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極端氣候發生的越來越頻繁，造成的經濟衝擊與生命損失，迫使大眾開始思考這些「不願面對的真相」。根據科學家運用氣候與經濟動態整合模型（DICE）分析的結果，人為活動導致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已是無須爭辯的事實；而聯合國每年不厭其煩公布的報告也指出，氣候變遷造成的負面影響，涵蓋淡水資源、生態系統、食物供應、纖維與農林產品、海鹽系統、低窪地區、產業、居住安全、社會與人類健康（Nordhaus, 2014）。而這些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傷害程度又更加嚴峻。
影響範圍等同於經濟蕭條、疫情肆虐，每個人都該具危機意識
以印尼為例，2014 年當選總統的左科威在執掌政權後，宣布斥資 300 多億美元，將首都從現在的雅加達遷往 2000 公里外的婆羅洲東加里曼丹省（East Kalimantan），原因除了雅加達人口已嚴重超出負載，更關鍵的是該城正以每年 2 公分的速度下沉。海平面上升再加上極端氣候的連年衝擊，專家預估，到了 2050 年，雅加達將有三分之一處於常年洪患的狀態。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說明全球暖化——或依據英國衛報 2019 年給的新名詞：全球加熱（global heating）——對我們生活造成的直接影響，與經濟蕭條、疫情肆虐、或暴力戰爭等量齊觀，勢必會成為能夠左右一整世代、甚至連續好幾個世代的力量。全球暖化也是極為複雜的議題，需要納入各種領域的經驗與知識，例如大氣科學、生態環境學、人類學、工程學、經濟學，乃至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等，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的專家學者、政府與企業投入來搶救暖化；更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能具有危機意識，並發揮「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具體行動。
如何降低溫室氣體濃度減緩暖化速度？碳權交易
若從最簡單的概念來看，暖化很大程度源自二氧化碳濃度增加，而二氧化碳自 18 世紀以來暴增，不外乎來自於人類大量燃燒石化燃料。
因此解決暖化的第一步，也是科學家自 1970 年代就開始呼籲的做法：減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濃度。聯合國也提出在本世紀末，要控制全球增溫在 2 度以內的目標。這相當困難，且成本也極高，但至少訂出了量化數字，讓各國可以協調一致的行動，來避免世界走向氣候危機的臨界點。
碳排造成的外部性代價相當高昂，而減碳或發展替代方案亦須付出額外的成本，這時候，就是市場機制可以發揮的地方。因為單靠道德勸說，絕對不足以撼動既有的商業行為（business-as-usual）；只有加諸適當的經濟誘因與市場干預，例如：為每單位的碳排放「定價」，並允許其自由交易，或許就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這也是碳權交易的由來，或更精確來說，叫做「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讓高碳排的企業（或是所有的企業），根據其歷史排放紀錄或該產業的平均排放量，由政府授予一定量的碳排放權，並按照政策規劃來逐年遞減，最終達成「淨零排放」的目標。
「碳權」就是一種可自由交易的單位，若企業超過政府規定的排放量，就需要購入碳權，以抵消其對環境的影響；反之，若力行節能而有多餘的碳權，則可以透過公開市場，賣給需要的廠商。
這種把外部性賦予定價的做法，就是經濟學原理中的「寇斯定理」（ Coase Theorem ），也是當前備受關注的「市場導向環境政策」工具。寇斯定理的概念，就是讓原本財產權定義不明確的公眾資產/資源，例如空氣、水、氣候、環境等，藉由產權界定並允許其自由交易，便可有效達到使用者（消耗者）付費，最佳分配有限資源，並針對外部性進行導正。
許多主流的看法認為，建置碳排放的 cap and trade 機制，並在各國的積極參與下，便有機會達成自《京都議定書》簽署以來，不斷呼籲把氣候變遷限制在比工業化前水準高出攝氏 2 度的目標。
碳權交易先驅——歐盟 ETS，佔全球碳交易市場 80%
目前來看，歐盟是建立碳權排放交易最成熟的地區。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mission Trade Scheme），又稱 EU ETS，自 2005 年實施以來，是當前世界上最大的區域碳排放交易市場。根據《路透社》的報導，2020 年全球碳交易活動超過 2 千億美金，同比成長 34%；而歐盟單一地區，就佔了整體碳交易的八成左右。
EU ETS 的法源依據源自於 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以及 2003 年通過的歐盟碳排放交易命令（Directive 2003/87/EC），規範涵蓋歐盟 27 成員國，加上英國、冰島、挪威與列支敦士登。總計有超過 11 萬家耗能超過 20 MW 的企業、工廠、電廠，每年需透過歐盟核發的許可權 EUA 交易，來符合總量的限制。1 個 EUA 等於 1 公噸的二氧化碳當量（CO2e）。
在不同的施行階段中，ETS 規範包含從高耗能的能源業、鋼鐵業、礦業、水泥業、玻璃業等，到化學製造、航空、大型食品加工、運輸、工程營造等，並計畫進一步落實到更廣的層面，以及將 EUA 除了「二氧化碳」之外，也計入《京都議定書》規定的 6 種溫室氣體。
對於那些未能遵守總量限制或減排目標的企業，每單位的 EUA 會面臨至少 100 歐元的罰鍰。這對企業來說，可謂不小的成本，要嘛額外購入 EUA，用以抵銷自身的碳排放，要嘛就得在生產製造的過程中使用更好的節能方案（當然，這會產生成本），或者，透過創新的商業模式，如循環經濟思維，來改變既往的生產 – 消費框架。
2050 年碳中和是全球剛性目標，及早佈局才能掌握未來市場先機
從歐盟開始，碳定價已成國際趨勢，而 2050 年達到碳中和，亦是各國政府、企業的剛性目標。
歐盟在 2019 年提出標準更為嚴格的「綠色政綱」（Green Deal），同時設定在 2030 就要先減碳 50%（以 1990 年為基準線）；並進一步針對不易設定總量管制的產業，另以提高石化燃料稅的手段，迫使企業改採更環保節能的方式來營運。未來，舉凡是銷往歐洲的產品與服務，在碳排放的揭露上，也都將會面臨更為嚴格的標準。
也因為如此，企業及早佈局，掌握碳權交易先機，是相當重要的一門功課。歐盟的 ETS 只是個開始，針對總量管制與交易的政策與具體實施細則，各國也將陸續祭出更為嚴格的標準，用以因應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 2050 年的大限。
（首圖來源：Image by Oleg Mityukhin from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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