關心，而是保持距離，但卻像是種暗示(大家都是嫌疑犯)。我們只能提醒著自己，＂這段距離＂是為了自己與其他人著想，只不過疫情過後，世界還能再回到跟以前一樣嗎？可是瑞凡，我們已經回不去了…。
這次疫情讓不少人能夠待在家工作，因此發現在家工作其實更加自由，生產力可能還更高。研究中心有些作模擬或計算的同事，他們的工作基本上都在電腦上完成，但是研究中心制約他們非得要來打卡上班(對，德國研究中心是要打卡的)開會。因為這個機會，他們得以完全在家工作，這也不禁讓人思考，所謂工作、生活場所的界線、辦公室與工作室的轉換以至於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而這波疫情無疑的打破了許多人不將公事帶回家的習慣，對於不少習慣將工作與生活完美分割的的德國人而言，更是一場工作與生活的拔河與重新平衡。對我來說，體會了新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模式，即便我的工作絕大部分都要在無塵室裡完成，我也需要把能在辦公室完成的部分轉移到家裡，因此我多了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也因此更常煮菜以及準備餐點給家人與自己的便當(因為研究中心的餐廳也因為疫情關係關閉)。體會這樣的生活型態，對以往來說，這像是一種從來不太可能的選擇，不過對某些人而言，這也許是捨去了實體工作場所的開端，而這又會對於我們未來的工作、生活有著怎樣的影響，也值得我們需要位於工作現場的人仔細思考觀察。
隨著德國境內感染數量逐步下降，管制也越加的寬鬆，而這到底這是一場已經9局下半兩出局還是才剛過7局上半的比賽還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在這注定是人類文明、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上，我在場上看著、被影響著，像是在暴風雨的海灘邊，看著狂滔的海浪，而心底因為體會到自己的渺小而沉靜，坐下來啜飲一杯茶，不管怎樣且戰且走。 Keep calm and carry on.
Dr. W in Germ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