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核專家遇刺，伊朗輿論都經歷了什麼？

11月27日，伊朗核計劃高層、核子工程師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遇襲喪命，是為2010年以來，第5位遭暗殺的伊朗核科學家，也是繼年初的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後，第2位在今年遇刺的伊朗高官。

然與蘇萊曼尼案有所不同，彼時特朗普（Donald Trump）高調承認動手，並宣稱蘇萊曼尼「預謀」攻擊美國使館，故美國「被迫」先下手為強；此次暗殺雖無人認領，但動機與前案的「莫須有」相比，顯然更為明晰：時值美國政府換血，拜登（Joe Biden）是否重返「伊朗核協議」（JCPOA）屢成焦點，暗殺事件一出，必然煽動伊朗民族情緒，進而阻卻美伊關係和緩。

故外界普遍推測，此次主謀應是不欲美國重返核協議的相關勢力，或為以色列，或為特朗普與其團隊。然而由後續發展觀之，伊朗政府顯然洞悉背後陰謀，故而延用1月應對蘇萊曼尼案的克制態度，並未針對美國或以色列進行大規模報復。核協議最終仍維繫了基礎框架，只是伊朗再次聲明「不接受美國以重談核協議條件為前提的談判」，換句話說，美國若願以原條件重返，核協議仍將為其打開大門。

而伊朗輿論經歷此番騷動，除有初期的激憤外，也逐漸泛出深遠的反思漣漪。從官方新聞到海外媒體，伊朗精英對於這起驚天暗殺各有見解，在跨界視域下，多面意義彼此折射互映。

暗殺事發後，伊朗精英首先探討其背後目的。

伊朗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前發言人、立場保守並常批評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的侯賽尼（Hussein Naqwi Hosseini），在接受《半島電視台》訪問時表示，自奧巴馬（Barack Obama）擔任總統、拜登擔任副總統起，美國便開始了對伊朗核科學家的暗殺行動，今日如此、未來亦然。而此次舉措，應與擔憂拜登重返核協議的猶太復國主義實體（意指以色列）、沙特有關，其既欲阻卻美伊關係和緩，又想摧毀伊朗核計劃。侯賽尼指出，此次暗殺對伊朗而言，是無可替代的重大損失。

然而德黑蘭大學政治系教授阿布什納斯（Imad Abshnas）認為，伊朗目睹伊拉克、利比亞與敘利亞的慘痛經驗，深知核技術集於一人便有暗殺風險，故早已令法赫里扎德廣收門徒。這些年來，其已培育超過2,000名學者，如今的伊朗核計劃已不會因1人或10人遇刺受阻。而在背後主謀的身分推測上，其同樣譴責沙特、甚至阿聯酋協助以色列遂行暗殺，並認為儘管重返核協議對美國是選項，但在拜登任期內，伊朗應難與核問題六國達成新協議。

出身伊朗、身兼美國智庫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執行副主任的帕西（Trita Parsi）同樣表示，此舉並不會損及伊朗核科技，而是意在打擊外交局勢。眼下伊朗儘管不會輕易報復，卻將在未來日趨保守，不論是調整核政策，抑或處理區域事務，伊朗難再信任美國。

與此同時，伊朗輿論圈亦討論了暗殺過後如何反應的相關議題。

伊朗首席大法官、被認為是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Ali Khamenei）潛在接班人選的雷西（Ebrahim Raisi），於12月7日伊朗學生節表示，如今的美國已然衰弱、遠不如四年以前，且其政權本質即是殖民，內部充斥種族歧視與壓迫，不過依賴宣傳粉飾自身。在此情況下，一味依賴對美談判、進行對話皆為錯誤，民族與學生運動才是伊朗社會得以抵禦外敵的關鍵，此也同為蘇萊曼尼與法赫里扎德的立場。

伊朗的保守大報《世界報》（Kayhan，波斯語：کيهان）亦以《恐怖攻擊是核協議之果》一文 ，抨擊魯哈尼對核協議的無限讓步。文中指出，伊朗過度樂觀期待拜登重返核協議，形同鼓勵西方對伊朗人民犯下罪行。在魯哈尼7年半任期內，伊朗成為兩任總統的俎上肉，受盡美國予取予求，文末更呼籲魯哈尼應拋卸西化與自由主義思想，加強國內生產以解決治理困局，而非依賴西方的經濟誘餌。

伊朗智庫「光明思想家研究機構」（Andisheh Sazan-e Noor Studies Institute）學者，扎雷（Saadullah Zarei）亦於《世界報》撰寫《箭在弦上》一文 ，直指以色列為幕後兇手，伊朗遭其打壓多年，已無需再忍，應直接對其港口大城海法（Haifa）展開攻擊，不僅摧毀設施，更要造成大規模人員傷亡。此文一出，隨即在伊朗引發熱烈討論。

然而，有別於《世界報》的強硬立場，某些於伊朗內部受查禁、但於海外伊朗社群運營有成的波斯語媒體，紛紛對國內湧動的民族情緒提出示警，《橄欖報》（Zeitoon，波斯語：زیتون）便為其一。美籍伊朗裔學者諾巴赫什（Mehdi Noorbakhsh）投書此站，指出暗殺事件後，伊朗極端保守勢力普遍存在三大思維謬誤，一是未能覺察國家的情報系統漏洞百出，二是低估核協議對伊朗政權存續的重要，三是誤以為伊朗有能力在軍事上痛擊以色列。如此發展，實是在無形中與美以右翼連手，將伊朗推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總部設於加拿大的《伊朗電報》（Iran Wire）亦刊出專文，指出伊朗經濟上高度依賴石油出口，歷經過去的極限施壓，早已退無可退。眼下若欲為烈士犧牲的鮮血報復，便會進一步犧牲伊朗的公民性命與財產。

承上脈絡，暗殺事件折射伊朗諸多內生困境，由此成為核協議、是否報復後的新話題焦點。

伊朗作家埃克達爾（Solmaz Ekder）於《橄欖報》上撰文，指出伊朗的核科技並不直接造福人民，反倒招致國際制裁，法赫里扎德僅能稱作政府的英雄，絕非國家的英雄。而就在暗殺發生前幾周，疫情未滅的伊朗又爆發雞肉危機，原因大抵是通貨膨脹加上糧食安全導致飼料漲價，最終催發雞肉價格飆漲，人們被迫排幾個小時長隊，購買政府定價的便宜雞肉，作者藉此反問，人民為何要為剝奪己身財富、又資金去向不明的機構人士悼念？況且伊朗政府在暗殺敘事上說法屢變，法赫里扎德起初是核工業之父，瞬忽又成防疫專家，人民究竟該為烈士或謊言悲痛？

伊朗作家愷加（Aida Qajar）亦於《伊朗電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暗殺凸顯伊朗政府不僅難以保證人民的經濟安全，更無法確保官員的人身安全，僅能在事後高喊「強硬報復」，並要求人民繼續為「抵抗經濟」犧牲奉獻，以遮掩己身無能。其更於文末直言，伊朗人民正如神權政府手中的白老鼠，後者無法保障國家安全，更遑論爭取國家利益，只能如波斯諺語所云：在隔世的窄巷中自吹自擂。

而《世界報》即便立場保守，也有些許文章提出反思。例如《我們何以沒有經濟界的法赫里扎德》一文，文中肯定了法赫里扎德等科學家的貢獻，但隱諱地批評國家政策錯誤，認為發展核工業消耗國家資本，未能惠及民生企業，西方的經濟制裁雖重挫國家經濟，但伊朗嚴重的官僚主義也加劇了人民苦痛，除導致效率低下外，特權、腐敗、階級不平等遍地叢生，政府正如貴族，令國家徒然依賴、浪費外匯資源。

此次暗殺於伊朗而言，可謂是核協議遇上美國政壇變動的偶發事件。然而在政治與知識精英的一系列辯論中，伊朗特有的問題意識由此暴露，縱有言論審查與管制，本土與海外皆是捍衛與反思力道並陳。暗殺會過去，但伊朗的考驗仍在繼續。

2020年12月9日《香港01》：

2020年12月10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