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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主題策展 | 間諜之妻：在黑暗中、我不會把你放開

聰子是誰呢？或者說優作的妻是什麼呢？這便是看完《間諜之妻》後最深刻的疑問了。如同這部以兩種角色結合而成並命名的電影，如同泰半戰爭類型電影中，以戰爭下的個人映射時代之暗面的理念起點，揮別以環境中視覺可見的殘酷與人性光輝的交互拉扯，《間諜之妻》帶著觀者離開了「光亮而偉大的個人」，在人物的塑造上透過對於一種「向光性」本能的深刻刻劃，無限放大了個別角色的執著與追求、陰涼面裡始終未曾自我正視或為之激發的孤獨與無助，在戰爭國策的時代之下拉扯出了戰爭電影的另一種面象。

然而對時代下的人而言，本能的純粹性是否真正就如植物一般單純。戰爭時代、人的社會性面孔與功能掩蓋個體性，人物的養成成為電影藉由角色來映射時代的一面光潔的鏡，但對正身處當時的人而言，那似乎也只是一面暈染了過剩陽光的窗，傾盡半生鍾情仰望的信仰盡頭，或許多數人都難以想像，那可能本來無一物。在《間諜之妻》中並不難以看出角色的象徵意義與符號性掩蓋過個人特質這種操作，那使得抽離了血肉的象徵意義已然逐漸壓過生而為人的經驗累積，刻意壓縮個人之生命歷程，並持續以職責、主義等看似宏偉實則空泛的大義作為角色一切言行動機的支撐。

如此操作無形間促使人物各自與觀眾間更大的疏離，卻又在歷史層面的影響下隱而未見。劇中三位主要人物實際上都各自鮮明地歸屬於一種價值觀的體現，而在此之間最需細細琢磨的聰子，夾在丈夫優作與舊識泰介之間，從象徵意義來說，確實就是兩種價值觀撕扯下的破碎產物，蛻變得艱辛而渾渾噩噩、持續在清醒與執迷間來回遊走。聰子謹守分際，窮盡一切為了扮演好一個社會意義裡的妻子、卻又帶著那抹無法忽視的純潔激情，當宣稱自己是世界主義者的丈夫對上了國家主義實踐者的泰介，聰子的選擇就像所有少女漫畫的主角一樣浪漫而不切實際，自然也在冥冥之間注定了自己將被時代碾碎毀棄的結局。

也因此讓人不禁想問聰子到底是誰？一個角色的成因在一些時候已經包辦了一個故事的開始與結束，《間諜之妻》正是以聰子對丈夫毫不保留而偏執的愛支撐起它飽滿而總是處在臨界點的敘事與懸疑感。然而這份愛的偏執在電影中亦有意無意地被指向一種社會性的角色塑造。儘管電影不曾在任何一處言明「妻子」社會職責，但它依舊被展現在了個人的選擇上，同時也使得關於這個疑問的各種猜想由向內的個人經驗思考歸納、指向了關於外在環境與時空脈絡的爬梳和觀看。從而也衍伸向了關於戰爭下國家瘋狂的反思、以及在責備與反省之外的另一種看待的角度。聰子作為一個角色的純粹性使她做出一切選擇的原始驅力都顯得極為簡明而純粹，在她個人的解讀裡是為一種堅毅而純粹的愛，然而旁觀者的角度冷冽而有著時代的隔閡，那份被聰子高度美化的情愛背後，實則存在著時代下社會賦予女性的職責、由階級差異而形成的特殊生活型態，由此期待加諸於個人而顯出的扭曲、以及由此間更往深處延伸而出的無助與恐懼。

鮮少看到以女性為刻畫主題的戰爭題材電影有著這樣的操作，「戰爭下的偉大女性」是日本戰爭電影裡的老生常談，她們貧窮或者小康、帶著對時代的天真無知與美好憧憬走入婚姻，在丈夫的缺席中堅忍求生、教養子女、生存並在個人層面上戰勝戰爭、在結尾時回首過往並對自己的人生感到幸福與驕傲。經濟不虞匱乏的階級裡難以拾得悲劇的崇高與光輝，令聰子一眼見時光潔乾淨的相形見絀，卻也有了另闢蹊徑發展的可能。儘管在操作上《間諜之妻》同樣更加昇華了女性角色的象徵意義，但戰爭下的人性光輝與無私奉獻，對比著堅強背後聰子赤裸裸的孤獨與恐懼，兩種極端究竟屬誰又更加真實些？神聖與瘋狂的一線之隔銳利地實現在了《間諜之妻》裡，洗去樣板期待裡女性的神性、餘下的端莊嫻雅和聞之某些訊息後展現出的堅毅果決變也成了瘋狂行徑的最佳反襯。反向操作社會對於女性期待與隱性壓迫的角色塑造手段，自然也令聰子在戰爭電影的女性群像裡有這更深刻而純粹的光彩。

他妻是個追著光走的人。光是指引與希望、是信仰之所在、亦是虛無。而人對光的追尋亦已趨近盲從，電影中已經數度暗示這點，我們不曾鮮明意識到日光燦爛，因我們已與之共融。然而電影的問世翻新了這層感知，刺激之餘，人們選擇無條件地相信魔術，休戚與共、並同喜同悲。《間諜之妻》數度以場面調度和光影的純熟表現展現了這點，本片在視覺技術上展現出了高度的純熟，對應時代而選擇將「光」的各種面向予以翻弄並意圖發揮到了極限。特別在於透過光現的安排或明或暗的刻畫著聰子夾在時袋與個人間的無根與不知所措、其對丈夫、甚至更多物事的執著，同時也互為表裡地玩弄了光的符號多義性。琉璃世界般宅邸與衣著時時呈現著聰子中產階級以上的富裕生活，除了放映之外總是敞開的大片落地窗鑲嵌彩繪玻璃，引領著港都神戶的強光終年瀉地，甚至連分隔內外的窗格都只是若隱若現。聰子起居的昏暗室內恆常依賴落地窗引進的陽光而獲得照明，從而也滋長起那份華美的錯覺，不曾意識到自己一直以來都生活在溫室之中。

他妻是那追著光走的人，優作就是聰子的光。日常如落地窗外的日光般精心呵護著她，也如放映機投射而出的人工光現般眩惑地誘使她走向毀滅的劫後餘生。透過聰子與優作一次次地由談話走向對質，採用近乎劇場式的打光將對比推升至極限，銳化了衝突的力道，更在同時強化了聰子內在腎處最終的依歸，又外人看來是何其亮眼，於她自身就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最為深刻的場景莫過於在草壁弘子死後的第一頓飯、以及在福原商社的倉庫裡交互翻閱著筆記本的那段爭吵。始終處於昏暗陰影中的聰子對質身披強光的優作，不只在視覺上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將光源強烈集中一處的手法深化了二人爭吵時的拉扯，表面上的價值觀對峙更在此同時指向了更為深層的信念討論。電影中聰子在光線中掙扎游移的身影恆常伴隨著劇烈的戲劇衝突，作用於個人則不斷地深化著角色個人的執著，熾烈光芒照亮著優作，彷彿也在同時將她身上那些浮動在個人價值觀邊界的雜質一次次地燒毀。而當他指向了角色背後的時代，這股質問的力道並非強而有力，而是無比尖銳地對觀眾造成了後勁無窮的耳鳴。

從聰子身上展現出來的強韌，顯形為一種原始如植物向光本能的有勇無謀。深閨少婦唯一的依靠是那或許已在不知不覺間就被神化的丈夫、而丈夫亦神化著他的理想。聰子的角色容貌與山田洋次在《小小的家》裡呈現的少婦時子有著某種程度的呼應，相似的社經背景使得他們在華服美廈的滋養下長出了相對空乏綺麗的精神。物質的優渥換養不起精神的匱乏，時子的出軌與聰子對丈夫義無反顧的執著從而成就了兩部佳作，他們各自奔想了不同的遠方。有別於《小小的家》採用小人物娓娓敘事的口吻填充起故事溫暖而令人依戀的血肉，《間諜之妻》的操作正好相反地，走在導演黑澤清一貫擅長的心理驚悚題材軌道上，其手法在於無限跨大了個別角色對於理想的捍衛與執著，刪除一切關於角色個人經歷的著墨鋪排，槍口對外的質問冷冽銳利，同時也無聲提問著所謂「價值觀」之於個人的意義究竟何在。

不妨試想二戰時期軍國主義對於個人思想的強塑與箝制而成就的人物群像，反抗與忠貞者的出頭或靜默各有歸所，詭異的卻是他們似乎都在最終殊途同歸遞出了軌。丈夫福原優作與舊識津森泰治盤據個人正義的兩個極端，言行中無不存在著政治宣言式的姿態，儘管二人據守表面上的內斂理性，卻透過聰子的相對激狂而顯得無比諷刺。三人相同的出發點或許在於一樣的義務教育背景，但進入軍隊體系的泰治成為了軍國主義的旗手，而始終遊走在自由思想疆界的優作，其理想最終也在實踐的執著上逐漸失序。此處體現在聰子身上的，除了時代下女性的社會角色令其只能任人擺佈之外，聰子的價值觀在一次又一次與丈夫和舊識的交手間，實則也側寫出了關於戰爭國策對於民眾思想戕害的控訴。如同電影結尾中以然透過聰子明示了「對國家而言，自己是瘋的」的結論，正因為優作與泰介即便身處兩種極端、卻不可否認地他們對自己的價值觀都有著清晰的認識，從而也令聰子在數度來回間更家認清並篤定了一套只屬於自己的信仰，從而成長為一種非典型的悲劇角色。在《間諜之妻》末尾中拋擲而出那關於清醒與瘋狂的懸念，實際上也隱含了那份關於個人價值觀建構的看法，聰子是否真的瘋了並不重要，所謂的清醒在時代之下，終究還是會歸結於自我的反芻與認定。

而這樣一部無時無刻不存在劇烈光暗衝突拉扯的電影，最終也在末尾時巧妙並順理成章地歸往浪濤喧囂往復與那最遠處，總是看起來平穩無峰的海平面。鏡頭平緩上移時、浪濤喧囂充塞景框，聰子的哭吼淹沒在夜色裡，也許有種浪漫的說法，是她哭聲已隨海流遠漂、那海裡有洋流，順隨海岸隨欲而安、也伺機而動，那也已是這部沈重詭譎的電影最後的浪漫。不得不讓人對這個結尾感到疙瘩，中規中矩的視覺表面下也讓國策強加於個人身上的癲狂輕易就消弭在了一股更為堅毅的執著裡。但這層操作使人會心卻不致玩味。《間諜之妻》的結尾在幾乎可說照本宣科的演繹了國家機器作用並制裁於個人行為模式之餘，懸念實際上話鋒一轉地回到了優作之身，那是聰子生生世世的追尋，有些氣虛的讓結尾仍舊回歸於純粹的個人之上。然而這種套路之中的操作抽離了結尾的力道，或許這也便是看完《間諜之妻》後遲遲難以揮去的違和感所在了。純潔的妻想把自己種成一棵樹，而他純潔的妻也確實不曾想過，什麼叫做扎根的決心與力量，以及那讓一切都在最後本末倒置的偏執。倒錯的最終呈現，早就已經由內向外擴散蔓延，讓人不禁疑惑，改變的究竟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