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代革命》成為金馬獎「自我革命」的最佳註解

從 2019 年 3 月在香港開始的「反送中運動」（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在疫情前佔據各大國際版面，從運動初期的和平訴求；到中期運動團體出現「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與「勇武」（激進手段）運動路線的抉擇；漸漸到後期，香港政府放任警方使用武力，並且持續地以「暴動」定義此公民運動，讓警民衝突白熱化，甚至出現流血、死亡事件。

經過兩年的疫情，看似中斷的運動，又再次被去（2020）年以《幻愛》榮獲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的導演周冠威，帶來了詳細的紀錄與深切的提醒。《時代革命》（Revolution Of Our Times）是長達兩小時半的史詩紀錄長片，正片甫開始便從激烈衝突的運動中期拍攝，而本片本應受到全球電影界關注，卻因為牽動了敏感的政治神經，使得製作過程一直在秘密中進行。

2021 年坎城影展，在 7 月 14 日開幕前夕，突然舉行了只給記者的「秘密放映」，並於同日宣布會有「驚喜紀錄片」入選「特別放映」單元，直到 15 日下午才公開新聞稿宣布此紀錄片為《時代革命》，並於 16 日在坎城影展完成了世界首映。

在這突襲式的播映方式下，《時代革命》成功地抓住了世界的目光。

然而《時代革命》在 7 月中於法國播映後，就再也沒有官方平台能夠觀看。第 58 屆金馬獎就成為了本片的下一站，於 10 月 5 日公布入圍名單後，紀錄長片便有了《時代革命》的席次，也讓 10 月底開賣的金馬影展成為影迷或關心香港現況的人，能一窺此紀錄片的搶先管道。

不意外地，《時代革命》成為本屆金馬影展最搶手的電影之一，甚至在開賣後宣布增開兩場供更多在台影迷觀賞。

正當金馬影展如火如荼地舉行，所有人都在熱烈討論其他入圍影片的優劣喜惡時，《時代革命》於 11 月 22 日台灣首映後，成就另一股跳脫獎項的宏觀視角，多數評論皆非探討影片的內容與議題的思辨，而是在金馬影展滿場觀眾的深刻體驗，與此片在金馬影展播映的意義。

在觀影前，便已聽見眾多朋友提醒要準備衛生紙、新的口罩、舒壓的飲料或食物進場，因為播映後會遇到的是，眾多香港觀眾的種種情緒宣洩與撕心的口號吶喊，加上我們這一代的運動記憶，整個觀影過程都很可能會讓情緒潰堤。

在入場之後，觀眾席燈暗，李安的聲音照例提醒大家將手機關機或調整成靜音，下一個圖卡便是今日這場放映有映後座談（當下我才意識到這是唯一一場有映後座談的場次）。

正片開始，映入眼簾的便是兩年前穿著黑衣、蒙著面、戴著防毒面罩的香港人群像，依著現實事件的時序，配上預防當事人被官方追究的馬賽克訪問畫面、我們在新聞上看見的一幕幕聳動影像，與每個運動背後參與者的生活和心路歷程。

而本片可貴的部分則是，導演親自到最前線做拍攝，不管是佔領立法會、游擊的「Be Water」行動，甚至是衝突的最高點，在香港中文大學長達 4 天與香港理工大學長達 16 天的衝突之中，都能看到第一手的影像紀錄，也深入拍攝了在這些衝突之下每個抗爭者激情、疲倦、傷痛等身而為人的不同面向。讓過去只能片面吸收新聞精華的觀影者（甚或被完全隱匿），能一窺抗爭之下的肅殺氛圍，與每場衝突後的創傷與希望。

平心而論，這部紀錄片雖然立場鮮明，但拍攝手法並無渲染情緒之意，片中的抗爭者（除學者與願意露面的公眾人物），各個以蒙面、馬賽克或變音處理，在拿掉面部表情之後，使得本片感性層面被削弱很多，卻意外地令壓迫者更顯冷酷、抗爭者更顯無奈。

觀影時筆者尚可理性看待整部片的各個進程，但影廳內不時傳來強烈的啜泣聲，甚至坐在隔壁的陌生觀眾也是全程淚流不止，直到即將上字幕的時刻，筆者前方兩位觀眾突然站起，完全擋住銀幕，還在想發生什麼事的時候，粵語的口號開始響徹整個影廳──然後一個一個觀眾也紛紛站起，喊著不同的口號，甚至有人揮起「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黑旗，全場瞬間掌聲如雷與哭聲交錯，時間長達整整 3 分鐘。

整場上百人的情緒一同潰堤，包含映後座談主持人上台時，都能聽到壓抑自己啜泣的喘息聲，似乎在最後的時刻，將所有觀影與現實的壓抑集體釋放了出來，達到某種淨化的作用。

在映後座談中，銀幕上出現了仍在香港的周冠威導演，並且開放觀眾至前面排隊詢問導演問題，也許是台灣觀眾自有默契、或是對於片中呈現的香港樣貌無可置喙，上前的觀眾全是香港人。

令現場觀眾沒有想到的是，在他們如見到老友般地用粵語連線對談時，有一位提問觀眾說出，她就是貫徹全片的其中一個跟拍對象，並且與她一起出生入死的夥伴也出現在影廳之中，頓時全場拍手吶喊，但她們也體貼大部分的觀眾，並未變成老友團聚的氛圍，仍就導演拍攝的過程與現階段的人生安全問題，提出大眾皆欲知悉的問題。

導演也表示，因為片名的關係，已讓此片在中國與香港上映無望，即便《幻愛》在去年奪得可觀的盛名與票房，讓周冠威躋身香港電影界炙手可熱的導演之列，但《時代革命》的出現已讓導演現在所有的工作皆被取消、資金全數被抽走，不過，他不擔心也不後悔。

有觀眾詢問：「若是您的家人被威脅跟綁架，您還是會願意拍攝和播映這部片嗎？」導演僅霸氣回應：「我已經拍完啦，而且你不是看完了嗎？」短短的一句話，顯示了導演早已有覺悟，儘管要付出代價，仍願意自我犧牲讓更多人看見這部紀錄片。

隨後金馬影展主辦方便留下大部分的時間，讓現場排隊的香港觀眾能直接面對面跟導演表達自己的心得與過往經歷，其中最感人的，是片中另一位受訪者在謝謝導演將他們拍得如此有勇氣和有理想後，順勢吐露出自己其實根本沒有像片中描繪得那樣偉大，因為他選擇來到台灣避免被抓走的風險，並多次說出：「我不配作香港人，我不配。」隨即被導演制止，並跟這位受訪者說：「大家做的都有價值、不會被浪費；香港人已經說了太多對不起，我們說謝謝吧，謝謝大家！」

導演此話一出，在現場口譯還未翻成華語之前，掌聲與加油聲已經四起，宛若一場運動參與者的見證大會，試圖療癒在同個影廳中仍有創傷症候群的香港手足。

如前文所述，《時代革命》的第二站便是金馬影展，作為定義自己是廣納所有華語電影、最自由與權威的金馬獎，從做出入圍《時代革命》的決定，到增開場次與映後座談的彈性轉化，皆證實了自己對「創作自由」的支持與鼓勵，也無須揣測金馬獎對於特定立場的選擇，《時代革命》在規格、技術、內容安排上都值得入圍，所以也不應該因議題緣故而拒之門外。

其實說金馬獎幫助了《時代革命》，筆者反而覺得《時代革命》也幫助了金馬獎，在如此限縮於「影迷盛會」的金馬影展，因為該片而受到更多「非影迷」的關注，且也同時藉此表現出金馬影展存在的重要性與世界性，就如同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在奧運期間會接受政治庇護一樣，金馬影展的存在能讓有爭議的電影得到保護傘，得以在此發聲。

此屆金馬不單是《時代革命》具有這樣的性質，另一部關於西藏覺姆受到政策壓迫的紀錄片《絳紅森林》、以反送中為背景的劇情片《少年》，皆是無法在原拍攝地播映的電影，甚或之後的商業利益可能也因此被犧牲斷送。而金馬成為這些片子唯一能在院線影廳播映的場域，等同是這些電影也反饋彰顯了金馬本身的不可取代獨特性，若非疫情之故，可能會吸引更多聞名而來的各地影人。

而在 11 月 27 日晚間的第 58 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時代革命》也不負眾望拿下本屆最佳紀錄片，頒獎人陳湘琪在揭曉時似乎也難掩激動之情，沉默一段時間後才請典禮主辦方播放周冠威導演預錄好的感謝影片。

得獎感言影片中，周冠威提到一段自己並未剪入片中的畫面，是一位勇武派中學生回到校園，卻因身分早已被同儕與老師知道，他非常害怕面對他們，殊不知，回到校園的他卻得到班上所有人的擁抱與眼淚，而他也透過剪這支片子得到許多抒發與撫慰。所以希望在牢裡、流亡海外的香港人，不管是否有機會看到這支片，單是這支片的存在，都可以是給這些手足的一個擁抱。

即便多數觀眾通常最關心的仍是劇情片的得主是誰，有趣的是，紀錄片獎卻是足以改變一個獎項的價值與品牌的關鍵，此結果可以視為金馬獎的政治宣言。一直以來，便無所謂「不涉及政治」的任何事情，只要是公眾之事便有政治因素與結果，更遑論紀錄片這樣的電影形式，本就以議題為主幹，政治訴求與意識傳播便是其存在的意義。

自從 2018 年金馬 55 在最佳紀錄片獎項，於眾多中國影人面前，頒給以台灣 318 學運為背景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就定調了金馬獎想要守護「創作自由」的決心，甚至更進一步傳達「自由」的普世價值。當時致詞使中國全面退出金馬獎、並且承擔罵名的傅榆導演，也只是大勢下的短暫標靶，而從李安導演擔任金馬執委會主席的這 4 年，也成功地讓金馬獎內含了這個價值，金馬 58 可以說是成功地發揮這樣的品牌印象，也奠定往後金馬獎持續進展的方向。

4 年任期屆滿的金馬主席之位，李安導演將交棒給享譽國際的攝影大師李屏賓老師，回顧這 4 年金馬歷經的轉變：第一年中國電影的全面退出危機，甚至讓人質疑金馬是否會停辦；再來每年都被奚落沒有中國電影的參與，金馬獎是否還能自稱「華語電影權威獎項」──在危機質疑不斷的情況下，李安導演引領的金馬團隊的確透過這樣的機會，將此獎項走出單純討論「鹿死誰手」的肅殺窒息感，而是讓更多不同國家、文化的華語電影，在這個舞台有機會被介紹與看見。

從兵家必爭的戰場，轉化為百家齊放的盛宴，參與金馬不再是武力展演，而是真正回到文化藝術交流，讓影迷們再次感受到影展的真正意義。當然，中國電影持續缺席仍是憾事，希望這樣不斷產生新魅力的金馬獎，能吸引中國電影不畏恐懼地再次參與，感受不同於 4 年前的畫地自封，當金馬不斷前進之時，就看對方是否願意跟上腳步，用相同的方式對待金馬獎。因為這個改變，已經不會停下了。

本篇2021/11/29刊於換日線（執行編輯：林翊婷、核稿編輯：孫雅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