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比讀書】執子之手必再會

第一次知道安德烈．高茲（Andre Gorz）與妻子（Dorine），是因為看了西班牙庫倫卡劇團（Kulunka Teatro）的經典默劇《安德魯與多莉尼》（André ＆ Dorine）。這齣劇的文本便是高茲寫給妻子的一封情意深遠的長信——Lettre à D——當然或許有人會說這就是一封（情義均濃的）情書，但若只看到愛情，那可能就小看了這信的深度（雖然愛情確實濃厚）。

當年台北藝術節的介紹提及劇團名稱「庫倫卡」源自西班牙東北部的巴斯克語，意指「母親抱著嬰孩，搖來搖去」。庫倫卡劇團以面具與肢體為道，跨越語言限制，直接震動觀眾，這種不用說的，反倒可以說得更多，以至於當年菲比就在現場哭得亂七八糟。

經劇團改編後的戲劇帶有幽默性格——才剛剛讓你笑完，又馬上讓你哭出來，但高茲的原始信件卻是按照時序，平實寫出與妻子的過往。以下節錄南方家園出版的中譯本《最後一封情書》，再見高茲與朵鈴。

妳八十二歲了，身高縮了六公分，體重只剩下四十五公斤，但妳依然美麗、優雅、令人心動。我們一起生活了五十八年，可我比以前更愛妳。我再次感到空虛咬嚙著，我空洞洞的心，唯有你緊緊貼著我，才能將它填滿。

我需要重新拼貼我們的愛情故事，好讓我真正體會它全部的意義。這愛情，讓我們成為現在的我們，讓我們通過彼此，為了彼此，而活著。現在我寫這一封信給妳，是想明白我生命的曾經，我們共同活過的曾經。

我們的故事有一個美麗的開始，幾乎是一見鐘情⋯⋯妳那樣引人注目，那樣冰雪聰明（witty），美得像一個夢。當天邀約我們的主人已經警告過妳：「他是一個奧地利猶太人（Austrian Jew），一個完全不必理會的傢伙。」一個月之後，我在街上遇到妳，我不抱太大希望，約妳去跳舞。妳只簡單地說好，Why not。那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之後我們又見面了。又去跳舞，一起去看了傑哈・菲利浦（ Gérard Philipe，南方家園翻譯為卡瑞，但菲比覺得傑哈可能比較忠於原音)。

在第三次或第四次約會後，我終於吻了妳。我們一點也不急。我小心地脫光妳的衣服，真實與想像奇妙地吻合再一起，我發現米諾斯島（Milos）的阿芙蘿黛蒂（Aphrodite）幻化成活生生的肉體。妳頸子散發的珍珠貝光澤照亮臉龐。我無法出聲，良久凝視這充沛的活力與溫柔交織的幻象。

妳讓我明瞭，歡愉並不是一個獲得或是給予的東西，而是把自己交付出去，召喚對方，把自己也交付出來。我們彼此毫無保留地把自己交付給對方。

認識妳之前，我從來不曾和一個女生在一起能夠超過兩小時而不開始感到厭煩並且讓對方察覺（這段也被收錄在文末附上的Daniel Mermet 朗讀）。妳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妳帶領我進入另一個世界。我以英文和妳交談，把妳的語言當成我的母語。甚至後來妳用法文回答，我都還是繼續用英文和妳對話。我對英文的認識主要來自妳，以及書本，從一開始我就把它當作一個我們之間的私密語言，讓我們的親密關係和外界社會規範隔絕。我感覺自己和妳建構一個不受外界侵犯、能夠保護我們的世界。

我們兩個都是不穩定、衝突世界裡的小孩，天生就是要保護彼此。我們需要一起，為對方在世界上創造出那個天生被剝奪的地方。但是，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的愛情必須也是一個終生的誓約。我從來沒有這麼明白地把它說出來，我只是放在心底，我感覺妳懂的。

我之前是原則性、理論性的反對婚姻，認為婚姻是中產階級式的法規，覺得婚姻只是在法律上系統化的愛情，這種只關乎兩個人、和社會無關的一種關係。法律約束的目的，就是在取代兩個伴侶之間的相處與感情。我的說詞是：「誰知道十年、二十年之後，我們的誓約還會是我們想要的呢？」

妳的回答斬釘截鐵：「如果你和某人締結今生之緣，那就是把兩個人的生命視作共同體，就不會做出拆散或不利這個共同體的舉動。兩方的結合就成為一個共圖同的計畫，兩個人就會不停地去實踐、去適應、去隨著外在改變而調整運作方式。」這幾乎就是沙特嘛！

妳是第一個，我身體靈魂都愛的女人，感覺我們之間有一種深沉的共鳴；總歸一句，妳是我第一個真正的愛戀。妳不需要任何人替妳在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妳有一種天生的權威，溝通和組織能力也相當出色；妳有幽默感；妳無入而不自得，而且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也能讓妳周遭的人感到自在；妳很輕易就會成為周遭人的知心或是忠告者。妳在很快的時間裡，憑直覺就看掌握別人的問題，並且幫助他們看清楚。

激烈的愛情是和他者進入共鳴的一種方式，身體和靈魂，而且僅僅和這個人。我們微微的在哲學之中，而且，在哲學之上。

妳的優雅和英式幽默幫助我在上級之間獲得好評。靠妳日積月累蒐集的十多冊資料，我可以針對幾乎不管任何議題，一個晚上寫出一整版報紙篇幅。往後所有我的雇主都知道我不能沒有妳。

我們第一次和西蒙・波娃、沙特和《現代雜誌》（Temps Modernes）的「家族」們一起過除夕時，沙特對妳顯出極端注意。當妳從容自在，回答他的話，而不是帶著面對大人物的畢恭畢敬（雖然南方的中譯為「必恭必敬」但我還是習慣成語『畢恭畢敬』），他臉上露出非常歡愉的樣子。

妳反抗所有理論，尤其是數據。數據是無法使人信服的，妳說，因為它們只有在被解讀的時候才會產生意義，而在解讀的過程中，就已經失去數字所能代表的權威性。而我呢，我需要理論來建構我的思維，我反駁妳說，一個未經建構的想法，很可能淪為毫無根據或是毫無意義的瞎說。妳回答說，理論也很可能成為一個枷鎖，讓人看不見現實的複雜變化。這些辯論其實是個遊戲，但在這個遊戲裡，妳完全站得住腳。妳不需要認識科學，就知道若沒有直覺或是感知，智慧和意義都不能存在。妳對事物的評斷斬釘截鐵地呼應曾經經歷過的經驗，這種篤定是可以交流但無法解釋清楚，因為這街評斷的權威性——或稱做道德常理也可以——不需要經過論證來解釋；相對於依藉理論的評斷，若非在理論上立於不敗之地，很可能潰敗不成立。我的「為什麼一定總是妳有理呢！」就是這個意思。

妳從死神魔掌中逃脫，生命有了另一層意義，另一種價值。幾個月後，妳在一個晚宴上又遇見伊利胥（Ivan Illich），他立刻明白妳這個改變；他凝視妳眼睛良久，對妳說：「妳看到過另外那邊了。」妳看到過「另外那邊」；妳到過人們回不來的國度。這改變了妳對生命的看法。我們不謀而合，可以用一位英國浪漫派作家的句子來詮釋「生命比任何的財富都重要」。

我不要參加妳的火葬儀式；我不要接受妳的骨灰罈。我聽到凱薩琳・費瑞兒（Kathleen Ferrier）的嗓音唱著:「世界是空虛的，我不想要再活下去了！」我醒了過來⋯⋯我傾聽妳的呼吸，手輕撫著妳。我們倆都不希望成為對方死去後的存活者。我們經常說，如果不可能中的可能，如果有來生，我們還要共度。

2006年3月21日－6月6日

2007年9月22日 早晨

距離巴黎八十英里外，一個名叫Vosnon的村莊，距離大馬路一段距離的高茲住宅。清潔女工看見房門上用圖釘釘著一張單薄的便條紙，字條上潦草的寫著：「通知警察局，不要上樓」。門外是高茲種植的兩百多棵樹，屋子裡，依舊有朵鈴的優雅美麗。高茲和他的妻子朵玲肩併著肩，躺在床上。醫生宣告，他們因服藥過量死亡。床邊放著幾封高茲寫給朋友的信，用平靜的口吻向朋友告別，並請朋友將他們一起火化，骨灰合而為一。這一年，他八十四歲；她八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