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的歌，沈鬱的火

「六四」三十周年，做了一期廣播節目。其中播了一首香港青年歌手黃衍仁幾年前寫的「媽媽你沒有過錯」，悠悠緩緩地唱，卻震撼非常。這首歌意在與1989年「六四」之後香港傳唱最廣的抗議歌曲之一：夏韶聲演唱、劉卓輝作詞的「媽媽我沒有做錯」對話，那首歌曾經唱：

三十年過去，當時在北京抗爭、在香港聲援的青年，如今都是初老的年紀了。熱血已冷，「平反」無望，輪到新生代的孩子和當年曾經狂飆的父母輩對話：

這些年，中國的確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壓抑、經濟開放，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八九六四」一代許多人對政治幻滅之後「下海」掙錢，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得利者。然而，「那些歌」真是忘得了的嗎？沉默真的是心甘情願嗎？

整首歌最讓我震動的一句詞，恐怕是「憑甚麼計算當天青春的火燒得太少或太多」──歌者黃衍仁自己也是社運青年，對於台灣在「太陽花」之後、香港在「佔中傘運」之後經歷反挫和內部路線爭執而產生的「運動傷害」，他一定點滴在心吧。

六四是我輩人生命中一則不可能磨滅的重大紀錄──我們都記得當時自己在哪裡，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在台灣，二二八的禁忌從一九四七年事發，到一九八七年解嚴，沉埋壓抑了整整四十年，我們覺得那已是天長地久。六四至今，竟也三十年了。任何政權背負這樣污黑血腥的歷史罪惡，捂得愈久，未來要付出的代價必然愈大。我仍然相信林肯的名言：你可以一時矇騙所有人、永遠矇騙少數人，但不能永遠矇騙所有人。

這些年最讓我難受的，倒不是共產黨封禁六四這個話題，而是許多中國人（以及一小部分台灣人），包括年輕的九○後，輾轉知道了六四，竟還贊成鎮壓，覺得出來鬧的學生罪該萬死，給國家添亂，給了保守派可乘之機，反倒拖遲了改革開放的進度。他們覺得，被殺的市民和學生，即使不能說活該，這筆血債也該算在冒進的學生領袖和民運份子頭上。鄧小平也是不得已，都鬧成那樣了，不然你要他怎麼辦……。這些年，看多了翻牆出來或在境外大發此類議論的，甚至應和這套說法的台灣前輩，最是讓我惻然。

黃衍仁畢竟還是沒有放棄希望，滿目蒼涼之中，仍然讓我們看到了一絲絲光亮：

今年「六四」，香港維園燭光晚會聚集了十八萬人，打破多年紀錄。五天後，全港爆發抗議「送中條例」大遊行，主辦方宣稱有一○三萬人，等於七分之一的香港總人口，創下九七回歸以來人數最多的示威紀錄。

八十歲資深媒體人，《九十年代》創辦人李怡寫了一篇擲地有聲的「我們為什麼要走出來？」，提到：「我們走出來，只因為我們是人，有尊嚴的人。豬被殺還會叫幾聲，人豈能不如豬，默默地任憑惡法宰割？我們怎能容忍一個人人有法律外衣保護的社會，淪為人人赤身露體任憑強暴的社會？」這正正呼應了林夕五年前「傘運」前夕寫的一段話：「預知被宰的羊，臨刑前也要大聲喊救命，才死得有尊嚴，才能向世界警告豺狼有多恐怖……『我是被謀殺，不是自殺，我死不甘心。』」

說到「詞神」林夕，近年寫專欄批判時政，一無所懼，讓他的名字變成了被中國封殺的敏感詞。「六四」三十周年前夕，他為老友「達明一派」寫了新歌「回憶有罪」作紀念，嗩吶的音色，也在呼應「達明」那首沈痛控訴的六四歌曲經典「天問」（周耀輝作詞）。當年唱「誰挽起弓箭，射天空的火舌？誰偷仙丹飛天，月宮安守青天？縱怨天，天不容問，歎眾生，生不容問」。現在那烈火早被撲滅，縷縷青煙卻仍縈縈繞繞，始終不絕：

英治時期的香港，有自由法治而無民主，港人努力「拼經濟、發大財」，乃成就了這顆璀璨繁華的東方之珠。九七回歸至今，「一國兩制」的謊言已經和當初「普選」的諾言一齊破產。然而，在一個沒有民主選舉的地方，統治者儘可一意孤行，不必擔心政權輪替，可以溯及既往的「送中條例」仍然很可能會通過，之後國際社會亦將重新評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貿易地位。於是我們知道：若是沒有了民主、法治，只知道「拼經濟」，那怕發了天大的財，也仍然可以一夕不保的。

看看香港，想想台灣，但願那不會變成我們的未來，是所至禱。

（寫給《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