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耳朵借我：六四30周年祭

我曾寫過一小段關於那年夏天的記憶：

那年剛解嚴不久，黨國宣傳機器仍然瀰天蓋地，北京爆發學潮，電視新聞激動得一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業就快成功的模樣，報紙都已經光明正大寫「北京」，電視卻還是小心翼翼地稱呼「北平」。中學生一群群被動員去中正廟廣場參加靜坐聲援，但我和哥們兒就算沒有聯考壓境，也不可能去參加那種大家一臉傻樣合唱愛國歌曲的聚會，那股陳腐的「團康味兒」，我們避之惟恐不及。

六月初，我們都以為抗爭差不多到了撤場時候，大家還替對岸學運青年擔心會不會有「秋後算帳」。電視上瘦得像猴的侯德健，就著一支手電筒的光，在絕食帳蓬裡唱「漂亮的中國人」，那段錄影，和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面啪地展開墨色淋漓「天下為公」大條幅的畫面，都深深印在我將滿十八歲的腦海。

侯德健在帳篷裡唱歌是鎮壓前一天的事，千想萬想，想不到共產黨真的開槍了。那天我大概沒有落淚，而是震駭不能相信。整夜失眠，寫日記，滿腔民族主義的熱血，覺得我們有責任接續壯志未酬的對岸青年，扛起中國民主的未來，無論如何，不能放下那片千瘡百孔的土地……。

奶奶和叔叔都在北京，住處離長安大街不遠。好不容易撥通了電話，叔叔在那頭説：沒事兒，解放軍這不都在保護著咱們呢。我們都知道他話裡有話，人平安就好。後來，爸媽去探親，才聽叔叔説了那陣子親歷的故事。都三十年了，還是不方便寫出來。

後來，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東歐共黨政權紛紛垮台，那些瀕臨解體的威權政府，大抵沒敢向老百姓開槍，都是看到了中國六四的教訓。九個月之後，台北爆發「野百合」學潮，那兩句「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捂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正好回贈給國民黨。我們在中正廟廣場也不是沒有擔心過他們派軍隊來清場，但國民黨再笨，也不可能犯那樣的錯誤了。

再後來，我去了很多趟中國，交了不少朋友，從六零後到九零後，有寫作的，做出版的，開店的，有各地廣播同行，當然也有許多搞音樂的。身為台灣人，到彼地作客，我總是恪守分際，盡量不提敏感話題。但我無數次聽那些新朋舊友，包括幾位有黨員身分的，和我聊起六四。親身經歷過的，總會絮絮說起那時候他們人在哪座城，參加了怎樣的遊行示威，事發又怎麼躲了一陣，或者經歷了幻滅之後，怎樣重新做出人生選擇。年輕一點的，比方一位八零後的朋友，則曾經咬牙切齒地說：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一定會看到共產黨垮台，走著瞧，我們看是誰氣長……。

從蘇聯到東歐，六四之後那幾年，我們都以為「暴政必亡」，中國走向民主之日亦不遠矣。誰想得到，六四竟會在整整三十年之後，仍是中國土地上不能說的禁忌，真相仍然深鎖，統治者的控制手段也愈來愈綿密、愈來愈收緊。誰想得到，2019年的中國，言論尺度竟比十年前、二十年前還更倒退、更保守，更無法和八十年代末那曇花一現的開放時期相提並論……。

在台灣，二二八的禁忌從1947年事發，到1987年解嚴，沉埋壓抑了整整四十年，我們覺得那已是天長地久。六四至今，竟也三十年了。任何政權背負這樣污黑血腥的歷史罪惡，捂得愈久，未來要付出的代價必然愈大。我仍然相信林肯的名言：你可以一時矇騙所有人、永遠矇騙少數人，但不能永遠矇騙所有人。

如今我早已不是當年那個滿腔民族主義熱血的小青年，對於任何訴諸集體情緒的煽動召喚，也慢慢懂得警惕了。然而六四仍是我輩人生命中一則不可能磨滅的重大紀錄──我們都記得當時自己在哪裡，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

許多事情，三十年後，我仍然不敢說都明白了。然而盡量記得自己看到過的，感覺過的一切，或許是始終可以做到的吧。

播出曲目：

黑鳥 / 無助→抗爭→團結（1990）
崔健 / 最後一槍（2011《搖滾交響音樂會》實況）
侯德健 / 漂亮的中國人（1989.6.3. 天安門廣場實況）
Carsick Cars / 廣場（2008）
李志 / 廣場、人民不需要自由（2009《工體東路沒有人》愚公移山演出實況）
萬能青年旅店 / 在這顆行星所有的酒館（2010）
張雨生 / 沒有煙抽的日子（1989）
陳昇 / 爸爸（2002《一朝醒來是歌星》實況）
羅大佑 / 彈唱詞（1990）
達明一派 / 天問（1990）
達明一派 / 回憶有罪（2019）
黃衍仁 / 媽媽你沒有過錯（2019新編）
崔健 / 一塊紅布（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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