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铜床（简体）连载 8

一九三一年，在鄂豫皖苏区，赵新民被任命为第十八团政委，团长张继升热烈欢迎新政委的到来。苏区的房屋有限，张继升将自己房间的一半分给了赵新民。而所谓房子，是用泥打的墙，草搭的顶，四面危墙摇摇欲塌，需要用杠子顶住才能勉强支撑。床是用破旧的木板拼成，铺上些稻草，御寒的同时还可以减轻床板与身体的摩擦，但如果不是收割的季节，新鲜的稻草也不易获得，只能用些陈年的稻草，陈年稻草里的霉变和虱子就在所难免。

赵新民这年年满三十，生于京城，游历欧洲，读了不少变革社会改造国家的理论，但却是第一次深入到这个古老国家最纵深的农村地带。他知道农村贫穷，但仅仅只是知道，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感受，深入其中，农民们穷困的程度仍令其触目惊心。农民们其实就像山野中放养的牲口，食不果腹衣难遮体，依靠体力和畜力耕种，换取来自于土地的一点点微薄的收获。遇到灾年，活不下去，抢劫地主乡绅就成为了常态，所以，在广袤的中国农村，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并不需要特别的号召力，只要聚集起几个挑头的人，总能一呼百应。

农村这种近乎原始的生存环境，一切用度都需要从土地中获得，所有的生存技巧，赵新民都需要重新学习。农民们不识字，没有纸，连过期的报纸都没有，赵新民学会了自己削制一些柔软的竹片或木片，用于在树林草丛间大便后，刮拭肛门，自我清洁。没有牙刷和牙粉牙膏，用手指点蘸食盐搓擦牙齿，也能清洁牙秽，但食盐宝贵，赵新民学会了摘一些柔软的枝条，夜间用清水浸泡，醒来后在牙间细细的咀嚼。

教会他这些生存技巧的是团长张继升，在初来乍到的最初几日，刮屁股的软木片都是张继升提供给他的。张继升告诉赵新民，送给他的这几片木片自己珍藏了许久舍不得用，触感极软极柔和，用料取自木质最软的泡桐，不易获得，传说以前都是进贡之用，便后用这种极软的木片刮拭肛门是帝王般的享受。民间家庭因为难以获得，舍不得丢，用完要洗净再用。

张继升是本地人，是苏区参加游击队最早的一个，对于苏区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身上有八处枪伤，由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积功升至了团长。许多个夜晚，他一边捉着身上的跳蚤，一边滔滔不绝的向赵新民讲述这个团的发展经过。

张继升念过书，加入了当地的共青团，参加农协的活动很积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减租减息”，他们把这些口号从学校和城镇带到了周边一个个僻野山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张继升说他一读到介绍共产主义的文章就入了迷，就觉得那应该是最好的社会，没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和压迫，没有饥饿，人人平等。

思想一但进入意识，成为观念，就成为了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动力的源泉。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赵新民与张继升形成思想的路径非常相似，虽然他们一个来自思想活跃的北京，一个是在偏僻的乡村。

人的观念是用大脑承载，观念一旦写入大脑就难以擦除，不同的观念就在人群中形成了天然的隔阂，互相说服毫无可能，互相排斥更易表现。结果就是，一种观念的成功，最终只能以承载着其它观念的大脑的消失为前提。这些肉体的消失要么是通过战争和屠杀，要么是通过漫长的时间。

1927年，军队和地主民团开始镇压各地的农协，乡绅们像恐惧最可怕的瘟疫一样，恐惧共产党人和他们传播的思想，抓到农协的人，全家处决，房屋焚毁。民团分区分乡搜捕共产党员，死亡的威胁逼迫着许多人跟随游击队躲进了深山密林。

张继升参加的一支游击队算是最坚强的一支，藏在深山之中，昼伏夜出，但队员损失和逃亡的很多，队伍陆续减员，由百余人减到五十人，最后只剩下十八人。十八人中一半是共产党员，其余九个是大别山中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这些以抢劫度日的土匪，混杂在农协的队伍中只占少数时，还能循规蹈矩，到占了半数，就露出了本性。

一个月明之夜，九个土匪与张继升等九个共产党员，相向而坐。土匪头目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子，脑袋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分田地、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喝玩乐，再也不能跟着你们共产党做傻瓜了。把你们的枪、子弹和钱都交出来，好好分手，否则就分个高下。” 原任这一队的队长只能和颜悦色的对土匪们说：“兄弟们请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商量一下。”

他们九人得到土匪的同意，开会讨论。结果认为如果火并的枪声响起，招来四周的民团乘机围捕，只会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与这些枪法出众的土匪过招，也是凶多吉少，处于劣势，不得不退让。那个队长只得返回向土匪恳求不要火并，答应将所有财物交出，但留下枪支弹药，以便对付民团。几经讨价还价，结果是将全部财物连同一半的子弹送给了土匪。

与土匪分家后每人只剩十几颗子弹，又无法补充，形单势孤前途茫茫。张继升当时是队员，也埋怨队长无能，没有驾驭住这帮土匪。幸好，当时有一个叫符定一的队员给大家带来了希望。符定一是广东籍的老农民干部，见识和经历比其他队员多，他认为打游击是有前途的，那些土匪迟早分道扬镳，现在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他说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有打游击的经验，这里的情形经过近一年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他善于夜间识别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窍门，可以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弹药。

符定一对于前途的判断完全来自个人的真实经验，而不是来自任何一本传播共产主义的书本。他在广东和湖北都打过游击，虽然各地情形大有不同，但每到一地，只要发动打土豪分田地，就总能获得多数农民的支持。能得到多数人支持的生存方式，当然是一种具有前途的生存方式了。这种朴素的经验直觉，成为了当时像符定一一样的大批中共农村党员的支撑和动力。

去汉口购买枪枝弹药需要钱，这样，游击队又过了一段时间的土匪生涯。一次，轮到张继升和另一个队员下山抢劫，两人想了半天，觉得无处下手。最后张继升想起了自己的老家，那里有一家地主是他的远房叔父，他小时候常去他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两人躲在那家地主屋后的树林里，等到天黑，用破麻布蒙着面从后门溜了进去。尽管蒙着脸，当张继升掏出手枪，禁止户主声张时，这家的老太太还是认出了他，叫出了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愧得无地自容。老太太是张继升的叔祖母，知道他们的来意后，减少了畏惧，转头和她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子大概是急得没了办法才来的，如果让清乡团知道了，又要弄出许多事端，不如赶紧给他们需要的，让他们快点离开。老太太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和一包金银首饰，给他们拿走。张继升不忍再拿老太太的首饰，只拿了那筒现大洋，便和他的同伴，急从后门溜走了。

符定一带着他们几次劫来的金钱，前往汉口，购买武器。这是一件极危险的任务，尤其是由说广东话的人来担任，更是令人担心。可是符定一很有信心，约定十天准能完成任务回来。到了第十天，仍无消息，多数人在担心他的安全，也有人怀疑他是带着钱跑了。直到第十一晚上，符定一背着两支日本造的驳壳枪和几百发子弹回来，全队才为之振奋。

原来符定一在来回武汉的途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间辨认方向，走没有路的地带，逄山过山，遇水涉水。他昼伏夜出弯弯曲曲的行进，躲过了所有盘查，甚至没遇见过行人。饿了，就偷吃些田野间的瓜果，渴了，就手捧喝几口路边沟渠的清水。到达汉口后，用江湖窍门找到了广东同乡，介绍他与日本军火商接洽，买到了日本产的手枪和子弹。

由于能买到军火，与民团的对抗就有了希望，原本躲藏起来的同伴把掩埋的枪支和金钱拿出来，重新加入队伍，队伍的人数陆续增加起来。符定一从此专门担任这项“跑汉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两趟，有时还带上一个助手，这样持续了约半年，使他们增加了三十多条枪和各种子弹。其他如指南针、望远镜、手表以及急救药品，也获得了供应。而且还恢复了与白区地下党的联系，建立了交通线，从此，他们可以获得中共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可惜符定一的计划还没能全部实现，就在最后一次赴汉口的任务中，再没能回来。

一九二九年二月，在武汉一带，听命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效忠广西将领的桂系军队发生了战争，虽然他们都共同声称，自己效忠的是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因为战事，黄安县七里坪镇和麻城北部的张几镇的驻军被调走了，于是，张继生的队伍开始四处向民团进攻，他们虽然还缺乏游击的经验，军事行动不一定都能得手，但已迫使民团退缩到较大的市镇，不敢分散行动。游击队得以占领大片乡村，组织苏维埃，发动更大范围的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一九二九年夏季，张继升所在的这支游击队伍扩大到了三百多人，中央派去了徐向前担任他们的大队长。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黄埔军校一期生，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农民暴动，经验丰富。徐向前教给了他们许多军事知识，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节节胜利，人数迅速增加，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人，再到两千人。苏区也跟着扩大，各地的共产党员陆续向苏区聚集，到赵新民到来时，张继升所率的这个由一个游击中队发展起来的团，已拥有官兵一千一百多人，步枪八百余支，重机关枪四挺，是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团。

除了红军，苏区在各乡各村还有农民自卫军，自卫军的士兵来自各乡家各户的壮丁，平时务农，遇到战事就集合行动。各乡的自卫军夺取了枪支，装备起来，便形成了这个区的独立连，各独立连的精干分子又经常补充到更正规的红军中去。

在红军中，官兵都穿一样的服装，分不清哪一个是长官，哪一个是士兵。军官和士兵吃住在一起，互称同志，对于长官则在“同志” 之前加上一个官衔。比如，赵新民的称谓就是政委同志。

红军还编制了严明的纪律条例，但士兵们多不识字，识字的宣传队员就把这些条例以标语的形式写下来，贴在士兵们的背包上。行军的时候，走在后面的士兵就能一直看到前面士兵背包上的标语，比如“不损坏庄稼、借东西要还、不调戏妇女”等等。这些口号约束了士兵，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向民众展示出红军是一支品德高尚的军队。

红军的兵源来自各家各户，为了守住刚分得的耕地，村民们愿意把他们年轻的男人们贡献出来。红军队伍在沿途村庄休息时，总是能得到村民们的欢迎，为他们准备好茶水。战士们停下来喝水的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围拢过来，拉着他们问长问短，打听有没有在红军里见到自家的儿子或男人。

这是一场再清晰不过的，以农民为基础，以农村为战场的农民战争。对于来自城市的赵新民来说，无论是在理想主义的北大课堂、义愤填膺的“五四”街头，还是在莫斯科严酷的生存训练、血腥的上海地下活动，他都从未仔细想过，他所投身其中的这场革命，会与农民，与农民战争有着这样的联系。

红军中十有八九来自赤贫的穷苦农民，多不识字。“什么是共产党？”农民与工人的认识大异其趣，农民们不知道城市里的工厂是个什么样子，当然就无法理解工人希望通过工厂公有制，来保护自己的工作和收入的愿望。因此，苏区的中共党员开展宣传时，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

这些解释与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所标榜的“劫富济贫”、“均贫富等贵贱” 毫无二致，并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原有界定。赵新民这个新来的政委，最初还努力引经据典的纠正，但愈解释，士兵和民众愈感糊涂。最后也只好沿用这样的解释，反到动员起部队和民众来更行之有效。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一切都紧随战事的发展而发展，与其它来自城市知识阶层的中共党员一样，赵新民也是在战争中体会着战争，在不断的牺牲中学习如何生存。广袤农村的所见所闻，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都在帮助赵新民快速修正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书本上看来的只能叫知，亲历的才能称之为识，知识的识是一种无法靠传授获得的见识。苏区带给赵新民的见识就是，赤贫的农民与马列论述里的在经济危机中失去工作的工人，他们的诉求其实是一样的，无非是要吃饭，要活下去。农民占到了这个国家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多，当获得农民的广泛拥护时，夺取政权已是不可避免的未来，这个未来在赵新民的意识里日渐清晰。

苏区的面积日渐扩大，为了打通鄂豫和豫皖两块苏区的通道，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红四军对驻守黄安、苏家埠等重要县城的国民党守军发起了主动进攻，以此为起点，赵新民开始了他长达十八年的戎马生涯。

驻守黄安县城的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兵力，师长梁冠英。红四军按常规扫荡了城外，敌军被迫退守城内。红军围城，等待城内粮食耗尽，等待敌军离城突围时，在野外歼灭。

红军兵力比梁冠英多出一倍，常可以分出半数压迫黄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带的敌军，使他们不敢前来救援。黄安城里的敌军曾数次出城抢粮，但红军已在城外坚壁清野，什么也抢不到，而一旦离城稍远，就有被消灭的危险。红军同时不禁止百姓进城出城，捉到敌军官兵，仍放回城去。红军用各种方法告诉敌人，外援已绝，粮食将尽，而投降的官兵将受到红军优待，不愿从军者，还可领取路费，遣送还乡。

这样包围黄安一个多月，敌军果然粮食耗尽，乘夜向西南突围。红军早有准备，追击迅速，张继升和赵新民所率的第十八团，奉命在离黄安约四十里的地区，抄袭败窜之敌，最大多数的敌军都为十八团所俘虏，只有师长梁冠英只身逃脱。

红军占领了黄安，第一次打下了一个县城，俘虏五千人，缴获枪枝三千余支，整个苏区为之振奋。

一九三二年初，红四军再接再厉，渡过渭河，围攻苏家埠。与黄安如出一辙， 国军被迫放弃野外，退守苏家埠、六安、霍山等城镇。苏家埠驻有陈调元为首的两个旅，红军仍旧围住苏家埠一点，断绝敌军粮食供应，并阻击从合肥、六安一带来救援的援军。

此次战役国军出动了飞机，经常有几架飞机从武汉飞来轰炸红军的阵地。但红军在苏家埠四周修筑了交通壕和工事，密如蛛网，飞机轰炸并没有妨碍红军的行动。敌机也常向苏家埠空投粮食，但为数不多，而红军的包围则越缩越小，空投的粮食经常落到了红军的阵地上。

苏家埠守军被围两个多月，弹尽粮绝，他们求援的电报如雪片飞出。驻在蚌埠的王钧部奉命经合肥、六安驰援。但是王钧部三个师战斗力薄弱，进到苏家埠附近，红四军以全力向敌军右翼抄袭，王钧部大部分被歼灭，总指挥励世鼎被俘。苏家埠守军至此完全绝望，不得不开城投降。

苏家埠战役红四军战果辉煌，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五千人，枪支被缴九千余支。苏家埠守军，投降五千人，缴获枪枝三千五百支。苏家埠一战总共缴获枪支约一万五千支，等于红四军全军枪支的两倍，是一次空前的大捷。

红四军连夺两城，震动南京的中央政府，地方上的杂牌部队不能济事，蒋介石决定调用嫡系部队，围剿的力度大为加强。

趁红四军主力尚在苏家埠一带，嫡系中央军汤恩伯部第二师由河南许昌、信阳，向潢川集结，准备乘虚进袭鄂豫皖苏区的首都新集。红四军迅速移师西向，两军主力在商城附近爆发了大规模的遭遇战。

两军前哨一经接触，汤恩伯部匆忙就地散开，抢占附近的高地。红军原就擅长遭遇战，立即表演暴风骤雨式的冲击，经过短时间短兵相接的肉搏，国军阵营已呈动摇。红军后续梯队的攻势再接再厉，国军就全部瓦解了。这次遭遇战，国军兵力超出红军两倍，装备也远强于红军，但肉搏拼杀的作战意志却相差甚远，一经接触，优劣立辨。国军大部向潢川溃败，一部据守公路两旁太平天国时留下的水寨，抵抗红军的追击。担任总指挥的汤恩伯，也杂在乱军之中，退到一个水寨里。国军溃败时，以求迅速逃离火线，把那些来自德国的优良装备，沿途丢到了水塘和水田里。红四军此役俘获敌军人枪各两千，著名的汤恩伯师，就在这一战后，调离潢川整补去了。

接连几场大胜仗，到了1932年3、4月间，鄂豫皖苏区达到了它最鼎盛的时期，苏区人口达到二百多万，苏维埃银行经常存有五十万斤以上的食盐，军队和党政文职人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一元大洋的零用钱。红四军与新编组的第二十五军，合并为红军第四方面军，有了几尊山炮，几十尊迫击炮和数以百计的机关枪。

因为十八团的战斗力最强，一个神秘的单位，红军印钞厂，在这个时候被秘密安排驻进了十八团的驻防地。印钞厂选址在一处僻静的破庙，赵新民负责给他们配备了最精干的警卫。

每个人都觉得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东西，但在这之前，赵新民对钱的感觉并不强烈。少年时，他是京城富商家的公子哥儿，从未感觉过钱的缺乏。成为共产党员后，也是由党组织或上级领导把钱交到他的手中，从未需要他去考虑怎样搞到钱。直到负责警卫红军印钞厂，才是赵新民开始思考关于钱这件事情的起点，到他最终理解，铸币权才是人间最高的权利，甚至高过了任何一个政府的主权时，其实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铸币权是最高的权利，但红军的印钞厂开始时却很简陋，只有一台钢制的圆盘印刷机和两台石印机，没有电，印刷全靠手摇。

国民政府明令禁止民众买卖与印钞相关的物资，但缺乏执行力，印钞用的从丹麦进口的道林纸，或者从美国进口的钞票专用纸，皆可以从武汉或上海的黑市获得。印钞用的专用油墨，封版用的桃胶，获得就更容易一些。红军知道这些物资在黑市上的大概价格，但自己却不冒险直接去敌占区购买，而是动员苏区内的商人，向他们承诺，只要把这些物资运进苏区，红军就保证加价悉数收购。油墨和桃胶加价百分之十五，钞票用纸则提高到百分之三十。

这个方法相当奏效，有确定的利润，响应者众。这个用于获得封锁物资的方法，后来沿用到了1949年后的香港、澳门。1949年，中国军队可以轻而易举的收复香港和澳门，但军队却停在了一条作为边界的巷子的一侧，没有再前进一步。这条巷子叫中英街，两侧开着许多商店，越过中英街的中线就等于越过了边界。1949年后，中国政府依旧允许两边的居民走在这条街上做着买卖，无论怎样的朝代，势不两立的只是权利，而不是他的人民。

1932年，红军印钞厂印制的钞票投入苏区的市面，商家和民众并不抵触，因为苏维埃政府承诺，发行的钞票无限量保证兑付，即可兑付银元，也可以兑付食盐、香烟、稻米等物资。物资的获得虽然紧张，但经由红军不时的打土豪没收地主的财产，或者与敌军的交战缴获所得，苏维埃银行的兑付储备总还是间或获得了补充。

当地有熟悉军务的师爷做过估算，每三个农村人口，最多可供养一个完全脱产的职业军人。苏区当时二百万人口，供养几万人的军队，百姓的税负实际是比国军统治时减轻了一些。

赵新民曾与当地的老农攀谈，他们也都觉得，苏维埃与他们从前所见到的造反，比如白莲教、白狼、红枪会等，确有显著不同，比起一九二七年的闹农协也有进步。苏区一片兴旺景象，发展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他们所担心的是红军的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还要多少年，天下才能太平。

经历过漫长岁月和无数变乱的这些老农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在武汉成立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调集二十倍于红四方面军的约五十万兵力，进剿鄂豫皖苏区。

得着了以往的教训，国军这回不再冒然孤军深入，而是多个纵队齐头并进，步步为营。后续部队据守沿途山头，构筑工事，形成兵力一层多于一层的纵深阵地。红军即使突破其先头部队，仍为国军后续部队的火力所抑制。

国军稳扎稳打的战术收到了成效，霍邱、黄安相继失守，红军一路后撤至七里坪一带的阵地，与国军卫立煌、陈继承、刘峙三个纵队隔河相峙。再退就将无路可退，红军决定在这里与敌决战，攻击的重点选定在七里坪南面的柳林河。

总攻在黄昏打响，红军倾全力实行中央突破，展开大规模的夜战。方圆两平方公里的地区，枪炮声彻夜不停，无一处不是战场，无一处不在厮杀。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村庄和树林全都烧着了，火光冲天如同白昼。

赵新民率部冲向一处燃着熊熊大火的村舍时，第一次在空气中闻到了人肉烧焦的气味。在奔跑中他刚闻到这气味的时候，只是觉得很刺鼻，并不知道是人肉烧焦的气味。当他接近一处燃烧的房子，气味越来越重，两个扭打的人形在火焰中哔哔啪啪的冒着火苗，他才一下明白了空气中刺鼻的气味是什么气味。

红军能投入战斗的力量全部派上了前线，参谋、政工、伙夫都托枪上了火线。午夜时，红军推进了十五里，攻到了卫立煌总部的前沿，但卫立煌组织了顽强的火力，坚守不退。直至天色将明，总指挥徐向前判定已无完全击溃敌军的可能，而且敌军仍有强大的后续部队，红军不得不撤回到了柳林河东岸。

柳林河战役，是红四军所有将领从未参与过的规模空前的恶战，此战敌军虽损失远重于红军，但红四军也伤亡了两千多人。卫立煌在这一战中因主张坚守，受到了蒋介石的嘉许，不久攻下苏区的首府金家寨，蒋介石下令改称“立煌县”。

在敌军铁桶阵的层层合围之下，红四军左冲右突，终难以击退进犯之敌，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上，决定向西突围。1932年8月下旬，红四军主力大部在国军防务较弱的河口一带，经过激烈激战，终于冲出重围，乘夜在京汉铁路王家店附近越过铁路，从此脱离了鄂豫皖苏区，开始了西行五千里的长征。

敌机一直跟踪红四军，国军根据飞机侦察，紧紧尾追堵截。行进到枣阳县南面吴家集，红军与敌军爆发了西行途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恶战。

吴家集在枣阳县南面约九十里，西距汉水与襄阳约一百里，国军选择在这个地区，从东南北三面合围红军，争取压迫红军退到汉水边，在汉水河边像射击鸭子一样加以歼灭。

红四军在吴家集宿营，国军乘夜逼近。翌日黎明，两军展开大战。当时处境红军极其被动，战斗最激烈时，国军向张继升、赵新民所在的十八团指挥所猛扑。指挥所前沿，十八团正面一部约二百多人伤亡惨重，连、排级军官全部阵亡了，剩下的人员被炮火压迫，不得不向指挥所退缩。

眼看敌军蜂拥而至，张继升立令整理队伍，所有参谋、政工以及警卫人员加起来只剩三百人了，临时编组，当敌军逼近到跟前时，张继升一声号令，这三百名临时编组的队伍，猛冲了出去，手榴弹一通密集的猛掷，硝烟四起，血肉横飞，敌军终于是退了回去。

但冲锋时，冲在最前面的团长张继升吸引了敌方机枪密集的扫射。赵新民看到张继升被击中的那一刻，整个身体筛糠似的剧烈颤抖，当他冲过去把张继升抱起来时，张继升身上已被打穿了几十个窟隆。

十八团的这次冲锋，终于在敌军北线冲出了一个口子，竟使红四军化险为夷，得以乘夜向北冲出了国军的第一道包围圈。当夜，红四军循小路疾行一百多里，穿过了国军的第二道防线，但天明时发现向北的去路，又给敌军堵住了。河南调来的刘茂恩的两个师，组成了包围红军的第三道防线，只有立即击溃刘茂恩这两个师，才能完成突围。

刘茂恩部没料到，以为还在百里之外的红军，竟如此突然的就打到了他的跟前。国军毫无准备，饥疲交加的红四军没费很大气力，就把刘茂恩部打得鸟兽四散。红四军循着北进的去路，又再疾行八九十里，一日一夜总共行进了二百多里，这才总算是把自吴家集追击的敌军，彻底甩在了身后。

这场战斗，国军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红四军也损失了两千多官兵。除张继升外，还有多名团级干部在突围中阵亡。为了快速脱离火线，一千多伤兵被迫就地放弃。

张继升阵亡后，赵新民兼任张继升的团长之职，这一团人经过三天两夜的激烈拼杀，已严重减员编制不整，由全军主攻的前卫，改做了掩护的后卫。撤退时，赵新民站在一个山包上，睁着血红的双眼，看着担架队将伤兵集中放置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伤兵自知绝无可能再随军前进，只有留在这里了，对于即将面临随后而来的敌人的追杀，深感恐惧。

星光黯淡的夜色下，若大一片开阔的草地，黑压压一千多名躺倒在地的伤兵，为呻吟和啜泣所深深笼罩。担架队员和所有马上要离去的红军官兵，无不为之大恸。

赵新民负责护卫的队伍里有两辆满载的马车，装着印钞厂的印钞机。赵新民决定就地丢弃印钞机，改运伤员，但印钞厂的厂长不同意。

“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你无权随意更改。”印钞厂长说。

俩人级别平级，僵持不下，需要上级领导定夺。领导正为部队能不能快速脱离敌军的追击而焦虑，对于赵新民的节外生枝颇不耐烦。

“赶快出发，敌人就快追到眼前了。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有了钱就能有更多的士兵，就能夺取政权。”领导丢下话，转身急急朝自己的坐骑走去。

“那么说，革命就是为了权利了！？”

听到身后传来的赵新民的这一句顶撞，领导好像被什么击中似的怔了一下。他缓缓转过身，重又走到赵新民的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叹了口气，用和缓的语气说：“唉！跟着走吧，政委同志。”

赵新民服从命令，整理队伍护送马车，上路出发。他自己则留在了队伍的最后，久久徘徊不忍离去，但最终不能不离去。最后，他和几名骑兵翻身上马，向伤兵们行了最后一个军礼，策马向大部队远去的方向追去。

在他的身后，传来了草地上几声清脆的枪响，那是伤兵中有人用私藏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经过八十多个昼夜的曲折行程，穿越湖北、河南、陕西、 四川四省，行程五千里，沿途激战数十次，翻越巴山天险，红四军终于由两河口进入了物产富庶的川北。

和所有的战士一样，赵新民当时也穿着从沿途补充来的五颜六色污秽破烂的服装。脚上鞋袜全无，破布裹脚，早晚都披着破旧的军毡。手脚冻得裂痕累累，面目黝黑，三个月没有梳洗的脸上布满胡须，头发长乱，满身跳蚤。但这支看似乞丐一样的队伍，在强烈的求生欲的驱策之下，依然保持了凶狠的战斗力，似从天而降的天兵天将一样，迅速打下了防务空虚的通江、巴中等川北县城。

通江县城不大，城里却修有几条水泥小马路和一座精致的中山公园，显示着当地的富庶。士绅们大多匆忙逃走了，留下一座座空荡荡的高墙大院，其中一座成为了赵新民的临时团部。

战士和参谋人员忙着清理院子，满身征尘的赵新民背着手，围着院子一间间屋子慢慢看过去。在其中一间的窗户前，赵新民停下了脚步，他看到了一架立式钢琴。他走过去，在琴键上弹了两下，音还是准的。琴键和盖板异常干净，色泽温润，显然原来的主人经常弹奏。赵新民在钢琴前坐下来，随手弹起了一首舒曼的梦幻曲，弹得缓慢而极显生疏。当年，他经常为杨子玲弹这支曲子，烂熟于心，但此刻握惯了钢枪而又皲裂垢黑的一双手，已很陌生与钢琴琴键的触碰。

舒曼磕磕绊绊的弹到了一半，另一首旋律在赵新民的脑海里漂浮了起来。他闭上眼，任由这首旋律牵引着十指，在琴键上来回的跳动。

那是十八岁的他，在赵家大院为杨子玲弹过的那首未完成的曲子，他们曾约定，等他把曲子完成，第一个就弹给她听。他一直未能完成，那旋律也仿佛锁进了记忆的陈年木箱，再没有想起。但此时此刻，突然之间，杨子玲俏丽的笑影，北京湛蓝的天空，“五四”街头激昂的人群，赵天宝在上海码头向他挥舞的手臂，巴黎塞纳河畔明媚的春光，莫斯科深冬漫天的大雪，倒在血泊中的丁久的圆头布鞋，贺芝华眼中的泪水和哀求，张继升被机枪击中时剧烈颤抖的身影，还有夜色下遍野伤兵的啜泣……所有的一切，在这一刻，仿似都化作了早已排列好的音符，顺着赵新民的指间缓缓的流淌开来。

当最后一个音符在耳际缓缓隐去，赵新民睁开眼，发现院子里的士兵都静静的伫立着，望着他。

“政委，您弹得真好听，这曲子叫啥？ ”一个小战士问。

“回忆。”赵新民回答。

许多年后，有人曾问赵新民：“长征那么艰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

“跟着走。”他淡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