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燈最後的光芒照射在醫院大門頂部，一行鍍金鍛鐵的字上面：Vita gloriosa vita，意即「生命，美好的生命」。
我剛來這裡工作時才二十一歲，第一次看到這句格言讓我從頭到腳全身發麻。我父親不情願地付了護理技術學校三年完整課程的學費，當時每週有三天下午，我必須來這裡工作。這棟笨重的四層樓建築散發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的淒涼感，某方面來說也相當典雅堂皇，而我正是在這裡累積了一身實戰經驗。
我穿過院子，跟著兩名包著白色頭巾的修女進門。據說修女是最忠誠、最克己奉公的護士，是不是真的我不敢說，但在這裡工作的幾年間，確實有幾位修女讓我相形見絀。和愛爾蘭大部分的醫院、學校和孤兒院一樣，沒有修女們的專業知識和辛勤勞動，這地方根本無法運作。大部分的員工都是天主教徒，不過任何有需要的市民都能來此就醫（但新教徒通常會去他們自己的醫院，或是雇用私人護士）。
我其實應該在鄉下度假的，因為我有整整三天的休假，所以原本打算去爸爸的農場休息幾天，呼吸新鮮空氣，但最後卻不得已發電報通知他說假期取消了。沒辦法，因為很多護士都得了流感，包括護理長本人，所以醫院急需人手。
嚴格說來，那其實是爸爸和他妻子的農場。我和提姆跟繼母相敬如賓，雖然她和我們的爸爸始終沒有生下孩子，但她總是有點疏遠我們，我想我們對她也一樣吧。至少現在我們都長大成人，在都柏林自立，她也沒有理由對我們感到不滿了。護士可是出了名的血汗工作，薪水也少得可憐，但多虧有提姆的軍人撫卹金，我們倆還是設法租了一間小房子。
緊迫感揮之不去，艾琳．迪凡、伊塔．努南、迪莉雅．加勒特，我不在的時候，我的病人狀況怎麼樣了？
這幾天醫院裡面感覺比外面還冷，光線昏暗，煤火也燒得不旺。每週都有更多流感患者被送進病房，病床塞得越來越滿。四年戰爭期間的社會混亂與資源短缺，甚至是六日起義的炮火與失序，醫院都撐過去了，但流感所帶來的沉重負荷，終於使醫院井然有序的氛圍瀕臨崩潰。生病的員工就像棋盤上被吃掉的棋子一樣陸續消失，我們剩下的人只得將就，辛勤工作、提高效率，一個人當好幾個人用，但還是不夠。流感嚴重影響了醫院的運作。
我提醒自己，不只是醫院，而是整個都柏林，甚至是整個國家。據我所知，全世界就像一部運作停擺的機器。世界各地出現了數百種語言的告示，力勸人們咳嗽要摀住口鼻。
其他地方也沒好到哪去，自憐和恐慌一樣，一點用處也沒有。
門房不見蹤影，希望他不是生病了。我只看到一名女清潔工在用消毒劑沖洗藍袍聖母像附近的大理石地板。
我匆匆走過報到櫃台，正準備上樓前往產科發燒病房時，卻認出了一名戴口罩的初級護士。她全身上下都是血，好像剛從屠宰場出來一樣，醫院的標準果然下滑了不少。
卡瓦納護士，妳剛從手術室出來嗎？
她搖搖頭，用沙啞的聲音回答：巴瓦護士，我在來這裡的路上……一個女人堅持要我去看看一個倒在路上的男人。那個男人抓著自己的衣領，臉色發黑。
我把手放在護士的手腕上，試圖安撫她。
她抽抽噎噎地繼續說：我試圖讓他坐起來，並解開他的衣領，幫助他呼吸──做得很好。
──但他突然劇烈咳嗽，然後……卡瓦納護士撐開五指，示意身上的血，手上的血甚至還沒乾。
我能夠聞到血液刺鼻的鐵鏽味。我的天啊，他進行分診了嗎？
但當我跟著她的眼神，看向她後方被蓋住的擔架時，就猜到他已回天乏術，我們救不了他了。拿擔架到街上、並協助卡瓦納護士把他抬到醫院的人，應該就是把他們倆丟在這裡。
我蹲下來，把手伸入裹屍布，檢查男人的脖子是否有脈搏，但什麼都沒有。
真是個怪病，有些患者會與病魔搏鬥數個月，流感以肺炎併發症的形式悄悄接近，慢慢侵蝕他們的身體，有些人則在發病幾小時內就病死了。不知道這個可憐人是長期隱忍病痛、發燒和咳嗽症狀，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突然發現自己動彈不得、說不出話，只能把血全咳在卡瓦納護士身上？還是他今天早上還好端端的，但那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前幾天，一名救護車司機才跟我說了一個可怕的故事：他們接到了一名年輕女子的電話，她說自己很健康，但有一名室友病得很重，還有另外兩人身體不適。但當救護車抵達時，卻只剩下四具屍體了。
原來卡瓦納護士沒有離開報到櫃台外的走廊去請求協助，是因為擔心有人被屍體絆倒。我記得自己還是初級護士時，也是戰戰兢兢，深怕遵守一項規定的同時就會造成另一樁違規。
我會請護工把他抬到太平間，我向她保證道。去給自己泡杯茶吧。
卡瓦納護士勉強點了點頭，問道，妳怎麼沒戴口罩？
我上個月就得過流感了。
我也是，但……
所以啊（我試圖保持耐心，用溫和的語氣說），流感是不會得兩次的。
卡瓦納護士只是眨眨眼，面露遲疑，彷彿一隻停在鐵軌上，嚇得動彈不得的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