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清明節時，曾有不少手足及社運人士闡述前往沙嶺公墓拜祭的意義和重要性。沙嶺公墓是香港一個為無人認領的遺體而設的墳場，當遺體被解剖後一個月仍未有人認領，而死因裁判官認為無可疑而不需追查的情況下，就會移送到沙嶺公墓下葬。墳場上的墓碑只刻有下葬的年份和一個號碼，但逝者的名字和生前樣貌，卻無從稽考。
反送中運動期間，大量無故的屍體發現案，乃至8.31傷者人數的種種存疑，令不少人認為有若干不少手足「被失縱」甚至遭遇不測。而因為沒有一般民眾知道該手足已逝，遺體很自然的在沒有人認領，而又被法庭配合認定為「死因無可疑」的情況下，輾轉移送至沙嶺公墓下葬，令這個地方成為這些不幸的手足的終點站。雖然這種說法一直被政府和保皇派駁斥，食環署有關無人認領遺體的數據也無法說明有年輕手足走上了同樣的道路，可是在相關的訊息廣為流傳下，香港公安看似仍被踩中了一些痛點，在去年清明節的一段時間也確實加強了對沙嶺公墓的巡視。儘管如此，一些生死教育專家仍然指出，有沒有手足真的被下葬於沙嶺公墓也好，這個地方對於抒解香港人這些年來無法釋放的一點鬱結，乃至對歷史的疏理，仍能起一定的作用。
一年後的今天，香港社會持續風起雲湧，越來越多的思想和習慣，漸漸的（被）成為禁忌。當在尚十和太子站獻花也會被多番阻撓（甚至日後可能會被安以各種罪名）的情況下，沙嶺公墓的時代意義，也鮮見有人在網絡上提起。較大的對比是，去年清明節的時候，香港縱然在經歷第二波武肺疫情，但染疫和病逝的人數，在那個時候仍相對不多。可是後來，在多番（刻意為之的）防疫策略失誤下，香港經歷了第三和第四波疫情，導致過萬人染疫，超過二百人不治；而永續的限聚令和經濟衰退，令不少人生活拮据，但又無法透過既有的社交網絡和支援服務尋求協助，走出困境。被武肺奪走了性命的，絕不僅那二百多位直接被病毒擊敗的人，也有更多是面對各種困境卻苦無出路而走上絕路的人、因照顧者染疫病逝而失去支援的人等。幸而那些整個家族都染疫離世的慘況，未見在香港發生。這些（被）無依無靠的人，倘若在這個大時代裡踏上了黃泉路，在親人不願意，或已沒有親人去認領遺體的情況下，也會有被移送到沙嶺公墓下葬的可能。近日重訪沙嶺，看到在公墓裡，於2020年樹立的無名墓碑，只有一百一十九個，數字較過去數年也少，可是只是有其他的墓碑被置於另外的位置，還是有關當局尚有一些無人認領的遺體未及處理下葬，這就不得而知了。除了社會形態的轉變令「無緣死」越來越被視作需正視的社會問題，在武肺、惡法和移民潮的多重夾擊下，一個人要從此在世界上消失，亦牽涉太多人為的因素，可以是如斯容易達到的一件事。這個時候，重新思索這些（被）佚名的逝者的各個故事，不僅是對生命意義有多一重的反思，也是在向人們訴說，沒有一個人的人生道路，是可以不被政權和社會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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