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铜床（简体）连载 7

赵天宝、赵银宝远在日本和法国，收到父亲如晴天霹雳一样的来信，顿感茫然。遥远的京城和赵家大院在心理的距离，愈发的遥远，失去了引导他们回归的动力。而国家，这个庞然大物，此时也正在分崩离析之中，“革命”似乎成为了他们最有吸引力的选择。

革命总有领袖，孙中山的名字家喻户晓，死后头像被人们印在钞票上，中国人称他为国父。在1919年，在革命了数十年后，孙中山已由一名最早发动革命的革命青年，变成了仍在继续革命的革命老人。

革命无非是利益的再分配，充满了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的中国革命，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诸国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所以，在孙中山革命的一生中，每到关键时刻，各国都选择了支持他的对手，每次都让他饮恨败北。手上没有自己的军队，这是孙中山反复革命又反复失败的根本原因，一直到生命的暮年，孙中山才终于得到了一次组建自己军队的机会。莫斯科的共产党政府慷慨的答应给孙中山提供军火，帮助他训练“党军”，莫斯科大张旗鼓的开始向全世界输出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

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输出革命，跟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倾销货物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为了在倾销的领域形成有利于自己的优势，倾销货物是为了垄断某些消费，倾销革命则是为了夺取政权。

赵天宝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24年，广州黄埔成立“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赵天宝与他的留日同学一同回国，成为了黄埔军校的首批学员。在他刚学会使用俄制步枪的几天之后，就跟随黄埔教导第一团，参加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黄埔教导第一团人数不过一千多人，在广东惠来与广东军政府八个团的优势兵力遭遇，两军一经接触，即陷入了苦战。

教导第一团人数处于劣势，如果退却，将陷入被围歼的险境，只有向前猛攻，才有获胜的希望。俄国顾问加仑将军担任了这次战斗的指挥，战斗打了一整天，虽然突破了敌方的一些阵地，但教导第一团也伤亡了三百余人。

热兵器的普及是职业军人的噩梦，交战时，为了鼓舞士兵的士气，依然需要沿用冷兵器时代的方法，需要军官冲锋在前，但对方步枪、机枪的杀伤效率，比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强大了太多。这一仗，黄埔教导第一团带头冲锋的连、排级的军官都多数牺牲了，最后连加仑将军和其他的俄国教官也加入了战斗。在向敌方总部最后一道阵地发起冲锋的时候，加仑将军用喊哑了的声音振臂高呼“教导第一团万岁!”，率先冲出战壕，冲向了敌阵。

在这场战斗之前，赵天宝连一只鸡都未曾杀过，但在这次战斗中，他不单第一次杀了人，而且还杀红了眼。战斗刚打响，他和绰号“大佬李”的班长，挤靠在一块岩石后面与敌人互相射击。一颗子弹击中了“大佬李”的脸部，并在脑袋里爆炸，骨屑和碎肉飞溅到赵天宝的身上脸上。赵天宝扭头去看“大佬李”时，看到的是他脸上一个黑乎乎被烧焦了的大洞。

冲锋的时候，赵天宝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第一个冲向了敌方向大佬李射击的那个射击点。当他跃上对方的掩体，看到的是掩体后面一个士兵正用惊惧的目光看着他。

赵天宝大喊一声：“我操你祖宗！”，扑的一下，将刺刀狠狠刺进了那个士兵的前胸。

在随后的一次次冲锋，赵天宝接连用刺刀挑了五、六个敌人，他的军服沾满了血迹和泥土，当战斗结束，已看不清军服原来的颜色。

赵天宝所在的那个班，在这天的战斗中全部阵亡了，而在前一天晚上，他们还在同一间营房里互相逗笑，一天之后，他却在乱坟岗上掩埋他们的尸体。这第一仗就如此惨烈，不用再上任何军校的课程，赵天宝就彻底理解了战争意味着什么。

一场恶战下来，赵天宝以骁勇善战在军校同学里名声大噪。在此后的二十多年，赵天宝南征北战，前前后后大大小小打了上百场恶战，凭着战功，官阶由排长、连长，一直升至集团军司令。直到1947年，在他一生最后一场恶战的最后一次冲锋，才终于倒在了从孪生兄弟一方射来的枪弹之下。

当赵天宝在炎热的广州黄埔军校的课堂上，聆听俄国教官讲解作战技巧的的时候，在零下三十多度的莫斯科，他的孪生兄弟赵银宝也在一所秘密的大学里，接受着布尔什维克的训练。赵银宝现在已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熟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坚定的相信只有像苏联那样，发动暴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自己的祖国。

赵银宝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有来自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也有来自远东的朝鲜、日本。除了熟读马列著作，几名在沙皇统治地区长期从事秘密颠覆活动的老布尔什维克，还为这所共产主义大学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们，传授如何使用小巧的手枪和锋利的刀子，如何化装和摆脱暗探的跟踪，如何与自己的同志建立秘密的联系。

1927年底，赵银宝接到共产国际的指令，派遣回国。他得到了一张伪造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叫赵新民，籍贯北京，注明是德国留学返国。

赵新民是赵银宝给自己起的新名字，虽然在秘密的地下生涯中，他还用过其他的化名，但党内认识他的人此后都只知道他叫赵新民。四十年后，当他已成为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被几个十六岁的红卫兵押到万人批斗大会的主席台上时，挂在他胸前的牌子上，也写着赵新民这三个大字，每个大字都用红墨水打了个大大的叉。

从莫斯科开出的国际列车经过检查，开到了中国境内的满州里车站。赵新民在满州里下车，转车到哈尔滨。阔别多年，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深深的呼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但他很快看到，不少的日本人分布在车站的各个通道，那些熟读人面照片的日本暗探，穿戴着厚厚的皮衣皮帽，连面孔都遮起来，瞪着眼，盯着每个进出的旅客。这个景象显示，中国的东北已经成为由日本管辖的区域，成为了日本在本土以外的另一个大后方。日本人在东北建设了占到中国当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铁路和工业，哈尔滨繁华的程度，一度被世人称之为东方的巴黎。一直到1949年，东北都是中国人均工业产值、人均识字率和人均寿命最高的地区。

由哈尔滨经大连，赵新民搭上一艘日本籍的轮船赴上海。船开后，一名日本侦探找到了他。这名日本侦探似乎知道不少赵新民旅行的经过，他拿着赵新民的护照，详细翻看，似乎对护照的真实性起了怀疑。最后，他微笑着说：“赵先生，在日本国的船上，你是安全的，放心好了，可是在上海上岸时，你得特别小心。”

这名日本侦探显然看出了赵新民的身份，还提醒他到上海时多加小心。赵新民想起，在莫斯科时就听说过，以往中共要员瞿秋白、周恩来等路经大连时，都曾被日本侦探指出过他们的真名实姓，但结果并未引起麻烦，而是一路放行。看来，日本人觉得让共产党和国民党厮杀得热闹些才好，日本对中国的胃口不仅限于霸占东北和满洲。

赵新民一路顺畅抵达上海，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赵新民看到八年前与他的哥哥赵天宝挥手告别的那个上海码头，仿佛一切都还依旧。

赵新民在东方旅馆要了个房间，然后按照事先的安排，到四川北路的一家理发馆理发。他用报纸包着件待洗的衬衫，理完发后，故意将这包东西留在了理发店。衬衫的口袋内放有一张名片，名片上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是联络的暗号。赵新民在街上逛了一圈，再回到理发店去取回这包东西。理发店老板立即引他到后面的一间房间，将衬衫还他，却将名片取走了。理发店老板问清了他的住址和房间号，告诉他晚上八点以后在旅馆等候。

“笃－笃－笃笃”理发店老板示范了一个两长两短的敲门声，“记住，这是接头的暗号。”

当晚近九点，门外响起了约定的敲门声。赵新民打开门，他和门外的人都大吃一惊。

来人是赵新民在北京“读书会”时最要好的“会友”丁久，整整有八年未见了。丁久比赵新民年长几岁，加入读书会前，已在一家银行里升至了主任的位置，每天被算盘、银元、钞票包围的生活，使他感到由衷的厌恶，而诗歌和文学才是他精神的寄托。那时，人们看到丁久的账本里常夹着一两本浪漫主义的诗集。在读书会里，丁久自始至终捐书捐物最为卖力，与志趣相投的赵新民自然也最为要好。

“此地不宜久留，你快收拾一下，我领你去另一个地方。我现在公开的名字叫应东平，你记得也叫我这个名字。”

出了东方旅馆，两人装作互不相识，相隔几十米，赵新民远远跟在丁久的身后，来到隐藏在一个旧式弄堂里的丁久的住所。

“好了，你就先在我这住下吧，虽然挤了点，但很安全，房东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住楼下。她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几个月不回来。你等会儿，我下楼给你弄点吃的去。”

夜深人静，油灯如豆，阔别八年的两位故友剪烛话旧促膝长谈，直至天边晨光绽露。在丁久滔滔不绝时而兴奋时而悲痛的叙述中，赵新民初次了解到了他的共产党同志们在国内的奋斗经过。

俄国十月革命不久，刚从沙皇手里接管政权的苏俄政府，就于1919年7月20日发表了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的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款，归还中东铁路。在当时的中国青年看来，日本和欧美诸国都在欺辱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大江南北，青年学子们无不以谈论和赞扬俄国的暴力革命为时髦，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从一种理想化的激进学说，一举而成为了可付诸实践的行动纲领。

1921年，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草创之初，丁久就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依照俄国革命的药方，中共一开始也首先是到工人中开展最初的活动。共产党员所到之处，矿山、铁路的工人很快得以组织起来，成立工会，游行、罢工一呼百应，阶级斗争的真理初见成效，但是，稚嫩的中共对于随之而来的镇压，却没有充足的准备，其中以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尤为惨重。

1924年2月，从北京到武汉的京汉铁路全线罢工，七日晚，军队突然包围了总工会所在的村庄。三十七名抵抗的工人被打死，四名工会负责人被砍首示众，他们的头颅高挂在汉口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

其他各地的工会也同时遭到军队的查抄，骨干被捕杀，刊物被查禁。遭此全面打击，中共在工人中的力量损失殆尽，北京城内捉拿共产党人的风声也越来越紧。本来因受制于上海租借当局的搜捕难于开展工作，而刚迁至北京的中共中央机关，又被迫迁回上海，更加隐秘的蛰伏于上海的地下 。

丁久没有直接参与最初的这些工人运动，身份没有暴露，依旧潜伏在北京，继续做着他在银行里的差事，因为这家银行与中共有着密切的资金来往，打理钱财也是革命工作。直到第二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决定让中共党员全部无条件的加入国民党，丁久这才辗转到了广州，加入黄埔军校，成为一名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中尉会计员。

“在黄埔你猜我遇到了谁？”丁久对赵新民说。“我遇到了你的哥哥天宝，他问了我许多北京和你的情况，说有好几年没有你的音信了。”

“是啊，留学那几年我居无定所，和家里的联系时断时续，后来又去了莫斯科，音信就彻底断了。”赵新民缓缓的说。在那一刻，他的脑海一时闪过赵家大院和杨子玲的身影，他很想问一下丁久知不知道她的一点近况，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1926年7月，得到莫斯科赞助的国民革命军粮草充足，从广州开拔北伐。丁久编入了中共基础最好的张发奎的第四军，赵天宝则编入了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亲率的第一军。

当时，中国的国力孱弱到了极点，地方政权割据自治，列强对任何一方稍加支持，都会马上打破地方军阀间脆弱的势力平衡。北伐军得到苏俄和共产党的支持，力量远胜各地割据的地方武装，节节胜利。中共紧随其后，在攻占下来的地区复制苏俄的模式，大力组织工人农民运动，但在许多地方，运动失去了控制。

其中，中共当时主要领导之一的李立三的父亲，就被一个乡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处决了。之前这位老人曾到武汉避难，表示愿意跟随儿子的主张，不反对农民协会的一切。不久，这个老人带着儿子写给中共湖南负责人的亲笔信，担保不会有任何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后来传来消息，李立三的保证毫无效力，这位老人仍被本乡的农协处决掉了。

贵为党首的李立三的父亲尚且如此，其他乡绅的遭遇可想而知。北伐军中多数军官来自地主和士绅家庭，他们在乡间的亲属遭到农协的残酷打击，最终使他们调转枪头，全面反共。

北伐军攻占武汉、南京等大城市后，激烈的反帝宣传，又使得外国租界和外国人遭到民众和军队的冲击。所有的租界都是大清国在与列强的历次冲突中，被迫出租与战胜国，名为租用，实则割让。租界享有治外法权，租界内实行的是租借国的法律，而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

一共有8个国家（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在中国境内设立了25个单一租界，分布在10个城市，总面积约达43467亩。另外还有两个由多国共管的租界，称之为公共租界，一个是上海公共租界，另一个是鼓浪屿。发起设立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国家为英、美、德、法、西班牙、日本、丹麦、荷兰、瑞典-挪威联盟，多达10国。租界的存在，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耻辱的象征。

1927年2月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城里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遭到军人的武装袭击，六名外国人被打死，打伤数十人。其中，英国领事重伤，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约翰.威廉斯）身亡。英、美在长江上的军舰向南京城炮击报复，民众死伤愈千。虽然事后北伐军声明袭击外侨的是溃败的敌军所为，并护送外侨上了军舰，虽然当时的中国已分裂为北京、南京、武汉三个不同的政权，并不统一，但一系列的激变，最终还是导致了一场在全国境内，统一捕杀共产党员的高潮。

四月六日，控制北京政府的张作霖得到东交民巷外国驻军的默许，突袭俄国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抓捕了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员。并于四月二十八日，用新从欧洲进口的绞刑机处死了被捕的二十人，李大钊作为共党的著名代表，特别使用“二绞处决法”，延长处决的痛苦，绞杀的过程整整持续了四十分钟。

四月十一日， 英、美、法、意、日五国向武汉和南京两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国民党政府，同时发出通牒，要求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的侨民进行赔偿。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通牒的第二天，从上海到广州，在军队中执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清共政策，用数千共产党人的人头交换到了各国与江浙士绅们的支持。七月十五日，蒋介石的对手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武汉政府也紧随其后，实行“和平分共”，将共产党员和俄国顾问礼送出境。

至此，斯大林一手策划和赞助的国共合作大革命，以国民党和士绅阶层的全面反共而告终。虽然斯大林这次希望在中国快速夺取政权，快速实现投资回报的动作彻底失败了，但也并没有完全白费，只是投资的周期被拉长了而已，共产党人最终还是在1949年夺取了中国政权，实现了辉煌的投资回报。

四面楚歌之中，为了反击镇压，年轻气盛的几位中共要员提议武装起义，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无权决定，发电向莫斯科请示。斯大林亲自起草了回电，在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出的回电中，对是否同意起义答复得模棱两可，但明确了严禁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军事顾问参与起义，只做幕后秘密的支持。

1927年8月1日，军事顾问加仑将军与李立三、周恩来等几名中共要员共同决定，中共集结在北伐军中尚存的力量，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加上南昌城内朱德的一个教导团，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

八月一号后来成为了中共的建军节，以示纪念。建军的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回国后恢复了原名布柳赫尔，赴任苏联的远东战区，凭着对中国的了解屡获战功。1935年获斯大林授勋，成为苏军第一批5位元帅之一。布柳赫尔没能躲过苏联的大清洗运动，最终死于苏联远东的列弗尔托沃监狱。1939年3月1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是在布柳赫尔死后，判决了枪决并没收全部财产。

布柳赫尔作为黄埔军校和北伐时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蒋在退居台湾的晚年，曾回忆道：“这位加伦将军自民国十三年（1924年）来到中国以后，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蒋介石还曾说：“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办法，恐怕国民革命至今还不能发生。”

南昌起义，丁久就在叶挺的部队里，随军参加了整个起义过程。起义后，国民党的军队从四面围拢过来，南昌无险可守，起义部队决定向广东汕头进发，希望到那里建立一个潮汕根据地，占领港口或海岸线，等待莫斯科的军火和物资支援。这个计划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

八月五日部队开拔，沿途遭到层层阻击，尤其是在会昌城下的肉搏战，双方交战的中下级军官，多为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相识，而且许多还是儿时的伙伴。在黄埔时，他们或是同队同班，在军队里或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对方的小名对骂。那边骂：“中共为什么要造反？” 这边骂：“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军官，一面疯狂的砍杀，一面又忍不住暗掉眼泪。

南昌的起义部队终究势单力薄，终于解体，所有人员分散成三、五人的小股，分头疏散。丁久也随着几名军官，乔装打扮，经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辗转到上海，化名潜伏了下来。

赵新民在丁久的住处住了两天，就接到了任务，党组织分派他协助大名鼎鼎的顾顺章，训练中央特科的特别行动队，即后来人们熟知的“红队”。中央特科的任务是进行租界捕房的情报工作，保卫党组织的安全，成立以来一直由顾顺章所主待。

顾顺章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青帮的活跃分子，五卅工人运动时成为革命的工人领袖。1927年国共尚未反目，为配合国民党军队攻打上海，共产党在上海发动了三次工人暴动，顾顺章任工人稽查队总队长，周恩来一度任他的副队长。凭着精明强干，顾顺章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捕房每逄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收买的手段，往往在行动前半小时或一小时，提前得到消息。上海租界和国民党特务人员，多将抓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认为如果真卖力，将共产党一古脑抓完了，无异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中共的中央机关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生存了下来。

赵新民搬到了红队的一处秘密据点，和丁久有时偶然在街上遇到，但彼此只是轻轻一笑，连招呼都不能打，默默的继续着各自的奔走。丁久还是在管钱，走在路上，还是穿着洗得发旧的长衫，一双圆头布鞋，手里挟着方方正正的新闻纸包，里面包的还是钞票。因为憎恶算盘和账本，丁久抛弃了他的过去，现在为了革命依旧当着账房，只是他的账本里不再挟带诗集，他死去时，人们在他的口袋里找到的是一张工人的罢工宣言。

每天都有失踪、被捕甚至死亡的消息传来，这天又一个中央高级干部，上海区委书记罗觉在秘密住所被捕，有几个还不知道消息的同志还在去往出事地点的路上。赵新民接到命令，立即带领几名红队队员朝出事地点奔去。等赵新民赶到出事的那栋三层小楼的附近，在小楼周围已围了许多看热闹的行人。赵新民挤过人丛，看到一具尸体俯卧在小楼门前的马路上，一领草席盖住了死者的脸，鲜红的血和白色的脑浆在草席下漫了一地。

赵新民认出了死者脚上的那双鞋，是丁久常穿的那双圆头布鞋。但此时，他什么也做不了，连挚友的遗体都不能上前认领，只能任其暴尸街头，赵新民默默示意红队队员迅速撤离。坐在人力车上，有那么一刻，泪水迷蒙了他的双眼，高楼和街道变得模糊和朦胧。

但是，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出事的那栋住宅很隐蔽，这个突然发生的意外，极大可能是内部奸细告密，赵新民胸中充满了复仇的怒火，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奸细找出来。

果然，顾顺章从巡捕房得到消息，早上有一个能说德语和英语的漂亮女人，到巡捕房政治部告密，她自称手中有二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员，只要捕房答应给她出国护照和五万美金，让她到她愿意去的国家，并替她保密，她就把名单交出米。她愿意先交出罗觉的地址，让捕房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中央在上海设有一个秘密机关，专门负责联络和安置南昌暴动后从各处转道来的同志。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和他的老婆贺芝华。贺芝华曾随朱德去过德国，后改嫁何家兴，会说德语、英语，经过证实，那个告密的女人就是她。

贺芝华与租界总捕房达成协议后，总捕房通知戈登路巡捕房随时准备出动。按照约定，罗觉一出现，贺之华夫妇就派做饭的阿姨送信给站在路口的侦探。捕房的洋捕头洛克一接到消息，立即带队出动，轻松逮捕了罗觉。

洛克将罗觉带走后，在屋里又留了几个特务。丁久这天正好要到罗觉那里，他推门进去，一看形势不对，立刻退出门外。但楼梯已有特务把守，他向三楼屋顶退去，特务们追上来，在屋顶展开了搏斗。退到最后，丁久从阳台上摔了下去。

情报既已查实，中央决定尽快夺回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并消灭这个告密的活口。红队当晚即做好布置，第二天一早，一队迎亲的队伍来到贺芝华夫妇租住的亚洲旅馆门前，鼓乐手们挤弄腮帮，使劲吹奏。迎亲的伙计燃起了串鞭，顷刻间，鞭炮声、鼓乐声，震耳欲聋。

当赵新民带着两名队员踹开贺芝华夫妇的房门时，贺芝华、何家兴躺在床上还没有起床。不等贺芝华、何家兴说话，赵新民对准何家兴的前胸就是一枪。

“把名单交出来！”赵新民把枪口转向贺芝华。

“什么……什么名单，我不知道……”贺芝华惊恐万状浑身哆嗦。

倒在贺芝华身边的何家兴还没有咽气，咽喉里发出“咕噜咕噜”的鸣咽声。“砰”，赵新民对准何家兴的头部又是一枪，半边头盖骨飞溅了出去。

“啊！”贺芝华登时吓到涕泪横流，“别杀我，求求你们，别杀我…… ”

贺芝华哆哆嗦嗦从贴身内衣里掏出叠成了小方块的纸片，赵新民展开看了一眼，名单确认无误。楼下的鞭炮和吹打还在继续，他抬起枪对准贺芝华的脸时，看到了这个漂亮女人眼中的泪水和哀求。这个女人也许厌倦了担惊受怕而又清贫如洗的日子，只想和自己喜欢的男人厮守一起，但她却指望用数百战友的性命去换取自己的安逸。鞭炮声中，赵新民扣响了手中的扳机。

在莫斯科受训时，那几个老布尔什维克教官总爱讲述，自己亲手把敌人的脑袋打开了花时，心情是何等的痛快和舒畅。虽然赵新民也做过许多射击训练，但这天还是他第一次对着活人开枪，而且一下枪毙了两个，他丝毫没有体会到那些俄国教官津津乐道的兴奋和快意。

回到住所，藏好枪支，赵新民洗了一遍手，然后打上肥皂又洗了一遍，洗得缓慢而仔细。擦干净手，他在躺椅里坐下，窗外隐约传来远处市井的嘈杂声，和一辆辆警车呼啸而过的警笛声。

他闭上眼，刚放下枪的一双手，平静的放在椅子的扶手上，白皙的手指轻微的跳动，仿似多年前的他，坐在自家的钢琴前，在弹一首舒缓的乐曲。他的脑海闪过倒在血泊中的丁久的圆头布鞋，贺芝华眼中的泪水和哀求，巴黎塞纳河畔明媚的春光，莫斯科深冬漫天的大雪，还有北京秋日湛蓝的天空，杨子玲甜美的笑影，父亲的铜床，母亲温暖的乳房……

赵新民半躺在躺椅里，任由这些纷乱的景象，漫无节制的从四处涌来，直至夜色渐渐淹没整个房间，吞噬了他的身影。

失踪、被捕、发现奸细，或者安插在敌人内部的同志被发现，营救、除奸……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赵新民和顾顺章配合得还算融洽，顾顺章指挥的行动大多都能获得成功，“红队”在上海滩声名大振。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上升至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成为中共中央占用经费最多的部门。但赵新民并不欣赏他的这位能力超群的顶头上司，除了讨论具体的行动，往往再也找不到任何共同的话题。赵新民尤其看不惯顾顺章吃喝嫖赌毒，样样全都沾的黑社会帮派的做派，而顾顺章的解释是，与敌人打成一片，充分了解对手的习性，知已知彼才能在较量中占到优势。事实上，顾顺章取得的一次次行动的成功，似乎也佐证了他的这种论调，但是在私下里，顾顺章则常对跟随他多年的几个心腹感叹说，还没听说过干这一行有谁能得善终的，既然脑袋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搬家了，还是得逍遥时且逍遥吧。

到1931年，按着革命赞助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出的药方，中共依旧坚持在城市发动暴动，但暴动的计划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了，而与之比较，在偏僻山区的苏维埃运动，却得到了农民们的广泛响应，短短几年，建立了数万人的红军和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几个苏维埃政权。这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革命的输出者们，所没有预想到的巨大收获。

历经诸多变故，周恩来等中共最高领导们，深感在国民党把持的白区终是很难立足，决意将中共骨干的大部分调往苏区，希望以根据地为发端，争取占领一省或数省的地盘，这个计划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

众多干部去往苏区的交通护送工作由中央特科负责。中央领导之一的张国涛派往鄂豫皖苏区，出任最高领导，顾顺章决定亲自护送他到汉口，再交由苏区派来的交通员护送进苏区。

顾顺章酷爱魔术，且多有研究，其水平比普通的职业魔术师还略胜一筹。在武汉，他公开的身份是“花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轰动一时。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家子弟曾拜他为师，完全不知道他就是中共的特务头子顾顺章。

顺利完成了护送张国涛的任务，“花广奇”大魔术师在汉口又表演起了他的魔术绝技，在民众乐园的一场表演中，终于被一名从中共叛变过去的国民党特务认出，随即被跟踪逮捕。

像顾顺章这种处决过众多党内奸细和国民党特务的共产党人，身份一旦败露，要想保住性命，除了叛变投敌，别无其他选择。也许早有心理准备，审讯没费多少口舌，顾顺章即答应“立功赎罪”。他要求面见蒋介石，当面献上一份三日内将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共产党领导人，一网打尽的计划。做为大权在握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具体负责人的顾顺章，几乎了解中共中央的一切，如果他的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那将是另一种面貌。

时任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的何成浚、侦缉处处长蔡孟坚，在抓获顾顺章后，表功心切。四月二十五日晚上，用一个排的宪兵将顾顺章押上开往南京的轮船后，两人不约而同的分头给中统大本营，一共拍发了六封“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报。徐恩曾是中统特务局长，但不巧的是，四月二十五日恰好是星期六，局长大人离开大本营，度周末去了。历史真是充满了偶然。

徐局长不在，绝密电报交到了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的手中。钱壮飞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的同乡，考入中统后，得到徐恩曾的亲手提拔和重用，视为心腹，但谁会想到，这样的人却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得到钱壮飞的紧急报信，在国民党军警和租界巡捕房的全面搜捕之前，中共中央机关提前一到两天全部得以安全转移。

中央特科是中共中央机关中占用经费最多的部门，由于地下工作的保密特性，这些钱财的去向根本无从监督。顾顺章主持中央特科的数年间，他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以及其他成员，陆续成为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做饭、看门和采买的人员，中央特科的经费成了顾家的滚滚财源。

中央机关紧急转移至海棠村的一处院落，把顾顺章的亲属也一块带了去。顾家亲属为共产党办事只为钱财，顾顺章叛变，他们自然也要随之倒戈，但他们认识众多的地下党员，如果将他们释放，威胁难以估量。处于危急险境中的中央机关，无力秘密关押这十多个人，临时中央会议决定，将顾顺章一家九个成年人秘密处死，两个孩子，顾顺章八岁的女儿和十二岁的妻弟张长庚予以释放。

处决的命令传来，负责执行的赵新民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动手？”

“马上。”传达命令的人告诉他。

不消灭叛变者，他们就会和敌人反过来消灭自己。在宣誓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赵新民就明白，革命免不了恐怖和血腥，只不过到了现实中，这血腥的气味，比他预想的浓重了百倍千倍。

赵新民迅速集合几名平日与顾顺章没有多少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开枪动静太大，用刀血迹不好处理，最后决定用绳子勒。处决后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挖坑深埋，然后上面抹上水泥，防止腐臭外泄。

执行完这一切，所有顾顺章有可能知晓的关系人员迅速转移。赵新民连夜由上海转浦口，搭津浦线到蚌埠，再坐船到正阳关，然后步行几十里，走到了豫皖边区红四军的驻地，安徽六安县的金家寨。

顾顺章案的后续是，顾顺章的妻弟放回家后，顾顺章问他阿姐的下落，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顺章教他每天在一些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九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特科人员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两只小手揪住王世德的车架不放，问他阿姐的下落 。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一拥而上，将王世德摁倒在地。王世德在狱中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中共又一批留守上海的秘密机关被破坏，人员被捕杀。

我从未见过赵新民弹过钢琴，跟随他的这许多年里，他停留的地方我差不多都有跟着去过，从未看见这些地方有过钢琴的摆设。

在录用我之前，我猜他应该审查过我的履历，应该知道我年轻时北漂，写过小曲，做过歌手。唉！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段青春时光，但怎么说呢？不堪回首。

成为赵新民的贴身助手之后，工作的关系需要我们几乎朝夕相处，这期间我们也几乎无话不谈，毫无保留的讨论过人生中的所有问题，但唯独从未谈论过音乐。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我从未想议论这个话题，赵新民也从未挑起过这个话题。也许这也是他录用我，并让我一直跟随他的原因之一吧，渐渐老去的我跟他有点像，有歌只在心里。

音乐是音符组成的序列，好的音乐能传达出浓烈的情感，还有些更伟大的音乐，除了个人的情感，他们还用声音表达了他们的时代，但这些都不容易做到。好音乐的创作痛苦而困难，另一种创作或者说另一种序列的排列则看上去更容易一些，也更日常一些，芸芸众生天天摆弄乐此不疲，那就是金钱。

在遇到赵新民之前，金钱这个事情我一直摆弄不好，总是聚不起来，或者聚了又散，很是失败。我后来明白，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是一芥市井草民，未能理解金钱的本质，想玩钱，结果往往是被钱所玩弄。直到遇到赵新民，他在这方面教会了我很多，帮助我完成了知识的启蒙。

在未能把知识直接写入大脑之前，知识总是要靠学习才能获得。赵新民也不是一开始就拥有这庞杂的知识储备的，也都是要经过了一段段或主动或被动的学习的过程，这些过程代价沉重，首当其冲的就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