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盼，這本《毋甘願的電影史》是個起點，是另闢蹊徑重建臺灣文化史的開端。我力圖打破過往史觀的菁英主義和板印象，找回經歷殖民歷史和權威統治的大眾文化在歷史長河中應有的位置，率領「低俗本土」展開一場華麗的逆襲。
2017年，電影「大佛普拉斯」在金馬獎大獲全勝，在過往總是多屬賀歲片、票房普遍慘淡的台語片中鶴立雞群，也讓台語片的潛力與深度再度引發討論。曾經年產上百部，甚至讓台灣成為聯合國認證第三大劇情片生產國，甚至有廠商買斷影星藝名命名產品，可說是1950、1960年代的台灣之光，但在「正統」國片史中，卻被認為是不入流的「方言電影」草草帶過。
有別於過去「台語片粗製濫造遭到市場淘汰」的刻板印象，《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透過說明歷史背景、國民黨政府政策及國際局勢等多重面向，解釋台語電影的興衰史。不只要讓讀者認識台語片長久遭到忽視的風光過往，作者蘇致亨也希望透過翻案，洗刷台語片長久以來「低俗無文化」的污名。 一九五六年一月，西伯利亞強烈寒流來襲，不只陽明山下起皚皚白雪，臺北市更出現歷來罕見的五點二度低溫。整個週末街上沒什麼行人，唯獨電影院門口排隊長龍依舊。位於臺北後火車站的中央戲院，一大清早就擠滿人潮，為的可不是哪一部外國電影，而是臺灣第一部「正宗臺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
如同現代好萊塢電影般人氣強強滾，在半數以上的人仍認同台語並頻繁使用的時期，經歷日治時期的耕耘，第一部「正宗」台語片風光出世。從歌仔戲電影到劇情片、歷史片，甚至與諜報、宇宙科學混血，台語片當年的盛產、多元，就連今日的「國語」電影都望塵莫及。透過充滿實驗性風格、刻苦耐勞的精神，當年的劇組人員更打造了連今日的電影從業者都讚嘆的作品。
在國民黨政府致力反共、企圖籠絡香港影人，打造《底片押稅進口辦法》、主管單位的默許，及公營片廠連年虧損下為求盈利，協助「代客製片」的時空背景下，台語片打造一片江山，風靡橫跨國界的「福佬文化圈」。然而，隨著香港邵氏崛起，政府政策選擇性扶植「國語」電影，台語片發展陷入困境。其中，1963年的「梁祝雙胞」事件，更是台語片由盛轉衰的轉捩點。
這一場臺語「梁三伯」與國語「梁山伯」的對決，最後是由邵氏《梁祝》大獲全勝，創下首輪連映六十二天，售出七十二萬張票，票房收入超過新臺幣九百萬的最高紀錄。據報載，有位太太在《梁祝》上映後一連看了十幾天，有一天臨時有事不能看，還特地到戲院門口的櫥窗前，對著劇照上的凌波雙手合十道歉，口中唸著：「凌波對不起，今天有事不能來看妳，希望妳原諒！」整個臺北市就因為《梁祝》，成為香港人眼中的「狂人城」。
隨著邵氏壯大，國民黨政府將台語電影定調為不入流「方言電影」，彩色電影出現造成製作成本增加、黑白電影衰弱，以及台語片圈劣幣逐良幣的趨勢，台語片由盛轉衰，值與量皆大幅降低。隨著舞台消失、台語片明星轉戰電視圈，過去風光的歷史也被打入冷宮，台語片也開始背負「低俗」的罵名。
「畫眉的叫聲原本應該比任何的鳥類要更悅耳動聽，更美妙悠揚，可是一旦失去環境的畫眉，連帶的也就失去牠宛囀的鳴叫，變得一無是處，相同的，目前歌仔戲不就跟這失聲的畫眉一樣，失去適合它的環境，也失去它優美的聲音，這是時代變免不了的悲劇，人力所不能遏止這種迫害的無奈。」
如同作者在書中引述小說《失聲畫眉》的段落，以歌仔戲的興衰比喻台語片過去數十年的起起伏伏，台語片反映的不只是本土文化遭到黨國政治扼殺的歷史，同時也是台灣人被迫「失語」歷程。閱讀《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讀者不只會認識台語片曾經風光的過去、理解早期台語影人篳路藍縷的艱辛，同時或許也能理解老一輩台灣人成為本土戲劇忠實觀眾，背後遭受「文化刨根」、毋甘願的心路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