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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聽見臺灣》—聽見了嗎? 那，聽到的是?

當初的確是因為鮑元愷教授《臺灣音畫》交響曲而來觀賞這部電影，主要是被文宣裡「四百年來最美麗的音緣」所吸引，更很好奇想瞭解一位中國作曲家對於臺灣文化的觀點，他是如何對臺灣的歌謠產生興趣，又是怎麼跟這片土地的人們互動。

確實，藉由影像，我們用雙眼去聆聽臺灣的聲音，感受土地的脈動，記錄了無窮盡的律動感，彷彿用音樂畫出了一幀臺灣的全景畫，所謂的「清明上河圖」。當我們在為銀幕裡壯麗的景象與聲響喝采之餘，是否也有思考過一位異鄉人筆下所形塑出對臺灣的想像，如同孟德爾頌在寫《蘇格蘭》與《義大利》這兩首交響曲，柴可夫斯基在寫《義大利奇想曲》（Italian Capriccio）、《佛羅倫斯的回憶》(Souvenir de Florence)等等，憑藉作曲家的生花妙筆，轉化為一種聽覺上的藝術，在聆聽的當下，聽者所在意的已非標題音樂所描繪的實相世界，而是全然貫注於鑑賞、品析、享受這項藝術品。

鮑元愷，中國當代著名的作曲家，他九度走訪臺灣，行腳之處，將所見所聞化為音符，用音樂來書寫對於臺灣的印象，從1994年改編《高山青》到2006年重寫《恆春鄉愁》，總共八個樂章的《臺灣音畫》的確是一部壯闊動人的交響遊記，流露出對於臺灣特別的情感，這是鮑元愷創作上的里程碑，的確是史詩般的鉅作，是雅俗共賞的交響詩，帶領我們用另一個面向發掘臺灣之美，對於作曲家感激之餘，更發現這些口耳相傳的歌謠，如《丟丟銅仔》、《高山青》、《天烏烏》等等，在聽覺上更為立體，更鮮活無比，注入新的生命力。

那麼，既然是「音畫」，免不了加入了作曲家的主觀思維，鮑元愷使用了西方的作曲技術與配器法，使得原本屬於這片小島的青山綠水好風光，在鮑元愷的筆下成了豪氣干雲的五彩繽紛，擴充了傳統歌謠的格局，彷彿進入了聽覺上的「異次元」。殊不論是否稀釋了原曲的樸實獨特的韻味，但藉著管絃樂的編制與音樂家的演奏，使得聽者暫拋理性，忘卻扞格不入之處，隨著作曲家與演奏家進入音樂的想像世界，浸潤於音樂的抽象思維中。

紀錄片的拍攝，最大挑戰恐怕是要如何拿捏題材與內容的分寸，因為紀錄片與劇情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真實性。這樣的真實性，甚至有時可能會觸動到一些敏感神經，成為一把兩片刃。

首先，既然是以《聽見臺灣》為片名，觀眾會期盼是以「臺灣」為主體，宜緊扣這樣的主軸。因此，不論是在音樂或在電影的地理位置上，整體理應是以臺灣為本位的同心圓所擴散出的歷史觀與國際觀，其他與「臺灣」無直接關係的僅為陪襯之用。但電影有極大的篇幅在講述鮑元愷的家族故事、在中國學習音樂的過往及作育英才的現在。其實導演試圖想要藉由這些鏡頭讓大家更瞭解鮑元愷，這樣的安排無可厚非，但與《聽見臺灣》的主題脫節，或許在片名或主軸或文宣上改為「炎黃風情」或「炎黃交響」還比較適切，增加其客觀性。

再則，與鮑元愷同時代的優秀臺灣本土作曲家大有人在，如馬水龍、蕭泰然、李泰祥、錢南章等等，他們也都有大量優質的作品，也都能代表臺灣的精神，對於臺灣音樂也都有卓越貢獻。不知是否因為礙於版權的問題，或是合作單位與贊助單位的因素，最終選擇以一位中國作曲家為拍攝電影的題材。

三則，兩岸的國際政治局勢一向是一觸及發的敏感地帶，用字遣詞宜力求中性，誠所謂「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有些話語從對岸人士口中說出格外刺耳。觀眾都能理解中國在1966年至1976年間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浩劫，讓中華文化在中國大陸產生無可彌補的斷裂與創傷，也的確拜臺灣的民主政治所賜，與國民黨長年專政之德，使得中華文化的命脈在海峽的另一端繼續發芽茁壯。但，如果是由一位中國人講出：「中國文化的命脈在臺灣延續」（無法記得完整的文字，但意思是如此），不禁讓人捏一把冷汗，很容易會產生「兩岸一家親」的誤解。因此，用其他的方式來表述臺灣文化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或是將「中國文化」改為「中華文化」是否會更中性一些呢? 甚至這一段話省略，應該也並不會影響整部電影的完整性吧!

盱衡整部電影，是以鮑元愷為中心切入，立意甚好，但如果能再多一些琢墨他在臺灣以樂會友的部份，不是只有在電影裡放入少數幾位音樂家，如黃輔堂、劉玄詠、陳澄雄的訪問片段，建議可多加入一些臺灣本地的音樂家、原住民、學生的訪談，談談他們眼中的鮑教授，與他的互動如何，他的音樂帶來了什麼啟發，合作時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等等，相信會讓主題更為集中在「臺灣」，成為名副其實的《聽見臺灣》。

在本片裡，我的確看到也聽到了「臺灣之美」，但是我感受到的是在壯闊悠揚的殘影與身分認同的混沌，就是有一種走馬看花後的迷惘，也像是在自己的後花園裡當起了觀光客，是聽見「誰的」臺灣呢? 是對異文化的誤讀嗎? 還是，聽見的是中國的臺灣幻夢呢? 相信這部電影已經開啟另一番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