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清代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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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紅樓夢》，是世上頂頂困難的事。清人筆記中說有喜讀《紅樓》的兩個人，每談此書必攘臂相向，最後只好相約不談《紅樓》以維持友誼。其實這種情況何嘗少見？論《紅樓》，幾乎沒有兩個人意見是相同的，總要爭論不休，所以說此題極難談。
而清代文化，又是個多麼大的題目？上下數百年、縱橫十萬里，其社會與文化豈三數言即可概括？
兩者加起來，諸位就知道這簡直是沒法談的題目了。不過，里仁書局辦這個演講會，徐秀榮兄命我來講，又不能不應命。無可奈何，且讓我從一個極小的角度、一般人極不經意的線索，帶大家略窺清代社會文化之一斑。
這個線索和角度是什麼呢？
沒有人不曉得清朝是滿人建立的政權。但在文學史上，這個滿漢問題從來就不重要。因為清朝的文學仍是漢文學，文學風氣、流派、作家，基本上亦延續自明朝。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也就很少注意到：滿人乃《紅樓夢》的主要詮釋群體。而其所以如此，最直接的原因，是作者（或最主要的重編整理人）曹雪芹、最先刊刻（且很可能補足了後四十回）其書的高鶚都是旗人。
旗人跟滿人原本不是同一個概念。滿人是種族概念，旗人則是制度形成的。例如漢軍包衣，本是漢人，但隸屬滿旗，乃滿人之奴才。
又如蒙古人，當然也不是滿人；可是滿人之所以能得天下，頗賴於與蒙古之結盟，蒙古人亦隸各旗，稱為蒙旗。相對於滿清入關以後的漢人，他們就都屬於滿人那一夥。因此，旗人也可以說是廣義的滿人。我們底下說旗人滿人時便不再細分了。
清代文人間的滿漢畛域並不太大，許多時候你不會覺得。但滿漢之間就算再怎麼融洽，旗人也仍有其生活圈子。特別是在八旗制度下，包衣之身分、宗學之體制，都會使一般漢人不能涉足旗人之生活領域。因此當我們想要理解曹雪芹及高鶚時，大概就只能仰賴其旗人朋友所提供的線索。
例如，敦誠、敦敏兄弟，跟曹雪芹是交往極親近的友人。敦誠雖未直接談及曹有寫小說的本領及事實。但一再讚揚他的詩才，云「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寄懷曹雪芹）「牛鬼遺文悲李賀」（挽曹雪芹） 「詩追李昌谷」（荇莊過草堂命酒聯句）等等。
又形容他為人狂而好飲，早年且曾隨其先祖曹寅之織造局任，晚年甚貧，四十歲就死了，兒子又早殤。這些，都是極有用的傳記資料，現今紅學自傳派用以勾勒曹雪芹生平之主要線索即有賴於此。
敦敏詩又另提到曹雪芹也善畫：「賣畫錢來入酒家」（贈芹圃）。他們兩兄弟乃曹氏在虎門右翼宗學之友人，故所言皆甚親切，乃第一手資料。
另有同時而不相識者，如永忠。永忠有〈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三絕句〉云：「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這是首先明確提及《紅樓夢》出於曹雪芹之手的材料。
同時讀過《紅樓夢》的人還有明義。其〈題紅樓夢〉有自注說；「曹子雪芹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造，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抄本焉。」講得比永忠還要明確。
嗣後介紹曹雪芹的，主要也是旗人。如西清、裕瑞、夢癡學人、英浩等。他們對曹雪芹未必十分了解，但也許基於都是旗人的親切感，各分別介紹了一些情況。
如西清云其名霑，漢軍。裕瑞雖不知其隸屬何旗，但「聞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其人身胖頭廣而色黑，善談吐」「其先人曾為江寧織造，頗裕。又與平郡王府姻戚往來」。夢癡學人則說得更明確了。也要到了他，才說明曹是內務府漢軍正白旗人，前此大家並不清楚曹雪芹屬於哪一旗。
依他們的敘述，可知《紅樓夢》一書基本上被這些滿人認為即是曹雪芹所作（其中只有英浩說是編）。作書之因緣，則是因曹曾隨祖上在江寧織造任，「故繁華聲色閱歷者深」（西清．樺葉述聞）。
現代紅學自傳說的基本框架，即採自這批滿人之見解。故我們可能就會忽略了同時期漢人對此書及作者之陌生。
以袁枚為例。他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文人，大名士，交遊遍天下，又與曹雪芹幾乎是同時代的人，跟明義還有交誼。明義有〈和隨園自壽詩韻〉十首，裡面說：「隨園舊址即紅樓，粉膩脂香夢未休」。
袁枚相信他的隨園即大觀園舊址，恐怕就是因為讀了明義這批詩的緣故。但袁枚對曹雪芹卻是毫無了解的，道聽塗説，以為曹雪芹是「曹楝亭織造之嗣君，相隔已百年矣」，把曹家輩分搞亂了好幾輩。
他可能也沒有真正讀過《紅樓夢》。因此，聽明義講到該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就以為是講妓家風月。把明義題《紅樓夢》的詩想像成是在詠娼妓，說：「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云云。
袁枚尚且如此，其他漢人文士就更不用說了。當時根本沒有一個人認識乃至聽說過曹雪芹。
評價也不一樣。旗人中，敦誠敦敏是朋友，固然多是美言；永忠讀《紅樓》，對作者也備極欽遲，曰：「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都來眼底復心頭，辛苦才人用意搜。」明義之題詞，態度亦復相同。
可是漢人讀到此書的人卻多從道德上去批評它。如毛慶臻《一亭考古雜記》說曹雪芹因寫此淫書而在地獄中受苦刑：
蓋其誘壞身心性命者，業力甚大，與佛經之升天堂正作反對。嘉慶癸酉，以林清逆案，牽都司曹某，淩遲覆族，乃漢軍雪芹家也。余始驚其叛逆隱情，乃天報以陰律耳。傷風教者，安能逃哉？
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四編卷四也說：
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亦老貢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為矜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同治初年，汪堃《寄蝸殘贅》、陳其元《庸閒齋筆記》等書，也都有毛慶臻之類講法。陳其兄甚至明指參與天理教叛亂案的是曹雪芹之曾孫曹勛。梁說同樣講曹雪芹惡有惡報，但說曹雪芹無子孫，絕了後，與陳汪諸家相反。而他們指責《紅樓夢》是淫書卻是一致的。其評價顯然與滿人之嗟賞惋惜迥異（漢人中當然也有欣賞該書的，如袁枚就是。但同樣是把該書看成淫書。）。
高鶚的情況，與曹雪芹不同。曹無籍籍之名，又無科第，交遊圈極小，且非主流，故即使滿人永忠也「同時不相識」。高鶚則是漢軍鑲黃旗人，乾隆乙卯進士，由內閣侍讀考選江南道御史、刑科給事中。不惟頗參政務，且與一時名士多所往來，是嘉慶間著名詩家張問陶的妹婿。有文集及《硯香詞》，又據張問陶言，他還有《傳奇紅樓夢》。
《傳奇紅樓夢》，楊恩壽《詞餘叢話》卷三說：「余數訪其書未得，所見者，僅陳厚甫先生所著院本耳。」其實張氏講的並非戲曲傳奇，而仍只是今本小說《紅樓夢》，故底下接著說該書：「八十四回以後，俱蘭墅所補」。
楊氏誤以為「傳奇」兩字是指戲曲，當然找不到啦。可惜王國維《曲錄》卷五受楊氏誤導，竟著錄了一本高鶚作的戲曲。說：「《紅樓夢》一本，見楊恩壽《詞餘叢話》，國朝高口口著。高字蘭墅，名里不詳」。
這不但是據楊氏而誤，顯然也不知蘭墅乃高鶚之字，更不了解高鶚其人。王國維是寫過《紅樓夢評論》的大行家，對高鶚卻如此不熟悉，實在令人吃驚。
不過這也顯示了滿人漢人之間畢竟理解上頗有參差。故滿人震鈞《天咫偶聞》記高鶚，就推測高與張問陶相處並不好，所以張的妹妹是抑鬱而亡的。
原因是：「蘭墅能詩，而船山集中絕少唱和，可知其妹飲恨而終也」（卷三）。
實則二君唱和雖不多，偶存之作，仍可見其交誼。如張《贈高蘭墅》云：「俠氣君能空紫塞，豔情人自說紅樓。逶遲把臂如今雨，得失關心此舊遊」。記久別重逢之喜，于高頗為推許，可見絕非相處不睦之姻親。
高鶚的事，也有個跟曹雪芹類似的餘波。奉寬《蘭墅文存與石頭記》說：
「最近內務府老友張博儒君文厚談其同事恒泰君，姓高氏，內府鑲黃旗，官護軍參領，寓地安橋東拐棒胡同。家貧，歲底結棚鬻年糕於橋頭，人呼橋高。今已物故。嘗自言《紅樓夢》乃其先人所作，蓋蘭墅後人也」。
此說晚出，見於一九三一年《北大學生》一卷四期。奉寬乃筆名，說高鶚後人落魄賣年糕，與毛慶臻等人說曹雪芹後裔被禍，可謂遙相呼應。
以上是關於作者的問題，明顯可以看出：因為《紅樓夢》作者、編者、續者均為旗人，故旗人對此書之興趣顯然高於漢人。事實上，它的抄者、刊刻者、傳播者主要也是旗人。
很少人注意到《紅樓夢》的傳播乃是以北京為中心的。郝懿行《曬書堂筆錄》卷三就說：「余以乾隆嘉慶間入都，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紅樓夢》」。毛慶臻也說：「乾隆八旬盛典後，京版《紅樓夢》流行江浙」。
可見北京在《紅樓夢》的傳播上居於中心位置。嘉慶二十二年，得輿《京都竹枝詞》甚至把《紅樓夢》之流行視為京城特殊景觀：「做闊全憑鴉片煙，何妨做鬼且神仙。閒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
張子秋《續都門竹枝詞》同樣如此，曰：「《紅樓夢》已續完全，條幅齋紈畫蔓延，試看熟車窗子上，湘雲猶是酔憨眠」。
這是乾嘉時的風氣。直到光緒，讀《紅樓》、談《紅樓》仍是北京之特色。所以徐兆瑋〈遊戲報館雜詠〉說：「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不談新學談紅學，誰似蝸廬考索多？」自注曰：「都人士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戊戌報章述之以為笑噱」。
李放《八旗畫錄》卷中也有類似的記載，說：「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自相矜為紅學」。足證《紅樓夢》之流行，乃至出現「紅學」一詞，主要是北京士大夫之提倡。
北京士大夫當然不盡是旗人，但旗人家為北京風俗之主要推手，殆無可疑。
這還有個輔助說明的例證，那就是它的版本狀況。
《紅樓夢》的版本問題極其複雜。它早先只有抄本，流行於曹雪芹友朋親戚間，現有所謂的脂硯齋、畸笏、棠村等人之批本，均批在這些抄本上。今存早期抄本，通稱《脂硯廟重評石頭記》的有甲戌、乙卯、庚辰諸本。
甲戌本是大興人劉位坦在北京鼓擔上購得的，傳其子劉銓福。近也有人懷疑所謂脂批，其實多出劉銓福等人之手。但不管如何，此本即出於北京。
乙卯本，因避清代國諱「玄」「禛」，又避兩代怡親王胤祥、弘曉的「祥」與「曉」字，故推測應該是怡親王弘曉府中的原抄本。
庚辰本，又稱脂京本，也出自旗人家，在北京隆福寺地攤上被購得。
還有戚蓼生序的抄本一種。戚序本乃是各種脂本中最早被人發現並付印的本子（有正書局本），但這個抄本卻不是當年付印之本，係另一人所抄。約抄於咸同年間，後歸揚州靖氏。靖氏即旗人。
這些抄本都是殘缺的，完整的是《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稿》。此稿在山西被發現，不過收藏者為漢軍鑲黃旗人楊繼振。此君曾著《星風堂詩稿》《五湖煙艇集》。
另外還有一本蒙古王府抄本及靖應鵾藏本。靖藏本發現後，紅學界驚為天人，因為它有不見於其他抄本的脂批百餘條。高陽先生和我卻對它頗有懷疑，都有文章考證，認為它是偽造的。不過，不論偽不偽，靖應鵾也是旗人，自稱於乾嘉年間遷江都，清末再遷南京。
靖藏本中據說夾了一張「夕葵書屋」的過錄殘紙，故紅學家多相信曾有一個夕葵書屋本。夕葵書屋，是吳山尊的齋號。吳氏是八旗詩匯《熙朝雅頌集》的主要編纂者。
縱觀現存這些抄本，實可說有驚人的巧合，因為幾乎都與旗人有關。包括蒙古王府本，亦是蒙旗所傳。乃旗人抄、旗人讀之本。
刊刻本中，高鶚程偉元的本子最為重要。他們的版本之外，乾隆五十一年乙酉還有一個舒元煒作序的本子，一般稱為乙酉本。舒元煒也是旗人。
在今存各本以外，犀背山樵還提到過：「余在京師時，嘗見過《紅樓夢》原本，止於八十回，敘至金玉聯姻、黛玉謝世而止。今世所傳一百二十回之文章，不知誰何傖父續成者也。原書金玉聯姻，非出自賈母、王夫人之意，蓋奉元妃之命，寶玉無可如何而就之，黛玉因此抑鬱而亡，亦未有以釵冒黛之說」（序嫏嬛山樵《增補紅樓夢》，道光四年刊本）。
這是與今本不同的另一個抄本，八十回。但非未完之八十回，謂原書只八十回。
光緒二十三年邱煒萲《菽園贅談》也提到這種八十回本：「此書舊為抄本，只八十回。倪雲癯曾見刻本，亦八十回。後四十回乃後來聯綴成文者，究未足為據。或以前八十回為國初人之舊，而後四十回即雪芹所增入」（卷四）。
這種八十回本既曰已刻，則亦非今所見之本。把八十回本跟一百二十回本分開，視為兩書，又與另一種傳說相呼應。因為早在乾隆間，周春就講過：「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云：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微有異同。」百二十回本，可能就是今存《紅樓夢稿》，但八十回本《石頭記》卻仍徒供想像。
依這些筆記所載，可知清代社會上流行的《紅樓夢》，版本其實遠比今日所見者更為複雜。像苕溪漁隱嘉慶二十二年的《癡人說夢》用以校勘的「舊抄本」，就頗與今存甲戌、乙卯、庚辰諸本不同。
鄭光祖的《一斑錄雜述》卷六也說：「曾於所知家見有《紅樓夢》抄本十餘本，中多刪改。意是原稿。雖已不全，而本末完善。」據他說這個《紅樓夢》原稿，結尾處是林黛玉的詩，而均與刊本不同。這是道光年中的事。可是今傳刊本並不以瀟湘妃子詩作結尾，這樣的抄本亦未之見。
另外，趙之謙《章安雜說》還提到另一種本子：「余昔聞滌普師言：本尚有四十回，至賈寶玉作看街兵、史湘雲再醮與寶玉方完卷，想為人刪去。」這是說原本一百二十回，後來才刪成八十回。而這個百二十回的「原本」，當時似乎確實存在於光緒間。
因為甫塘逸士《續閱微草堂筆記》載：「戴君誠甫曾見一舊時真本，八十回以後均不與今本同。榮寧籍沒後，均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作家，至淪於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為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故書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之言也。聞吳潤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惜在京邸時未曾談及。」講的就是這個本子，而此本即藏於北京舊家中。
到底原稿是八十回，而後來續成一百二十回；還是原有一百二十回，被人刪成了八十回；抑或八十回、百二十回原係兩書，在紅學上本是最令人頭痛的問題。可是真正難以董理的，還在這個八十回本不同於那個八十回本，「八十回本」或「百二十回本」都是複數。
而且版本問題並不只八十回、一百二十回而已。另有號稱原本的後三十回。如逍遙子〈後紅樓夢序〉說：「同人相傳雪芹尚有《後紅樓夢》三十卷，遍訪未能得，藝林深惜之。頃白雲外史、散花居士竟訪得原稿，並無缺殘。」這個本子，「全書歸美君親，存心忠孝，而諷勸規警之處亦多」，顯然與今存諸本迥異。
另一種號稱是原本的，則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咸豐十年八月十三日：「涇縣朱蘭波藏有《紅樓夢》原本，乃以三百金得之都門者。六十回以後，與刊本迥異。壬戌歲，餘姚朱肯夫編修於廠肆購得六十回抄本，尚名《石頭記》。」
這是兩種在北京出現的抄本，一本六十回，一本六十回以後與刊本不同。平步青《霞外攈屑》卷九更說：「原本與高鶚改本先後開雕，世喜觀高本，原本遂湮，然廠肆尚有其書。」
此外，解弢《小說話》又說：「余於京都肄上，得抄本《石頭記》三冊與通行本多有不同處：晴雯之表嫂即多姑娘；柳五兒死在晴雯之先；芳官戴皮冠，反著狐裘，寶玉呼之為耶律匈奴，後音轉為野驢子。此類尚多，今不復省記」。這是個殘本，但顯然不只是後半部不同而已。
這些本子，細究之，便會發現大抵亦均出於北京：或藏於故家，或發現於廠肆（琉璃廠書肆）。
而其實，皇家便是此書的主要讀者群。例如唯我《飲水詩詞集跋》曾載：「某時高廟臨幸滿人某家，適某外出，檢書籍，得《石頭記》，挾其一冊而去。某歸大懼，急就原本刪改進呈。高廟乃付武英殿刊印。書僅四百部，故世多不傳。今本即當時武英殿刪削本也。」
這裡所記載的《紅樓夢》刪改原委，索隱派曾引為張本，如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便說：
當順康之世，入關未久，天下文網尚不甚密，是書原本當不免有直率疏漏處。至乾隆朝，事多忘諱，檔案類多修改。《紅樓》一書，內廷索閱，將為禁本，雪芹先生勢不得已，乃為一再修訂，俾欲隱而愈不失真。
王夢阮認為此書是為順治出家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故原著作於康熙中葉，曹雪芹只是刪訂者，刪改之原因則是「內閣索閱」。不管其說你以為如何，但持此說者，顯然都以皇帝要看《紅樓夢》為其前提。
徐珂《清稗類抄．著述類》還提到一個故事：
京邸有陳某者，設書肆於琉璃廠。
……一日，訪友于鄉，友曰：「亂離之中，不知何人遺書籍兩箱於吾室，君固業此，趣觀之，或可貨耳。」陳檢視其書，乃精楷抄本《紅樓夢》全部，每頁三十行，三十字。抄之者各注姓名於中縫，則陸潤庠等數十人也。乃知為禁中物，亟攜之歸，而不敢示人。
……其書每頁之上均有細字朱批，知出於孝欽之手。蓋孝欽最喜閱《紅樓夢》也。
可惜這個慈禧太后的批本未能流傳下來，但禁中頗讀《紅樓夢》當為事實。
換言之，《紅樓夢》作者、編者、續作者均是旗人，抄者、讀者、刊者、批者、售者也以北京為中心向外傳播。宗室、王府，甚至禁中都頗流行此書。版本的情況，跟我們前面引用一些筆記、竹枝詞來說明紅樓熱或紅學熱主要出諸北京，甚且主要出於旗人，適相符合。
但問題還不能只停留在這個地方，我們還要繼續追問：旗人讀者熱衷此書，主要關注點是什麼？僅是因作者編者皆我滿人之故，抑或是另有其他？是什麼如此吸引他們？
這個關注點，當然也不必只是一個。滿人讀者相對於漢人，或許可視為一大類，但這一大類內部也仍有不同，不可能完全是同質性的一種心態、一種讀《紅樓夢》之法。
所以我們看梁恭辰《此東園筆錄》卷四就記錄了滿人另一種觀點：
滿洲玉研農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嘗語家大人曰：《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為奇寶，往往向人誇耀，以為助我鋪張。甚至串成戲劇、演作彈詞，觀者為之感歎唏噓，聲淚俱下，謂此曾經我所在場目擊者。其實毫無影響，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齒冷也。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書為污蔑我滿人，可恥可恨。
……我做安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
……那繹堂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為邪說詖行之尤，無非糟蹋旗人，實堪痛恨。我擬奏請通行禁絕，又恐立言不能得體，是以隱忍未行！
此說可分兩部分看，一是說滿洲人每以《紅樓夢》為奇寶，往往向人誇耀，以為助我鋪張。這正好解釋了上述各種問題。抄、讀、討論、倡為「紅學」、講說曹高故事等，之所以多發動於滿人，即出於此種心理。但梁恭辰所講的另一部分，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梁恭辰自己是以《紅樓夢》為淫書的，故他引滿人玉麟，那繹堂之言為自己主張禁書之舉張目。不過，由他之記錄即可見滿人中雖大部分以《紅樓夢》為榮，覺得它鋪張了旗人「風月繁華」的一面，但也有不少滿人感到此書對滿人有譏刺之意。
本來，謂《紅樓夢》言情或誨淫者，均不罕見，乃此書讀者常見之反應。但把誨淫視為「糟蹋旗人」「污蔑我滿人」，卻是把滿漢之見滲入了的結果。
既有滿漢之見橫梗于心，自然也就會揣想它到底因何而作、到底在譏刺什麼。曹雪芹自道其家世，譏刺自己及其家族長輩嗎？這當然是講不通的。因此自傳說於此無用武之地，代之而起的乃是他傳說，猜測《紅樓夢》究竟具體描繪了哪一家的事。
說此書是講明珠家的事的人最多。據趙烈文《能靜居筆記》載：「謁宋于庭丈翔鳳於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紅樓夢》，高廟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廟閱而然之，曰：『此蓋為明珠家作也』，後遂以此書為珠遺事」，似乎此說自乾隆朝即有，且由乾隆自己所倡。
趙烈文這本的筆記在近代史料中很有價值，但論小說非其所長，談及曹雪芹，竟然說：「曹實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給。其父執某，牖空室中，三年遂成此書。」可見他對曹並不了解。宋翔鳳也只是道聽塗説，故有此誤。
不過，正因是道聽塗説，反而可以知道此說早已流傳甚廣了。事實上，此說亦不只騰於口說而已，筆記中記述亦不少，如平步青《霞外攈屑》卷九：
《燕下鄉脞錄》卷五引徐柳泉云：「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陵十二，皆納蘭侍衛所奉為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為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圖，猶先生以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罹盜窟，並被以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圜扉，並加以嗜利受賕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
……相傳云：乾隆末，明相孫成安，以多藏為和珅婪索不遂，又涎美婢侍明相夫人者，作紫雲之請。成靳不與，固索之，乃以明相夫人為辭，並微露禁臠不容他人染指意。和珅挾恨，以事中傷之，籍設遣成，婢為所得而不死。成之業師某，目擊其事穎末，造為此記。半屬空中樓閣。以賈政影明相，賈珠早死影容若，又以賈敬丙辰進士，故亂其辭，以寶玉影揆敘。
……以蔣玉函影和珅，以和小名琪官故也。
此說有個重點，對所有索隱本事者均有重大啟發，即是它指明了《紅樓夢》的影射之法是用美女去寫名士，十二金釵及《紅樓》諸豔都是當時名士。
錢靜芳《紅樓夢考》反對這種把美人與名士相比附的辦法，認為很難確指；也不依從明珠與和珅交惡說，另主納蘭容若之情事說。謂：
是書力寫寶黛癡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寶玉固全書之主人翁，即納蘭侍御容若也。使侍御而非深於情者，則焉得有此倩影？余讀《飲水詞鈔》不獨於賓從間得訢和之歡，而尤於閨房內致纏綿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從其詞中脫卸而出。是黛玉雖影他人，亦實侍御之德配也。
以玉為納蘭容若，乃是老傳說，如孫桐生《妙復評石頭記序》即云：「作者姓名不得傳，訪諸故老，或以為書為近代明相而作。寶玉為納蘭容若。以時事文集證之或不謬，其曰珠曰瑞，又移易其輩行而錯綜之。若賈雨村，則高江邨也。」
後來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更把這種說法視為他傳說之代表：「綜觀評此書之說，約有二種，一謂述他人之事，一謂作者自寫其生平也。第一說中，大抵以賈寶玉為納蘭性德。」
王國維且認為此說：「要非無所本」，因為納蘭的詩詞中確有若干端倪；只是他反對用考證本事之法去讀小說，故不採其說而另僻蹊徑罷了。
在講《紅樓夢》即影射明珠家事時，曾有人提到和珅與明珠的恩怨，而有趣的就是：《紅樓夢》到底指誰家事之第二大候選人，正是和珅。缺名《譚瀛室筆記》說：
和珅秉政時，內寵甚多，自妻以下，內嬖如夫人者二十四人，即《紅樓夢》所指正副十二釵是也。有龔姬者，齒最稚，顏色妖豔，性冶蕩，寵冠諸妾。顧奇妒，和愛而憚之，多方以媚其意。
……和少子玉寶，別姬所出，最佻達。龔素愛之，遂私焉。
……玉寶好為冶遊。
……有婢倩霞，容貌姣好，姿色豔麗，髫齡入府，聰穎過人，喜學內家妝，手潔白，甲長二寸許，幼侍玉寶，玉寶嬖之。龔姬嫉其寵，讒于和妻，出倩霞。玉寶私往瞰之，倩霞斷甲贈玉寶，誓不更事他人，鬱鬱而死。玉寶哭之慟，隱恨龔姬。龔姬多方媚之，玉寶終不釋。和府故多梨園子弟，皆極一時之選擇，有貼旦名珍兒者，尤姣媚，昵昵依人，玉寶與結斷袖之契，輒夜宿其家。龔姬廉知其事，大恨曰：「儇薄子乃如此妄作耶？」亟率侍婢十數人，聯燈列炬，潛出府後門，掩其不備。玉寶大驚，肘行以逆，叩頭求免。珍兒伏地戰憟，不敢仰視。龔姬叱令舉首，燭之美，遽慰之曰：「汝勿恐，吾非噬人者。」竟與偕歸，亦留與亂。是夜，龔姬以暴疾死，死後恒為厲府中。和知之，以珍兒殉焉，乃不為厲。
按此說見護梅氏《有清逸史》。龔姬即《紅樓夢》中襲人，倩霞即晴雯，字義均有關合，而玉寶為寶玉，尤為明顯，不過顛倒其詞耳。《紅樓》一書，考之清乾嘉時人記載，均言刺某相國家事。但所謂某相國者，他書均指明珠；護梅氏獨以為刺和珅之家庭，言之鑿鑿，似亦頗有佐證者。
《紅樓夢》確實較多人主張是刺明珠家，認為是刺和珅者少。但我們不要忘了，傳說並不能僅由文獻上診斷，至今論大觀園者，還有不少人力主其遺跡即在現今的恭王府，而恭王府的前身正是和珅之宅第。明珠的園林，是後來的醇親王府。雖也傍著後海，如今卻少有人提及，可見《紅樓夢》影射和珅家事畢竟仍有其老勢力。
明珠、和珅之外，周春《閱紅樓夢隨筆》說是靖逆襄壯侯張勇家的事，也有許多人說是王府家的事，還有些人說乃皇室宮闈之事。例如順治出家、廢太子允礽等等。
以上諸說，過去籠統視為索隱派，未注意到它多出於滿漢之見。實則謝道隆《紅樓夢分詠絕句題詞》自注早已點明：「滿洲諸老常以《紅樓夢》乃譏國初故滿相某公之書，屢焚禁之，而不能絕也。」把《紅樓夢》視為揭露滿人貴室豪奢淫佚之書，故切齒欲禁之者，正是某些滿人。
此種讀法，亦使得他們不會賞其寫情之深刻纏綿，而只注目於它的揭露驕奢以及種族問題。
種族主義之讀法，當時必已甚盛，所以夢癡學人《夢癡說夢》才會刻意說：「《紅樓夢》演南北一家，滿漢一理之義，不必講南宗北派，亦不必論滿漢殊俗。總不出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的道理。」
看此語，便知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正因時人頗謂《紅樓夢》有歧視誣衊滿人之意，所以才特從義理上說，以超越滿漢之見。
清中葉一些從義理上講《紅樓夢》的人，例如說：「《風月寶鑑》者，先天下圓圖也。《金陵十二金釵》者，一破為二也，《紅樓夢》者，小人剝廬也。《石頭記》者，碩果不食也。《情僧錄》者，性命雙修也」（同上）。以《大學》《中庸》《易傳》《西遊》煉丹講《紅樓》，今人往往嗤其迂腐牽強，其實恐怕即是為了紓解滿漢略域，避免書被禁焚而發的。
邱煒萲《續小說閑評》的另一段評論也可看出類似的心情：
曹雪芹撰《紅樓夢》，花雨繽紛，灑遍大千世界，錦繡肝腸，普天之下誰不競呼為才子？而說者乃以林、薛以下諸美人皆不纏足，謂為隱刺滿洲巨族某相國府中陰事，以蒙、滿婦女均素足故也。傳疑傳信，莫知其始。滿洲巨族，聞及此書，輒形切齒，燬禁者屢矣。不知中國文字歷來傳美人者，原不稱及雙彎。《雜事秘辛》古艷香濃、千古絕調，特寫素足，豈以此亦為滿洲婦女乎？文字寫美人纏足，古雖有之，除一窅娘外，並不指定誰何。至元時，《西廂記》始以專譽雙文，而原本《會真記》無有也。
《西廂》偽事，何足據為典實？今於《紅樓夢》不纏足美人，遂疑曹氏為有意影射，恨其事而並怒其文，不已冤耶！燕北閒人特著《兒女英雄傳》，極寫義俠以稱滿人，將藉此以平局外之氣，用心可為厚矣。至思奪雪芹一席，而阻《紅樓》行世，尚屬未能。今無論其是否刺清代相國之作，即是矣，《琵琶》中郎、《荊釵》十朋，人自鑒別，書自流傳，亦何能阻？況劣筆如《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後夢》、《紅樓續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之數種者，本無盛名，猶未能一掃而空，而《紅樓夢》原書騰焰難滅，更可知矣。必不得已，再著一書，以匡古人之失，如《蕩寇志》名為《結水滸》，以反正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可也。余觀滿洲人，非無擅長說部之長，乾隆間有某知縣著《夜談隨錄》，其筆意純從《聊齋志異》脫化而出；咸豐間余小汀相國之子桂全著《品花寶鑒》，獨開生面，皆能語妙一時，而名後世。他如《嘯亭雜錄》多記名人軼事、國家勤政，聞為道光朝禮親王昭槤所輯編。以說部而兼史稿，天潢宗派，強識劬學，更為難得。於此有人焉，苟縱其才力之所至，十年伏案，棄稿三樓，以專成一種必傳之作，與《紅樓》爭勝，是天地間又增一大部空靈奇妙文字，與後世才人同聲讚歎，何快如耶！
本文乃是為調停滿漢之見而作的，非常有意思。
第一段，就寫不寫女子纏足之問題，舉古代小說罕寫女人腳為證，企圖淡化《紅樓夢》即是陰刺滿人之印象。這當然也只是刻意如此講。因為古代文學作品中寫女人足並不罕見。
何況古代不纏足就大家都不纏，元明以後流行纏足就都大家都纏，未有良家女而素足者。清代才是漢人女子纏足而滿族為素足，滿漢之殊，這是個分辨的重要標識。邱煒萲要人忽略這個標識，不要管它到底是不是描寫滿族巨室，毋寧太不現實。
後世論者，事實上亦仍多在此大做文章，例如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就說：「書中所寫為滿人、為漢人、為滿裝、為漢裝，本迷離難考，然作者亦自有故意流露處。大抵宮闈之內皆北地胭脂，惟董惟劉的是南朝金粉，故劉姥姥到瀟湘館，忽提出繡鞋二字，則妃子為蠻足可知」。
王氏是主張董小宛入宮的，故其說如此。丘煒萲想叫人莫注意書中女人的腳，顯然很難！
第二段說《兒女英雄傳》之寫作屬於《紅樓夢》之反影響，卻極具特識。他曾在《菽園贅談》卷四〈小說閑評〉中分析過：
《兒女英雄傳》是有意與《紅樓夢》爭勝。看他請出忠孝廉節一個大題目來，搬演許多，無非想將《紅樓夢》壓住……。
然非作《紅樓夢》者先為創局，巧度金針，《兒女英雄傳》完安得隱宗其長而顯攻其短？攻之雖不克，而彼之長已為吾所竊取而鳴世。又安知《兒女英雄傳》顯而攻之者，不從而陰為感耶？《紅樓夢》得此大弟子，可謂風騷有正聲矣。
此處續評即是這個意思的發揮。不但指出兩書內在的關聯，且注意到《兒女英雄傳》的作者文康正是滿人。又謂其力反《紅樓》，極寫義俠以稱揚滿人，乃是「藉此以平局外之氣」。
這就說明了《紅樓》初出時，滿人頗以為榮，然而漸漸就可能受了一部分漢人讀者謂其內容淫佚之影響，疑心該書旨在暴露、攻擊旗人世家之醜狀，而對該書愈來愈不滿。
鄧狂言《紅樓夢釋真》說《郎潛記聞》等書都曾指實《紅樓夢》所描述的是滿旗重臣家事，故「為滿人深惡，而禁令屢申。官文、胡林翼尤為切痛，一則云：『罵滿人太惡』，其本旨也；一則云：『壞人心術』，其託辭也。」即指此現象。
表面上《紅樓夢》屢屢招禁，是因內容晦淫，然真正原因卻是因它觸動了滿漢心結。在這種心結下，禁《紅樓夢》固然是個辦法，但又禁不了。既禁不了，那就只能再寫一部反《紅樓夢》的小說。
反《紅樓》，不只在主題宗旨上要與《紅樓》不同，大講忠孝節義。更要將此忠孝節義歸於滿人，以扭轉被歪曲了的滿人形象。
丘煒萲這樣的推測，不能說無其社會心理基礎。《兒女英雄傳》在五四運動以後，評者多贊美其言語結撰之工，而鄙其思想意識之俗。謂其大談忠孝節義甚為迂腐。
其實就是脫離了這種社會心理評價，沒把清代嘉道咸同光緒間為何會出現《兒女英雄傳》、為何會出現一大批強調倫理道德的批本、為何會產生一大批糾正《紅樓夢》偏畸缺憾的紅樓續作……等現象一併合起來觀察。
文章的第三段，是說《兒女英雄傳》雖沒能壓倒《紅樓夢》，但滿人多才，他期許未來當有大手筆可以完成此一任務。這其實是藉贊美滿人以化解滿人對《紅樓夢》的敵意。
他的敍述也確實提醒了我們：在漢代文學發展史上，滿人的表現實在很可觀。入關不多久，竟然在詩詞上有納蘭容若、小說方面有《紅樓夢》這樣的成就，後來則還有丘煒萲提到的各種作品，這是遼、金、元都趕不上的。
辛亥革命以後，排滿成功，漢人重新主導政權，按理說滿人對《紅樓夢》的詮釋觀點與心態亦應逐漸淡化或隱退。誰知不然。這件事最有趣之處，即在於：旗人所倡之紅學、旗人作家曹雪芹、旗人作品《紅樓夢》，比從前還要受到重視；滿人所持「譏刺滿人說」也同樣大獲發揚，所謂索隱派，其實即由此衍出。
如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便明言：
近人《乘光舍筆記》謂書中女人皆漢人、男人皆滿人。以寶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與鄙見相合。《乘光舍筆記》不知撰人，謂：「《紅樓夢》為政治小說，全書所記，皆康雍年間滿漢之接構。」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書寶玉所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便可見也。蓋漢字之偏旁為水，故知書中之女人皆是漢人。明季及國初人多稱滿人為達達。達之起筆為土，故知書中男人皆指滿人。由此分析，全書皆迎刃而解。
這是徹底的種族主義讀法。所以認為一旦破譯漢滿密碼（男人與女人），全書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作者稱清初為國初，可見是清朝人。而蔡元培之索隱，一般人只注意到他以拆字或影射推求本事之方法，卻未發現他的解析觀點正是此種滿漢之見發揮。比如他說：
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餘也。
……作者深信正統之說，而斥清室為偽統，所謂賈府即偽朝也。
……作者于漢人之服從清室而安富尊榮者，如洪承疇、范文程之類，以嬌杏代表之，嬌杏即憿幸……。
於有意接近而反受種種之侮辱，如錢謙益之流，則以賈端代表之。
……賈寶玉言偽朝之帝系也。寶玉者，傳國璽之義也，即指胤礽……
凡此等等，可說均由滿漢著眼，謂全書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蔡元培之後，鄧狂言《紅樓夢釋真》也仍采此眼目，把《紅樓夢》比於鄭所南之《心史》，說悼紅軒的紅即是朱、即是明朝，基本上同于蔡元培。
但它有一大異於蔡元培之處，那就是作者問題。蔡仍用曹雪芹著書說。可是若說曹雪芹於「悼紅軒中增刪本書，則吊明之義也」，一個滿人的包衣曹雪芹，為何會有這種吊明之思呢？這與曹的旗人身分是不相合的，其人不可能持漢人種族主義。故若謂全書之旨端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作者問題就真成了個問題。
鄧狂言因此抓住曹雪芹「增刪」一詞，說：《紅樓夢》之作當在康熙時代，疑是吳梅村所作，或非一人作，曹雪芹只是後來一位編輯增刪者而已。
後來索隱派講《紅樓夢》隱喻悼明斥請之意者，大抵都依此思路，不承認曹雪芹的著作權。《紅樓夢》的詮釋，發展至此，就與滿人之見不同了。滿人恐怕不會不維護曹雪芹的著作權，強調它乃是滿人作的。
由滿人的種族之見，衍出漢人種族之見，看來匪夷所思。實則種族主義的內涵是一樣的，彼此轉注，有何稀奇？且正因滿人已有此說，嗣後才會衍出漢人之種族小說論。汪堃《寄蝸殘贅》卷九曾載：「聞一旗下友人云：《紅樓夢》為讖緯書」。此語不知何義，難道講的就是這由滿轉到漢的預言嗎？我申論及此，不禁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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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農曆一月二十一日為寶釵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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