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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人生：我們與游牧族之間的距離

趙婷的《游牧人生》由於其寫實風格捕捉到游牧族的實際生活狀況，再加上該片同時也是一部公路電影，因此事後來看在威尼斯影展勇奪金獅獎，對於熟悉影史的影迷而言其實並不意外。這部片也十分值得在大螢幕上觀賞，因為有太多人類在畫面中顯得渺小的空鏡頭。

而游牧族某方面而言，可以視為是美國這種以個人汽車作為主要交通工具之一的國家特有的文化。就好像Netflix製作的英國影集《性愛自修室》（Sex Education）中的Meg在中學時就自己獨自長大，所以設定為住在以休旅車為屋子的貧民社區一樣，自然也會有無家可歸的人，選擇以休旅車為家四處尋找打工的機會。所以就某方面雸言，遊牧族其實就是有車的街友。

事實上，全球化下只會有愈來愈多這樣的家庭，台灣也不例外；但某方面而言這卻是無法徹底改變的趨勢，因為無論是人力成本的控管、資本和技術的密集、還是市場的飽和（例如那些從出生前到現在都還沒壞的大同電鍋）都必然把經濟活動往推往這個大方向。

當美國選擇將科技業、影視業與農業等產業，作為其在全球化下發展的重點時，就決定了產業在國內的消長，以及連帶的國際關係與局勢。不只是帝國鎮的美國石膏公司而已，例如像是汽車城的底特律也受到嚴重波及。

而這也是為何日前川普（Donald Trump）會如日中天的原因，因為他的政治語彙像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其實很能直接打中這些中年失業的藍領階級。只是這樣的訴求依然難敵自由市場的硬道理，畢竟當初就是為了人力成本才出走的製造業，即便有租稅減免，也需要面對美國的基本工資是其他開發中國家數倍的事實。

而台灣在美國如此的全球經濟布局下，其實各有其受惠與受限之處。既然美國把科技業的部分製程外移，因此也就造就了台積電、三星以及華為這樣的高科技代工業，由於其實力和產業特性，這些產業不只可以影響全球經濟，甚至可以連帶地影響全球軍事與政治布局。

也許台積電和華為的影響力真的是讓美國始料未及，但這多少也是疫情或是政治干預經濟的情況；但美國終究不是省油的燈，例如在農業上的對台傾銷，終究造成了台灣人日前主食以米食或麵食的黃金交叉，以及食用油習慣的改變；在影視產業上，301條款更是讓有些做事方式就有待改進的國片業者首當其衝。

（以下劇透）

作為街友的游牧族其主要成因固然是上述的經濟因素，但這當然不會是唯一的變因，在這群人裡面，也有人就是心裡過不去，於是選擇了自我放逐。趙婷在這部公路電影採取了和新寫實主義電影混搭的手法，其實是非常大膽甚至近乎危險的一招。因為片中的遊牧族精神領袖就說出了自己的親身經驗：他是在兒子過世後才選擇自我放逐的。

這種拍攝當事人的手法其實從古至今一直都有。在義大利新寫實電影時期，影史名片《單車失竊記》的編劇Zavattini便曾在短片集《城市愛情故事》中改編一個社會新聞並執導之，內容講述一個未婚媽媽將孩子送養教會卻又後悔的真實新聞，而劇中的主角就是當事人本人（個人相關舊文請見這裡）。

但這樣的手法其實是很危險的。當我們在看新聞時，總是對於記者追問受害者或當事人「現在覺得如何」感到不耐，就是因為受害人的感受比大眾知的權利更重要。而電影拍攝時為了達到導演要求的戲劇效果，甚至更常有重複拍攝的情況；當演員就是劇中角色本人時，其實真的就會有有些演員用錯戲劇方法，導致下戲後還走不出來的情況（這也是為何淑芳阿姨會一直強調，崔小萍老師教她演戲時要在演員和角色之間找到「第三自我」的緣故）。

《游牧人生》這個環節的問題，在《城市愛情故事》上映時，當時的影評就有相近的言論指出這種手法的危險之處；但無論當時的威尼斯影展評審團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這部影片依然當之無愧，因為這部影片在結合寫實手法和公路電影這一點上，已是大膽的嘗試。

而且從上述的論述看來，這部片的問題卻不是出在許多人說的導演的「中產階級視角」，因為雖然每個人成為遊牧族的原因都不盡相同，但對劇中的主角而言，不管是經濟因素還是自我放逐，這些原因對她而言都是成立的。而且這也是為何經濟上的弱勢常常會導致惡性循環，因為既然身心會互相影響，物質條件自然也會影響對心理層面造成影響（在心理學上也證實了經濟弱勢者更容易罹患思覺失調）。

劇中的主角曾說過她「不是homless而是houseless」，那是因為她是有歸屬的，只是她的家人都已經過世了。所以當她顛沛流離到最後彷彿就要找到落腳處時，她的離去不是因為近鄉情怯或是中產階級的難搞。

所以與其說趙婷在執導這部片時帶有中產階級的眼光，不如說原著身為可以闡明內在事件的報導文學，當轉化為以外在事件為主的電影時，如此念舊的主角在如此寫實類型的題材中，她只能解決物質上匱乏的問題；因此難免會讓觀眾誤以為角色或是創作者不懂得知足。

但某方面而言，這或許也是華人的世界觀下容易會有的誤讀。有許多長輩不也常常會持「現在的年輕人就是過太爽」的論調？但這樣的論調不就是沒有考慮到當事者的處境與個性，以及現代化社會競爭的起點早已和以前不同，所以才會妄下如此的定論？

至於到底是觀眾的問題比較多，還是創作者在寫作技術上的問題比較多？個人在這裡並不打算就貿然下結論，只想列出以個人目前思考所及所想到的各種可能，並且在此提供給讀者更多思考的選項。

畢竟，以為沒有房子住的人都只是因為不爭氣，很顯然就是昧於那街友怎麼會愈來愈多的事實；而這部片想要告訴我們的，不就是每個流浪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理由嗎？社會結構性的問題也好、個人的人生出問題也好，如果可以的話，還是不要隨便論斷別人的人生比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