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津湖》的紅旗漫卷，何以難過台海鴻溝

9月30日，抗美援朝獻禮片《長津湖》上映，引發觀影熱潮。截至10月14日，票房已突破43億人民幣，超過《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躍升中國大陸影史票房榜第6位。

然在票房成績外，輿論博弈的熱度似乎更引人注目。綜觀中國輿論場，對《長津湖》的正面反應大體有紀念老兵、感懷烈士、重視「立國之戰」等話題；負面評論則包括了對電影拍攝手法的批評、對當年出兵決策高層的檢討，以及媒體人因「侮辱英烈」遭刑拘所引發的後續爭議。

台灣輿論場的反應風貌則有所不同。首先，受兩岸分裂歷史、台灣政治氛圍所影響，《長津湖》並未在台激起「立國之戰」等愛國話題，民眾普遍不關注其對中國的歷史意義，也對戰役概況無所用心。其二，某些台灣媒體與名嘴「格外關注」此電影，乃是將其置於特有「意識形態框架」下，以成全自己的政治論述。

如此截然不同的輿論地貌，既反映中國近十年的思潮蛻變，也照見兩岸分裂70年後的國族離心。

綜觀此次中國網民對《長津湖》的評價，雖說褒貶不一，卻大抵是前者多過後者，且年輕族群尤其風靡。而如此現象的背後成因，與中國青年的思想板塊遞移息息相關。

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踏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社會關係與風氣亦隨之變化。「自由主義」、「政治改革」、「民主化」的空氣隨西風而來，侵蝕了中共的統治正當性。1988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無疑是對中共政權的靈魂拷問：紅旗是否終將被歷史淘汰？

在此氛圍下，不論是中共內部或民間社會，皆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離心」：某些官員喪失信仰與道德，在「末日將至」的心理狀態下大肆貪腐、置產海外；民間更是「思變」風氣蔓延，「愛國」與「愛黨」的情緒明顯割裂、甚至漸有對立之態，黨的話語體系遭邊緣化，無法進入主流文化市場，「抗美援朝」等革命歷史亦成了冰冷的「老八股」，被視作「未經啟蒙者」的殘羹冷炙。

然如此趨勢最終受到三股力道牽引，中止了「亡黨」的死亡列車。第一，是中央開始打貪反腐的刮骨療毒，既整肅黨紀與吏治，也讓民間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共的改革決心；第二，是中共通過傳媒的革新、話語體系的改良，重塑了社會對共產黨革命歷史的認識，也促進了對中國模式的理解；第三，是移動互聯網與新媒體的興起，讓「泛粉紅」光譜的中國青年開始在輿論場上活躍，擴大了愛國主義陣地。

這批青年中，有過往鮮少評論時政、如今人稱「工業黨」的理工科青年，也有熟稔於互聯網生活的年輕城市新中產。其目睹了中國2008年以降的高速成長，感受著西方話語的衰弱疲軟，又無上一代人經歷「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衝擊的歷史情感包袱，對於中國模式，滿是樸素的自豪與自信。同時，這些「泛粉紅」青年受到商業粉絲文化的「應援」現象感染，組織能力極強，於B站、微博等網路空間頻繁出沒，並發起一波波「出征」運動，共構了強大的愛國主義圈層。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中國的「泛粉紅」輿論圈一度遭遇重挫，卻終究在西方接連淪陷後敗部復活。而後隨著中國疫況迅速穩定，發自民間的制度自信來到近年罕見高峰，百年黨慶的「正紅」色調由此確立。早在《長津湖》前，《山海情》、《覺醒年代》等獻禮劇便已在年輕人中大量出圈。

如此發展，既象徵中國崛起下的紅旗再卷，也照見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劇變。

然而這般風潮，顯然沒能吹過台灣海峽。在台灣輿論場，《長津湖》若不是乏人問津，便是被用以佐證「中共大內宣」、「共產黨殘忍無情」等負面敘事。

以民進黨前中國事務部副主任張宇韶為例，其於10月10日的《財經週日趴》上分析《長津湖》觀影熱潮，說得口沫橫飛，煞有介事，聲稱《長津湖》能夠大賣有兩原因，一是「趙薇出事後大陸就沒有愛情電影了」，且民眾看完後會產生「歷史證明我們一定能打贏美帝」等想法，大陸現在只能播這種「大內宣」片；二是「大陸近期限電缺電，民眾什麼都做不了，電動不能打，整形不能弄，頭髮不能燙，只能到電影院觀影」，但到了電影院「也沒有007看，所以都去看《長津湖》。」

無獨有偶，親綠節目《94要客訴》中亦有來賓對《長津湖》的背後歷史做出「離奇」解讀，表示「毛澤東是因酒後胡亂許下承諾，才被迫出兵朝鮮支援金正日」，彷彿決策過程僅是中共高層的兒戲；而將金日成張冠李戴為金正日也讓人不知所云，其後又嘲諷毛澤東「將舊國民黨軍開往朝鮮前線送死」，更彷彿整場戰役只是國共間的私仇鬥爭。

事實上，「抗美援朝」這一主題也曾被中國打入冷宮多年。1990年代開始，中國基於不主動將印度視作戰略對手、和緩中越關係、促進中韓交往等國際政治考量，逐漸不傾向在影視作品中呈現立國後的對外戰爭，1950年代抗美援朝、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等，皆受影響；再加上改革開放後出現了「去毛澤東」現象，學術界、知識界對「抗美援朝」的評價普遍低落，致使這一主題在中國沉寂多年。

中共十八大後，局勢有所好轉，但即便到了「泛粉紅」青年初興的2015年，軍迷作品《那年那兔那些事兒》中，涉及「抗美援朝」的集數依舊遭遇阻力，一是B站等播出方擔憂觸碰當局「底線」，二是該主題遭人舉報「破壞中韓關係」，直到解放軍陸軍政治工作部文工團電視藝術中心加入後，製作團隊才有了前行底氣。如此趨勢潛移默化，也才有了今日獻禮百年黨慶的《跨過鴨綠江》與《長津湖》。

然而台灣並不關心上述思潮流轉，在台派媒體人眼中，《長津湖》的問世僅有「大內宣」一種詮釋，正如「抗美援朝」也只能有「決策錯誤」一種敘事。即便其論述內容荒腔走板、基礎事實錯誤百出，仍能在台灣引起陣陣迴響。

如此現象，暴露了海峽分隔70年後的政治隱憂：自兩蔣以降，台灣長期浸染在「反共」的意識形態氛圍中，民進黨崛起後，「反中」更是加劇了兩岸離心。「抗美援朝」早期還會被描述為「敵對陣營」活動，如今則已幾乎是「敵國不堪回首的過往」，可供各界冷嘲熱諷、訕笑胡謅。

然而，《長津湖》的紅旗折戟並非孤例。習近平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的講話，對台灣人同樣遙遠，年輕一代對辛亥革命、孫中山、三民主義等字詞更是疏離，正如這代中國青年琅琅上口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台灣同樣在情感上置身事外。放眼當今台灣政壇，民進黨自不待言，就連國民黨都竭力否認「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剛結束不久的黨主席選舉中，「紅統」成了連張亞中都強力撇清的「票房毒藥」。

要而論之，台灣本就是政治實質自治的島嶼，又已「去中國化」數十年，面對「中國崛起」等現象，台灣青年普遍難有中國青年的「泛粉紅化」情感，即便其眼見對岸物質基礎進步、GDP數字耀眼，依舊無動於衷。歸根結柢，仍是國族認同的割裂與疏離，導致了這般結局。

如今的海峽兩岸，恰似兩個隔離的政治宇宙。《長津湖》的輿情起落，終會隨影片播畢而消散，但兩岸的離心趨勢，恐會隨分裂時長而加劇，直到磨盡最後一點民族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