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檔基金可以讓你追蹤指數賺取利潤，又可以迴避下跌風險，又是由國際級金融機構發行，具有良好的風險控管能力，你會不會想要投資？
「藍十字藍盾協會」（Blue Cross & Blue Shield）、「紐約大都會運輸署」（New York’s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和「阿肯色州教師退休計畫」（Arkansas Teacher Retirement System）等約114家機構願意投資，他們並不是對金融商品一無所知的一般投資族，而是經驗豐富的大型機構投資人，包括了教師、公車司機、工程師等退休基金，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這些機構投資人需要投資風險稍高但穩定獲益的商品，以面對經費可能短缺的問題，它們總共投資了約110億美元，但當疫情繼續蔓延時，他們才發現自己成了證券詐欺的受害者。
55歲的Gregoire Tournant曾經擔任過麥肯錫的顧問，擅長股票選擇權交易，他曾經和其他人一起操盤一家小型的投資基金，然後在2000年代初期加入了美國的「安聯環球投資」（Allianz Global Investors），那是總部位在慕尼黑的「安聯人壽」（Allianz SE）所設立的資產管理公司，負責投資股權、外匯和各種商品，而Tournant依據所謂「結構型阿爾法」（Structured Alpha）的投資策略，負責旗下一系列基金。根據它們向投資人宣傳的資料，「結構型阿爾法」在「不管股市起伏下都能賺取收益」，「提供龐大的市場部位，但同時利用獨特的風險保護，以減少在市場崩盤時的損失」。
另外也不用太操心風險，儘管任何投資都有風險，但安聯人壽「是全世界最大且最保守的保險公司之一」，安聯環球投資設立了三道防線，就像「警察」（master cop）監視著他們的每一筆交易。
但是事後才知道，這一切都是一場空。
一開始，「結構型阿爾法」系列基金的表現確實不錯，到了2019年12月時，「結構型阿爾法」旗下基金總資產達到100億元。「每次在募集結束後兩三個月間，我們都能從市場的高度波動獲得大幅利潤，並且提高鉅額收益。」Tournant曾經在2016年的宣傳影片中這樣說。
「當有災難性的事件發生時，我們也許會付出代價，非常像是保險公司。我們買進一些部位，來保護自己免於受到災難衝擊，你可以把那些看做是再保險。」Tournant這麼說。
但Tournant沒說的，是他已經悄悄地調整了基金的避險方式。
從2015年起，Tournant覺得避險成本太高，會導致收益變少，所以放棄了原本的避險策略，改以買進一些比較便宜、深度價外的選擇權來避險，但相對的，這樣對投資部位的保護就會變少，而Tournant並沒有告訴投資人這些調整。
除了這些，Tournant和他的同事Trevor Taylor及 Stephen Bond-Nelson甚至在文件上動手腳，比如說調整投資績效的數據，拿掉其中幾個數字，讓虧損看起來比實際上少得多，當有投資人要求提供部位資料時，他們將其中部分放空的部位改成做多，他們甚至調整了試算表，讓投資組合看起來有做到更好的避險，也因此沒有承受太高的風險。
但是當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一切變得難以收拾，當時股市經歷了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差的單週跌幅，而「結構型阿爾法」旗下基金並沒有幸免於難。在2020年第一季時，這五隻基金損失在49%到97%之間，合計損失了約70億元，顯然當初它們所宣稱的風險管理並不靈光，到了三月底時，安聯環球投資清算了其中兩檔基金。
2020年下半年，遭受到嚴重損失的機構投資人開始採取行動，「阿肯色州教師退休計畫」對安聯環球投資和安聯人壽提起訴訟，指控他們違反了「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並且為了彌補巨額損失，罔顧風險控管進行一系列交易，結果導致損失更加擴大。
那些交易讓結構型阿爾法基金「危險地暴露在即便只是最輕微的股價動盪下，而這正是安聯的經濟學家和其他人所警告將要發生的情況」。
「阿肯色州教師退休計畫」聲稱自己在三月底時的損失至少高達7.74億元，並且在四月初將所有部位贖回。「藍十字藍盾協會」和雷神技術公司 （Raytheon Technologies）也相繼提起訴訟，前者主張它們損失了20億元，後者則是損失了2.8億元。
這些訴訟引起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和司法部的注意，當它們在2020年展開調查後，終於紙包不住火，但Tournant還想隱藏，他叫Bond-Nelson提供虛假的證詞，並且和Taylor約在空無一人的建築工地，討論要怎麼回復主管機關的調查，還有如何把資產移到海外。
更難堪的是，Tournant等人或許誤判了情勢，認為證交會的動作太快，可能沒有蒐集到充足的證據，所以Bond-Nelson在面對證交會律師詢問時一度說謊，而在看到相關證據之後，他利用「尿遁」倉皇而逃。
面對眾多訴訟和與投資人的和解，安聯人壽在今年2月時提列了42億元的法律費用，然後在5月時又再增加提列了20億元的法律費用，在此同時安聯環球投資終於將Tournant和Bond-Nelson掃地出門。前者是因為「違反公司關於準備和提供客戶資料的內部規定」，後者是因為「違反公司內部法令遵循規定」，而Taylor也在同一時間離職，但沒有揭露原因。
在經過近兩年的調查後，證交會和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在5月17日有了結果。
安聯環球投資承認自己對基金管理的內部控制和監管有所缺失，向投資人提供虛偽或誤導性的資料，因此向檢察官認罪，另外也向證交會就民事方面達成和解，並且將支付58億元，這是司法部和金融機構在這幾年間最大的刑事案件，其中部分金額將會發還給投資人。
在司法部的新聞稿中，檢察官指控基金經理人「屢次沒有依據與投資人的承諾購買避險部位」，並且用詐欺的手段調整給投資人的資料，以便低估投資風險。
Damian Williams檢察官說，這是「史上最嚴重的企業起訴案件之一」，其中大部分的詐欺行為都是因為「安聯環球投資的內控充滿漏洞」，而且「完全不適合管理」這部分的業務。
根據證交會的資料，「結構型阿爾法」團隊主要基金經理人Tournant被指控犯下證券詐欺（securities fraud）、投資顧問詐欺（investment adviser fraud）和共謀妨礙司法公正（conspiracy to obstruct justice）等罪名，如果全數有罪，他最高將面對40年的有期徒刑，另外兩位基金經理人Trevor Taylor和 Stephen Bond-Nelson則是對於證券詐欺罪名認罪，並且將和主管機關合作。
比較罕見的是安聯環球投資也對於證券詐欺罪名認罪，過往金融機構多半以不承認犯行作為和解條件，但近來證交會態度越來越強硬，這也是繼2020年高盛因為大馬主權基金弊案承認違反美國「海外反貪腐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後，另一家認罪的重要金融機構。
更重要的是，安聯環球投資在未來十年失去提供顧問服務給美國註冊基金的資格，並且因此退出這項業務，將美國地區主要業務，還有約1,200億元的資產賣給Voya投資管理公司。
不過根據檢察官所述，德國的安聯人壽並沒有涉入這些詐欺，而且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才知悉情事。
依據檢察官所述，這是一起「極為嚴重、為時許久且廣泛的詐欺行為」，但是究竟為什麼安聯環球投資這樣規模的金融機構，會犯下如此嚴重的錯誤呢？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沒有充分了解員工。根據曾經和Tournant共事過的人說，Tournant和Taylor先前所操盤的「創新選擇權管理」（Innovative Options Management）正是因為野心太大才收起來，那時他們遭遇到2008年的雷曼兄弟破產和金融海嘯，導致市場崩盤，投資部位無法結清，最後只能將公司清算，但幸運的是，他們得以加入安聯環球投資，並且跟上許多年的投資牛市，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才破滅。
另一個誘發這起嚴重詐欺的原因，來自於高額的獎金和不當與績效連結的計算方式。
一般避險基金的收益計算都是混合了管理費和績效獎金，前者大約是2%，而後者大約是獲利的20%，但Tournant團隊的收入只有跟績效連結，所以投資人賺得越多，他們也可以賺得更多。根據證交會所公布的資料，從2016年到2020年間，Tournant和Taylor各自賺進了5,130萬元，讓他們成為安聯環球投資在美國區賺最多錢的員工，而Bond-Nelson則是賺了1,200萬元。
儘管安聯環球投資的確有揭露這些績效計算方式，但事後人們才發現這樣不當的績效獎金連結機制，反倒提供了基金經理人鋌而走險的誘因。
「這些基金的獎金結構，導致在二月的損失如果無法在三月底前彌補的話，安聯的基金管理團隊在可預見的將來將無法賺到任何收入。面對這樣的現實和自利的動機，被告甘冒客戶的資產來填補短期損失。」阿肯色州教師退休計畫在控訴安聯環球投資的文件中寫道。
那些應該揮發功能的風險管理和三道防線也只是具文而已。
根據司法部的新聞稿所述，安聯環球投資內部沒有任何一個風控或法遵的人員曾經確認、試圖確認或應該負責確認Tournant的團隊有依照向投資人的承諾做出避險部位，這些長達數年的詐欺行為之所以成功，大部分都是因為安聯環球投資的內控制度，並沒有任何設計要驗證Tournant的團隊有對投資人說實話。
2017年時，內部稽核曾經對結構型商品業務辦理查核，而且的確發現過一些警訊，但是卻沒有人追蹤，曾經有一位稽核發現Tournant的團隊給投資人的宣傳手冊中有錯誤之處，包括了某些風險指標已經不符實際等，並且要求應該全面檢視宣傳文件，以確保風險揭露的文字有正確地反映了當時的投資流程，但是卻沒有執行，反而指定了一個業務端的產品人員來檢視相關文件，他的薪酬同樣和基金績效相連結，想當然耳也沒有發現任何缺失。
Tournant的一些同事知道他們竄改數字寄給投資人的行為，但是Tournant和Bond-Nelson解釋說，這是因為後台報表有許多「錯誤」，所以他們只是在更正這些「錯誤」，結果因為後台報表的品質的確有一些問題，所以Tournant等人的說法得以蒙混過關。
除此之外，安聯環球投資雖然有每季舉行商品審議委員會，但是卻沒有具體控管這些基金的交易限額，儘管資產已經超過了交易限額，但是商品審議委員會卻沒有要求暫停或減少接受新的投資部位，甚至還讓更多投資人加入。
假設這其中有哪一個員工更積極、更有警覺性，或許安聯環球投資今天就不需要面對如此難堪的境地嗎？但是人們永遠不會知道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