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有位牌友姓齊，我們稱「齊伯伯」。這位齊伯伯過逝多年之後，我們才知道他是位擅製捕鳥籠誘捕鳴禽出售的神人，也才知道某年夏天，有人突然送來一籠黃雀這件事中的「有人」原來是他。
有些鳥野性與馴性差不多，我的認知裡，畫眉、繡眼、鸚鵡、八哥就是這類，籠裡籠外，一樣安享自由。但黃雀不屬此類，牠們會不斷衝撞牢籠，死而後已。自親見那籠野雀整齊劃一、「不自由、毋寧死」的烈性之後，野生動物明明受求生意志驅動、實為蒙昧求死的內驅力中深刻的矛盾令我印象深深。
所以，漸漸地，我們知道黑猩猩的智商僅次於人類，知道海豚和邊境牧羊犬的智商相當於六至八歲的小孩，知道章魚有著超強的學習、模仿能力⋯⋯但這對於「智性動物」界定有什麼影響呢？因為關鍵根本不在於智商的高低，而在於當物種受生死驅力促動時，他用智的慣性。所有的動物面對恐懼的直覺反應都是攻擊，只有人，在尚未失去理性之前，最一般的直覺反應是「盡力克服恐懼，停下來看一看，盡可能搞清楚是什麼狀況，然後想一下，這個狀況下我能做什麼、該做什麼」。人類用智，可以壓抑、克服生存恐懼，善用理性盡平衡感可性衝動，能保有最大的自利基礎。
既然普遍人性如此，市面上多有以「反智」為明智的論述，嬉笑怒罵、明嘲暗諷，張口就來，多是因習隨俗、日復日、年復年沒有必要好久不曾攪動一次腦汁者，支撐自信的普遍依究竟為何呢？這就很值得深思。
自法國平民革命導致全球君主政體骨牌效應般的崩盤後，全球成為理想社會制度的實驗室，動蕩不已，局面二分為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後趨穩。其間，我理想的夢幻執政核心已經出現過了。這個權力核心全部產自常民階級中以理性、知性為階級表徵的菁英階級組成，議事團的成員結構包括高階技術人員、教師、醫師、記者⋯⋯最終，成就了國際史上以血腥統治聞名，令人聞之惴慄的寡頭集權政治核心，這就是二戰前夕，由第一國際技術指導下成立的巴黎公社。
沒有人會知道，我在維基百科上讀簡史對著比例堪成完美核心成員時困惑得那麼吃力。到底為什麼？知識份子或菁英的自覺加上絕對的治權，到底在那些人心中產生什麼樣的質變誰都不得而知，但知識份子或社會菁英的自我意識造成個人獨斷的可能性倒是自明的。
民主主義號稱的自由世界／社會主義號稱的共產世界發展至今，仍是政治體系的兩大主流，近二百年來，兩個陣營的公民都經歷了把對方妖魔化的政治教育，對對方的理論系統及政治實踐的缺點，都如數家珍。
亞洲以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因挫敗的經驗已經進入對原理論修正的實踐階段，而民主主義的陣營呢？
羅素曾提出他支持民主自由政體的理由
民主政體所有的缺點，都不能抵消它唯一的好處，即於防止寡頭專政。
這個好處固然超有說服力，但安穩、生計不虞匱乏的個人生活支撐著個人主義壯大，讓我們對公共制度重新省思的意願太少、容忍弊端的意願太高、對選舉機制的實驗精神幾乎睡著。
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在機制運作爛熟至今，彰已顯無疑，政黨政治及代議政治的弊端、選舉機制的缺陷、凡事訴諸數量決策的荒謬性，一一足以讓「民主精神」淪為政客們操弄的政治口號，有眼者皆得見，對公共事務不忍失望者皆了然於心。民主主義的修正與實踐，會在哪處、因什麼樣的動機開啟呢？
或許自覺人微言輕的小民們至少可以依常態意識對照一下，平常一個陌生人要取信於你，要能讓你放心讓渡自身哪怕只有一丁點的權益有多難啊！除了一個我演出的公們共形象之外，我們對這些政客同樣一無所知，僅憑意氣相挺、僅憑同一出生地、僅憑慣用同一種方言，就足以讓人們讓渡與自身密切相關的重要政治權力，這難道不會太容易？
如果一個社會裡熱衷於參與政治的多數公民都是以這樣原則為決策前提，這樣產生出來的多數選擇，真的代表社會中多數人的公共利益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