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主義與科學無關

人總要生病了才曉得生命的可貴。

所以，生命哲學都生發在懂得回頭之時。電影《一代宗師》裡說「老猿掛印，回頭望月」。

近世西方的崛起，第一步是14世紀到16世紀的文藝復興。是資產階級興起，改革中世紀思想文化、掙脫神權的運動。

第二步是15世紀末開始的大航海時代，開始發展殖民主義。通過搶劫、佔領、搜刮和貿易，從各地獲得大量土地、原料、技術、勞力、金錢，逐漸趕上中國、印度和伊斯蘭國家。

第三步是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資產階級結合民眾更近一步反教會、反封建。伏爾泰、盧梭、康德、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都出現於這一階段。傳教士和商人傳播去的中國物品、思想、文化則形成了「中國熱」，對啟蒙運動起過不小作用。等於站在中國和阿拉伯的肩頭又進了一大步。

第四步是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建立科技化、工業化、都市化的現代文明，漸漸睥睨一切了。代表思想家是黑格爾。

這幾個階段，都是昂揚的、充滿力量的，前進、前進、前進進！

前進到世界各地的西方文明，嘗盡了甜頭，故一直延續舊這個路向，政教分離、世俗化、理性化、工業化、商戰、都市化、科技化，高舉達爾文主義，進步再進步。

高漲的自信心，也使得民族主義爆棚，推動了國家權力的發展。英國、俄國、法國以及新獨立的意大利、德意志紛紛進行殖民擴張，甚至巴爾幹地區的新興民族國家也加入搶奪帝國的行列，「新帝國主義」遂成為新民族主義的表現。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之侵略，就在這個時候。

可是，《馬太福音》說了：「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在資本主義賺得盆滿缽滿、對外「我戰則克」而貪得無厭之時，生命要回頭看看自己了。

生命哲學乃於19世紀中期興起。

他們反對黑格爾主義和自然主義。不滿意啟蒙運動以來所強調的「理性」，不滿因果決定論，更反對機械科學觀以及現代都市生活方式。認為這些都是對個性、人格和自由的否定。他們要從「生命」出發去講宇宙人生，用意志、情感和「實踐」或「活動」來充實理性的作用。

他們並不反對自然科學和理性，只是這些經驗或知識不全整，必須提高意志、情感的地位，才能窮盡「生命」的本質。

這一路思想常被歸入廣義「非理性主義哲學」中去。是的，叔本華、尼采都質疑柏拉圖、康德。尤其尼采，強調「重估一切」，反對啟蒙運動所提倡的理性、顛覆了西方的道德思想和傳統的價值，揭示了人類面臨的精神危機。

所以雅斯貝爾斯說尼采和克爾凱郭爾給西方哲學帶來顫栗。後來弗洛伊德、薩特、海德格爾、傑克．倫敦、福柯、德里達等等都受他影響，迄今未已。

生命哲學則對胡塞爾和主張「信仰意志」的美國哲學家W.詹姆斯等人均有重要影響，存在主義也是。他們都發展了生命哲學的觀點。

還有一支，是德國哲學家W.狄爾泰和RC奧伊肯等人的生命哲學。

十八世紀的史學，是啟蒙主義式的，強調人類沿著一條直線(共同規律)進化。十九世紀不然，有許多人改由「有機體」的觀念去看社會與文化，有它自身的「發展」而非都沿同樣的直線(古代-中古-近代)進化。

另有許多則屏棄考證，不想做歷史真相的科學重建，而是通過理解、同情和體驗建立人文科學，如李凱爾特、狄爾泰、布克哈林等。新康德主義者如W.文德爾班等人，也區分了自然科學與價值論(或文化哲學、精神科學)。

也就是說：沿用科學方法，不能處理生命問題。生命自有出路，要尋找到它自己的邏輯。

20世紀初，德國HAE杜里舒(1867～1941)的生機主義、法國H.柏格森的創化論，就是從這些錄像發展出來的。試圖從生命的進化或生物學的立場，為生命哲學建立自然科學的基礎。說明生命是豐富的。

人類學，也出現了一個反對達爾文進化論的「傳播學派」，認為文化是有機體，有其「文化圈」。人屬於文化、產生於文化。

諸如此類，不必再細說了。總之，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前期，是歐洲思想劇烈變動的時期，延續啟蒙運動而開出了新的、批判性的、反對現代社會及現代性的許多枝條，延伸到現在。

藝術上的現代藝術，也起於十九世紀中葉。由此發展到二十世紀中，其譜系大概如此：

前印象主義 1820–1870；
印象主義 1870–1890；
後印象主義 1880–1906；
塞尚 1839–1906；
原始主義 1880–1930；
野獸派 1905–1910；
立體主義 1907–1914；
未來主義 1909–1919；
康定斯基/俄耳甫斯主義/青騎士 1910–1914；
至上主義/構成主義 1915–1925；
新造型主義 1917–1931；
包豪斯 1919–1933；
達達主義 1916–1924；
超現實主義 1924–1945。

有人說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和柏格森的直覺主義是現代藝術的理論基礎。不一定！但在傳統之外另開新局，非常明顯。主要是想通過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社會之批判與不滿來探索生命(雖然後來可能因追逐形式而遺忘了生命)。

由於回頭了，所以也重新認識了東方，或開始從東方尋找生命的出口。

20世紀初，歐美詩歌仍是「對濟慈和華茲華斯模仿的模仿」，故龐德及英國詩人托馬斯．休姆、理查德．奧爾丁頓等人要反對它。柏格森的直覺主義、生命哲學成為意象派的思想基礎。

寫法則受日本俳句和中國古詩的影響。先是模仿學習日本俳句，後來發現俳句源於中國格律詩。在他們看來，中國詩是純粹的意象組合，如畫掛於眼前。龐德又看到了孔子和漢字的魔力，對此崇拜不已。

俄國也一樣。最重要的女詩人阿赫馬托娃，也深喜中國詩，翻譯了《離騷》和大量李白李商隱詩。

德國衛禮賢、福克等人，又把《易經》《道德經》《南華經》《論語》《孟子》《墨子》等都譯成德文出版了，在知識分子中引起廣泛興趣。

表現主義詩人對中國詩也很推崇。漢斯．貝特閣翻譯的《中國笛》、奧托．豪賽翻譯的《李太白》詩選、阿爾伯特．艾倫斯坦翻譯的《黃色的歌》等廣泛流傳。馬勒的交響曲《大地之歌》、艾斯勒《反戰》清唱劇，也採用中國詩。元雜劇也很吸引他們。克拉崩即曾翻譯改編李行道的《灰闌記》。

說到戲，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當然十分重要。大家都知道他曾受到梅蘭芳的影響。

布萊希特把戲劇分為兩大類型：一是亞里士多德式戲劇；一類是反亞里士多德的。他想改革西方傳統，所以取鑑於中國。

他之前就曾藉助阿瑟．威利的英譯本《中國詩歌170首》翻譯了7首中國詩歌。翻譯過程中，他對白居易「新樂府」「秦中吟」這類抨擊時弊的諷喻詩非常認同。

他作的《戰爭課本》等節奏不規則的無韻抒情詩，也明顯帶有《道德經》《墨經》的風格。

他的劇本，在謀篇佈局上普遍吸納中國戲曲連綴式結構、自報家門、題目正名、楔子、歌唱等元素，還常常以中國戲曲作品為藍本。

如《例外與常規》套用張國賓《合汗衫》，《四川好人》用關漢卿《救風塵》，《高加索灰闌記》取材於元雜劇《包待制智勘灰闌記》(用了四次：一是《人就是人》的幕間劇《小象》，二是在丹麥作的《奧登西灰闌記》，三是在瑞典作的小說《奧格斯堡灰闌記》，四是流亡美國時作的《高加索灰闌記》)。戲中還常出現一些中國思想，如《易經》孟子莊子墨子等，尤其喜歡墨子。

電影方面。二十世紀電影藝術的革命性進展，是蒙太奇手法的運用，代表人物是蘇聯的愛森斯坦。

這種手法，來自他對漢字的理解。他曾經在著作中解釋：漢字中的「口」和「犬」都是名詞，各自有獨立的含義，但是當把它們組合到一起時，便發生了質的變化，成了動詞「吠」。把它們展現在銀幕上，「口」和「犬」的特寫鏡頭剪輯在一起，自然使觀眾悟到那有一隻狗在叫。這就是蒙太奇。

他也喜愛中國戲，1930年他去美國好萊塢派拉蒙公司拍片子時，就從查理·卓別林那裡了解到梅蘭芳。1935年梅蘭芳去蘇聯，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出版《梅蘭芳和中國戲劇》來迎接他，內即收了愛森斯坦《梨園仙子》一文。

看了梅的演出後，愛森斯坦以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名義，替他拍攝一部舞台記錄片，劇目是《虹霓關》。拍攝手法，比梅蘭芳在美國拍《刺虎》時還要複雜。愛森斯坦並將自己新出版的《電影造型的原則》論文送給梅蘭芳。

在這種中西方合流的氣氛中，辜鴻銘介紹孔子「春秋大義」到歐洲，才能有這麼高的名望。

然而，歐洲當時這種氣氛或思路，並未感染到我國。

二十世紀以來，我國知識分子的心靈仍震懾於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的「歐洲現代文明」中，思想仍集中於達爾文、盧梭、康德、黑格爾、洛克。以理性、科學、民主、建國、現代化為目標。

所有反對這些的歐美思想，我們都很忽視，譯介傳述甚少，即使介紹進來，如美國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也會被罵出去。所以辜鴻銘這類當時真正能理解歐洲的人，在我們這裡才會被看成怪物、老頑固。梁啟超去歐洲考察而寫的《歐遊心影錄》則被認為是他保守退步了。

與五四新文化運動陣營不同調的「學衡派」以及梁實秋、梅光迪、吳宓等都曾受教白璧德門下，深受其影響。在教育方面，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是乾什麼的？不就是反對德國形成的現代專技化大學工廠嗎？

可是我們就硬是學德國和「脫亞入歐」的日本，結果學成今天這個樣，學生只會考試，不知自己是誰。

卡西勒、李凱爾特、狄爾泰、布克哈林講的人文科學之邏輯，也沒人理會。文史研究界，到現在還在考據、寫論文、還原歷史真相、把自然科學方法普遍扣在人文及社會學上。

表現對現代社會不滿的西方現代藝術與詩歌，在中國更被稱讚為是可以反傳統、突破傳統，可以表現現代人的生活與意識，有助於現代化。

整體來說，我們擁抱現代社會。那些質疑、批判、反對現代的非理性思潮、生命哲學、人文主義、宗教、詩性與感性都是要排斥的。

當年「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時，丁文江曾指出：「張君勱的人生觀，一部分是從玄學大家柏格森化出來的」「西洋的玄學鬼到了中國，又聯合了陸象山、王陽明、陳白沙高談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靈，一齊鑽進了張君勱的『我』裡面。」

把講生命哲學、人生觀的人污名化，惡稱為「玄學鬼」的胡適、丁文江、陳獨秀、瞿秋白等人，表現出的是科學嗎？不是，是科學主義！

科學主義認為科學是惟一的知識、科學方法是獲取知識的惟一正確方法。哲學、藝術、歷史、宗教、道德和社會科學，要么應被同化為科學，要麼將被排除，不存在也不該存在。

這種謬論，正是打著科學旗號的偽科學。

可是，這種科學主義的態度，從五四以來，一直是我們社會的主流意識。

他們不知道十九世紀後半葉以來，西方思想已有很大進展，故仍在康德、洛克、孟德斯鳩、黑格爾那裡摸索；仍死抱著機械論、科學主義。自以為進步，整天罵別人是玄學，而其實早已落伍了。

現在，我不是要大家回頭去學西方十九世紀後期發展出來的那些生命哲學。只是，哲學即哲學史。從哲學的歷史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思想如何運動、人在面臨現代化之癌時，其思考自救的方向。

西方哲學，由形上學時代，轉到知識論時代，到十九世紀二十世紀間，許多人說有一個語言學的轉向。其實不是的，是轉向生命的探索。早期從語言講生命，後來漸漸講生命自身的經驗、體驗、精神、愛與美，然後再講生活世界的生命。

這時，哲學才不是形上學的空想，不是知識論的架構、語言學的聲響，而是真實的生活。

疾疫的世界、災難中的生命，尤其值得珍攝。體而驗之，驗之以體，故無虛妄、無有恐怖，遠離一切顛倒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