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去年「反送中革命」開始以來，香港出現了所謂的 #國際戰線，他們主要在 Twitter 等地方，宣傳香港人被警暴的場面、新聞等等，以獲得國際關注從而伸出援手。然而有趣的是，時至今日，警暴其實從沒有停止，但對香港的聚焦，則已經比起當初少了很多。
有人認為是因為武漢肺炎以及國安法的實施，加上諸如美國現今不穩定的局勢，導致香港不再成為國際焦點，但我認為更大的原因，是所謂的「國際戰線」，走錯了方向。
正如我之前評 Uncle Roger 道歉時曾經反覆強調的一點: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霸權」，都知道了向中國靠攏可以得到什麼的好處。如果我們希望組成國際戰線，團結一致去反對中國繼續向外擴張時，我們可以，又或者說，需要做些什麼?
2008年有一套大熱的動畫，叫名<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當中王選篇的情節，也許可以作為參考。
當時的男主角昴，得知魔女教將會大舉入侵他所在的領地血洗村莊，能力不足的他於是決定向其餘三位王選候選人求助，希望可以結盟共同討伐魔女教。然而這次的結果是慘不忍睹。
他先是向正在接待他的公爵當家庫耳修求助，然而庫耳修在得知昴的要求後的回應是:
該不會，想要說只是擺出要求就完了吧？卿這個要求的理由是？想要求怎樣的結果？答應這個要求，這邊有怎樣的好處。不把這些明示出來的話都談不上是交涉。
昴的回答，是因為「你有能力，而且一直對我方友善」，但庫耳修直言，「一直對你方友善是因為雙方早簽訂了契約讓你在本家治療傷勢」。她更表示，同為王選候選人的兩方陣營是競爭對手而非朋友。即使昴提出讓女主角退出王選，庫耳修仍拒絕提供協助，因為這並非對等的交易。
聽到此處的昴憤怒地對庫耳修大吼:「魔女教要來了，很多人都會死，你要見死不救嗎? 那些人要死去了，你見死不救難道沒有責任嗎?」庫耳修的回覆頗為玩味:
「單純地以助人為樂之類為目的而出兵救助，只能說是某種理想化的想法了。而且，不要模糊了重點了。無法救助那些人的，不是我，而是能力不足的你們。」
然後，昴向另一位候選人 - 普莉希拉求助，普莉希拉先是大肆恥笑了昴「把自己陣營的弱點告知敵對陣型以求幫助」的利敵行為，然後對昴說，如果他願意像狗一樣親吻自己的腳，她也許可以考慮。
昴猶豫了一會，還是決定放棄尊嚴跪下來，然而普莉希拉卻踹斷了他的鼻樑:
「你這樣並非忠義也並非忠誠，就只是污穢不堪、如犬般依賴如豬般貪婪的慾望」
對庫耳修動之以情沒有用、放棄尊嚴卑躬屈膝求普莉希拉也沒有用。昴第三個交涉的對象，是商會主人安娜塔西亞。這次，昴希望能從安娜塔西亞處取得龍車趕回大宅。結果是，安娜塔西亞用一張龍車的授權書，從昴的口中獲得了屬於庫耳修陣營的秘密情報。
得知被利用的昴憤怒不已，安娜塔西亞則是緩緩地指出他犯的錯誤:
「交涉的基本是，能夠多深入對方的內心。訴說感情，對精打細算的人而言是下策中的下策呢。首先，不是可以從對手會感興趣的事情開始嗎? 想要讓自己被正確信任的話，就必須展示出相應的東西。交涉的秘訣是，在上交涉桌前做了多少的準備決定了結果。提起自己知道的、對手要想的東西。只是說着想要想要，就是你不足的地方了。」
我一邊看一邊覺得，如今的「國際線」，就如同昴的求助交涉一樣幼稚且悽慘。
無可否認，「賣慘」是一個最快也最容易獲得關注的方法。素食團體會放一張正在流淚的可愛牛牛照片，然後告訴你，你在吃的牛小排是這隻可憐的動物飽受恐懼被送入屠房後切割得來; 環保組織會貼一張海龜被飲管插鼻子的照片然後告訴你，你用來飲可樂的飲管就是這隻海龜受苦的根源。
說穿了，這些組織發怖這些沖擊性的照片，潛台詞其實都是:
想想看他們所受的痛苦，你忍心置之不理嗎?
然而，我們發現，一個「聞其哭不忍食其肉」的素食者，可以是血洗一個種族的劊子手(希特拉); 正如一個為黑人罪犯持槍挾持孕婦最終被警察擊斃而義憤填膺的 #BLM 支持者，同時也可以是一個對一個服役空軍14年的女川粉被槍殺而拍手叫好的人。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 那是因為，人的同理心是有局限的。同理心，並不會令一個美軍對那個殺害了自己同袍的人淪為戰俘時所受的皮肉之痛「感同身受」。
被稱為梭羅的「真正傳人」、20世紀最令人驚豔的作家之一 的美國作家安妮·迪拉德 就曾在她的作品 For the Time Being 中說過
今日中國有11億9850萬人口，試着感受一下這個數字的含義，也就是把你自己- 你的獨特、你的重要、你的複雜、你的感情- 乘以這個數字。然後呢? 根本沒有感覺。
正如德蘭修女所言，「面對大眾，我不會行動，但注視着一個人﹐我就會行動。」
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心理學教授 Paul Bloom 的著作<失控的同理心>對此有了一個很好的解釋:
「同理心就像聚光燈，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需要幫助的地方。但聚光燈只能照亮單一方向，理智上我們能了解鄰人受苦和異國人受苦的本質無異，但實際上我們更容易同理和自己親近、相似、及以形象較具吸引力、較脆弱、較不令人畏懼的對象。」
畢竟如果要公平地一視同仁，那樣我們不但要關注本地居民的苦難、還有附近地區發生的不公義: 中國對維吾爾族婦女的迫害、印度婦女被歧視被性侵的苦況、非洲飢餓的小童、北韓國民被壓迫的情況、脫北者的困境、阿富汗伊拉克印巴戰爭中的死難者、還有遭受宗教迫害的難民、缺乏醫療設備的第三世界國家...
理智上我們知道每個個體都重要，但你永遠無法對所有受苦的人都給予同等的關切及同情。我們會選擇先關懷身邊認識的人而非無親無故的陌生人，我們無法成為狄更斯小說<荒涼山莊>中的傑利比太太: 兒子把腦袋夾在地下室的欄杆中間了，身為母親的傑利比太太卻心心念念着非洲的規劃、規劃着明天會有多少個家庭從事教育尼日爾河左岸伯里奧布格格的土著。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藝人會上載一張全黑的照片聲援 BLM，但無視發生在香港的暴行一樣。因為對他們而言，BLM是在他們身邊發生的事，但香港手無寸鐵的年輕人被槍擊，就如同電影情節一樣遙遠，更別說支持BLM 可以為自己帶來焦點讚點利益點擊率。
如果那是你的孩子，你還笑得出來嗎?
在疫情開始之前，當文宣連儂牆仍是貼滿每條天橋的時候，我看得最多的，是周梓樂和陳彥霖的樣子、721被刀手斬斷腳筋的人的傷口特寫、被警暴推跌的孕婦小孩、以及滿臉是血的年輕人的照片。
「只是恰巧你的兒子和女兒，不是周梓樂和陳彥霖。」我仍然覺得，這是我見過最令人心痛的口號。我們會反問支持警暴或漠不關心的人: 難道你看見周爺爺悲傷欲絕的樣子，你會不難過嗎? 如果死去的是你的親人，你會和今天一樣的反應嗎?
哲學家 Johnathan Glover 曾經說過一個故事: 納粹德軍統治期間，一名女子住在集中營附近，她的家能看得到裡頭慘絕人寰的景象，能看見囚犯被槍擊後留在原地等死的場面。這位女士後來寫信表示，「沒有人想看到這種噁心的慘劇，我精神負荷不了，希望納粹能停止這種暴行，或是把場地轉移到我看不到的地方。」
另一個例子是 史迪芬．平克在其著作 Better Angels for our Nature 當中所寫的:
「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多年來在雜誌刊登廣告，一張貧困孩童的照片看了叫人心碎，底下寫著『您可以每天付出五分美元拯救胡安．拉莫斯，也可以翻過此頁』。事實上，大部分人翻頁了。」
你以為播放這些場面照片，可以引起民眾的同理心，勾起他們作為父母喪子的感受，但正因為這些感受太過激烈太令人忍受，更多的人會選擇逃避。更何況，「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是數據」。我們也許願意捐款給「喜願基金會」，讓他花7500美金幫一個名叫Miles 的五歲白血病患者實現當一日蝙蝠俠的願望，但未必願意花同樣的錢，去補貼瘧疾盛行區的蚊帳去拯救三名無名兒童的性命。
悲慘的遭遇可以引來同路人圍爐式的鼓舞，但無法因此而鼓動不同陣營的人，更無法因此而令到不相關的人以命相博。
講到尾，能團結大部份人的，就只是利益。你要說服一個商人和你簽訂合同而非和別人合作，你就需要提出比對手更優越的條件。即使只是一個藍圖或只是一個願景也好。商與商之間尚且如此，何況是國與國之間的博羿?
不論是「請支持香港獨立」、「請組成聯盟共同反對中國侵略」，還是簡單如「請收留香港居民」，「國際戰線」能否說服到別的國家，你加入我的陣營或對我提供協助，能令他們得到什麼好處? 而非單靠賣慘式的情道德勒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