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女孩：人並不總是有選擇

這部片大致上在同溫層獲得不錯的評價，但也有少數相反的看法。恰巧導演曾經來選修我在系上曾經擔任助教的課，只是不是同一屆；而這個環節的確也是不少對當代哲學比較陌生的大學部畢業生，在思考上比較容易打結的地方。因此這篇文章會一路從哲學的點，沿路講回社會背景的觀察，最後才從戲劇面做檢討。

在這部自傳性電影中，主角對母親一直到最後，才因為父親的說詞對罹患癌症的母親產生同情；先不談父親的說詞和她與母親的互動無涉的問題，她認為母親「總是有選擇」這樣的指責，的確是有點不近人情。

因此對某些觀眾而言，主角和母親一樣難以讓人同情。因為那些爭吵的場景雖然有生活感，但於情於理卻不夠擲地有聲。畢竟回台灣看病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除非處在和台灣相近制度的社會福利國家，但偏偏提倡自由經濟至上的美國走的是社會保險制（也因此很多人對台灣的「健保」一詞，以致於衍生的左右之分其實有很多誤解）。因此母親也許可以選擇不要做一個那麼苛薄的人，但幾乎沒什麼人可以選擇要在哪裡看病。

而且母親真的有辦法選擇自己要成為怎麼樣的人嗎？就好像主角真的有辦法選擇自己要怎麼看待和母親的關係嗎？這個大哉問可能真的沒有解答，有的只是從各種思考方式去推敲道德責任是否可能真的存在。康德在討論道德問題時，便早已開宗明義地指出，自由意志是假設而非事實。

因此從人的知識限度而言，能做的或許只有從這個假設出發，看看這個假設成立的話，我們可能會怎麼下道德判斷。這也是為何當代法律的學院主流都會是廢死或是規訓的角度，因為絕對無法動搖的思考以致於道德立足點，背後不知道要有多少理論和現實條件的預設。

更進一步深究，其實難免對於片中家庭的設定覺得有點前後不一致。因為這是一部自傳性電影，所以主角當時身為一個中學生，難免不會對房價等問題有敏銳度；但這卻是寫實路線的電影在考究上的必要。

當片中因為母親罹癌因此選擇回到台灣時，同時又因為家裡的小孩「兩個人擠一間」，因此要找三千多萬的房子；但台灣當時就是因為SARS所以房價崩盤，因此在台北市文教區買一棟屋齡二十年左右的公寓，實際價格約六百萬左右。

因此對於那些對現實敏感的觀眾而言，難免會覺得片中家庭對現實的困擾有點不著邊際。因為片中的老公寓其實是非常常見的，那些陳設很明顯是老一輩留給後代的房子，但無論從格局還是當時的居住習慣看起來，那看起來怎麼樣都像是三房的房子，所以「兩個人擠一間」的問題並不難解決（但拍攝上的確沒有拍出全屋格局，有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個人的推論是，編導和劇中人物的家境其實是有差距的。畢竟到了美國能夠去騎馬的，應該都不是小康家庭（至少我身邊沒有）；而這也可能正是編導對父母的疑慮，或是無法諒解的地方：既然財力上許可，為何不繼續留在美國？但作品本來就未必一定要自我揭露；只是如果問題真的是這樣，以此展開核心做探究，或許才有真正化解的可能，在戲劇性上也才更能服人。否則就是要對人物設定的社經背景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才不會聊到房價時可能多了一個零卻沒發覺。

這大概也是為何會有人不喜歡此劇。編導其實有努力去發掘母親好的一面，但先不論這在角色設定上是否有所統合（畢竟苛薄但又對孩子成績不強求的傳統母親相對少見），母親個性的優點要嘛在劇中沒被主角看見，要不然就是視而不見，畢竟母親要在做化療的同時還要買菜是真的很辛苦。

但基於和編導相近的學習環境，個人其實可以理解那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感覺。即便許多台大生都知道同儕家庭的社經條件平均高於台灣社會，但正也因為如此，身邊的競爭其實只有更激烈；所以在兩個平均之間的人，有時難免有種有苦難言感，因為從旁人自身的處境看起來，那怎麼樣都像是不知足，但其實評論者和被評論者的處境是不一樣的。

然而，生活感的戲劇常常在講的就是「如果我是劇中的那個人物，那麼我會如何面對」。無論是自由意志問題也好、現實問題也好，某方面都是無解或是爭論不完的；但戲劇卻可以從這種假設性的情境中，同理或合理批判自己或他人，並且進而給自己一個反思的機會。

因此，如果作者哪一天可以找到那個母親直接讓主角改觀的事件，而不需要經由父親的勸說，或許就會發現那匹馬在劇中和主角的互動，其實就像是美國才有的巨大狗狗；但台灣理應也能找到和自己相依為命，只是沒那麼巨大，但也因而更唾手可得的狗狗。

如果真的找不到那個解不開的結，因此直接斷然拒絕同理母親並且勇於承認，其實也不無可能，因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只是一句俗語，而不是一個普遍的事實；但無論如何，只要能夠誠實地面對自己，並且在寫作技巧上能夠觸及心思所到之處，這齣戲應該都會變得更能服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