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八佰》】否認與反省：日本人眼中的侵華戰爭

在中國近代史上，對日抗戰既是苦難，也是形塑民族認同的關鍵；於日本而言，這場戰爭更像急速狂飆的飛蛾撲火，既讓東亞諸國留下侵略夢魘，也親手為日本的國家不正常化寫下序章。

如今戰亂腳步已然遠去，但發動侵略的後遺症仍令日本持續擾攘，不僅媒體與政界屢就「歷史」、「靖國」、「整軍」、「修憲」等議題激烈交鋒，日本社會也深陷史觀博弈，至今難以停歇。

戰敗初期，日本曾是反省與反戰思想的天下；然而60年代始，右翼史觀漸次回潮，不僅衝擊日本的輿論版圖，也令蟄伏已久的政治勢力東山再起。《八佰》即便未在日本上映，由侵華戰爭引發的立場之爭，仍將在這個島國上持續博弈。

幕末以降，在美國黑船叩關、各藩心懷鬼胎的內外交迫下，日本開始了以政變與擴張為支柱的改革進程。以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例，其本身就是薩摩與長州兩藩對德川政權的武力政變，日本也因此在「王政復古」的口號偽裝下，開始了以天皇為名的獨裁專政。

此後，接連的對外戰勝與併吞無礙，讓日本的民族情緒一路飆漲，從1872年併吞琉球、1874年「台灣出兵」引發牡丹社事件、1894年的甲午戰爭、1904年的日俄戰爭、1910年併吞朝鮮、1914年的青島戰役、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七七事變，到1941年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戰線越拉越長，卻也越陷越深，終於在1945年宣布戰敗，並被戰後的《和平憲法》體制束縛至今。

不論由牡丹社事件、甲午戰爭或九一八事變始計，「侵華」都是日本近代的對外戰爭主線，並讓其迷走在稱霸與亡國的危險邊緣，成敗諸舉也在時間遞嬗下，煉成了自信與恥辱的雌雄同體。故而如何定調侵華戰爭，便成日本政界與知識界的共同難題。

自二戰結束以來，和平主義一度令日本社會風行草偃，原因一來是美國在日強推「非軍事化與民主化」改革，二來民間也受核爆、經濟崩潰、親族流離等苦難席捲，因此「一億總玉碎」能剎那化為「一億總懺悔」；反戰人士、知識分子帶領全國共省侵略時，幾乎沒有遭受強烈抵抗，自願放棄侵略能力也成了理所當然的國家路線。

然而上述反省氛圍看似彌散四方，實則仍有程度之分。對當年的多數日本人而言，十五年戰爭（九一八事變至戰敗投降）應當反省，但1904年的日俄戰爭則不在此限。在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坂上之雲》中，日俄戰爭被描述為「日本受俄迫害下，為求生存而竭力開展的防衛戰」，這般論述後因小說連載而遍行民間。故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2015年的戰後70周年談話中，說出「為反抗俄國殖民統治，日俄戰爭爆發了，這場戰爭的勝利也鼓舞了廣大的亞非國家人民」等字句時，民間多無強烈反感。

此外，1895年的甲午戰爭同樣處於反省的失語下。同樣與中交戰，日本知識界雖對十五年戰爭感到愧疚，卻普遍將甲午戰爭描述為「文明」與「落後」的對決，暗替明治維新的現代化之功加冕；儘管有學者提出「明治維新便是十五年戰爭之源」等批判，卻仍難撼「維新促成日本強大」的主旋律，日本政府還於2018年隆重紀念明治維新150週年。

而在上述有條件的反省氛圍下，右翼暗自蓄積能量，並於1960年代際，以一抹幽暗的身影竄出，化作熊熊焰火，在社會各角延燒。

早在1955年，日本民主黨（自民黨前身）中的部分右翼便力抗政治正確，發表《可憂慮的教科書》一文，主張把日本中、小學教科書中所載的日本「戰敗日」改為「休戰日」，雖遭社會抨擊，卻也悄然引發某些有志者的拍手叫好。1958年，日本文部省將教科書中涉及「侵略中國」的語句，改為「進入中國大陸」，正式為右翼史觀的捲土重來立下標竿。

1964年，日本作家林房雄出版《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書，重炮抨擊日本國內流行的三種「畸形」史觀：一是來自蘇聯與共產世界的「共產國際史觀」，其將二戰定調為英美帝國主義與日德帝國主義的衝突，並直指天皇為罪魁禍首；二是來自歐美列強的「東京審判史觀」，其認為戰爭源出日本的征服野心，但法西斯終究不敵民主；三是受中國、朝鮮、韓國控訴而成的「謝罪外交史觀」，日本必須無止境地對這三國感到慚愧。

在林房雄看來，上述三種史觀皆為戰勝國強加日本而成，乃是列強對日本的戰後復仇。故其首先以帶有軍國色彩的「大東亞戰爭」一詞，取代相對中性的「太平洋戰爭」、「十五年戰爭」，再而開展出諸多「驚世論述」，例如在詮釋大東亞戰爭上，其認為：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既成功阻止蘇聯南擴，也讓中國東北建立「民族自決政府」。而日本之所以在1937年出兵中國，為的實是保護受中國暴民攻擊的日本僑民，中國民眾也因此擺脱國共內戰之苦，汪偽政權更在日軍協助下由歐美列強之手收回租界。由最終結果觀之，「大東亞戰爭」實踐了孫中山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並幫助亞洲各民族擺脱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暴政。

上述論述或許曾是某些參戰者的理想，卻無法為現實中的殘暴屠戮開脱。但儘管書中說法不見容於日本主流論述，林房雄的觀點仍成一代日本右翼經典，並為後世所承繼。

1969年，日本文部省二度出手，刪除教科書中對戰爭責任的反省；1982年，其再度刪改教科書，將日本對亞洲鄰國的「侵略」全數改為「進出」，「南京大屠殺」則改成「佔領南京」。與此同時，帶有軍國色彩的「自由主義史觀」也在80年代漸次崛起，其以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為首，自林房雄的著作中引取思想火種，並以「多元化」之名，力爭右翼史觀的話語權，既否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強迫論，也痛批過往的反省思潮為「自虐史觀」。

曾被戰後和平體制重壓的右翼勢力，如今顯然已難再遏抑。而其回潮看似荒謬，卻可謂是日本經歷戰後政治格局變動的直接產物。

1950年代起，受惠於韓戰爆發，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大國意識也逐漸萌發，保守派政治人物對《和平憲法》的不滿漸生，加上日本在1990年參與海灣戰爭，不僅負擔20％以上的戰爭經費，也首次將自衛隊的掃雷艇開往波斯灣，成為日本參與國際社會的象徵。在此氛圍下，國內開始湧動修憲聲浪，甚至出現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呼聲，右翼市場自然拓展不少。

另一方面，曾為和平與反戰支柱的日本左翼，在經歷中國文革、蘇聯崩解等外部事件後，逐漸喪失社會話語權，無形中也向右翼讓位不少。宮崎駿、大江健三郎等左翼藝文界泰斗看似風光，卻皆已是白髮老者，正如反省侵華的思潮，論述雖在，卻已漸有時不我予的喟歎。

如今的日本青年多未經歷冷戰與安保鬥爭（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簽訂的運動），面對不時竄出的立場拷問，其選擇了退而不答，不願過度參與上一代的論述之爭。在「自虐反日」、「極右愛國」的兩頂大帽子間，其最終隱遁至「政治冷感」的遮蔽下，避免碰觸動輒得咎的敏感神經。

而在一片蒼白的麻木外，侵華戰爭仍被立場所圍繞。如今的日本既有參拜靖國神社的右翼政治人物，也有新冠疫情爆發後，以中文高唱《義勇軍進行曲》、並吶喊「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的松山芭蕾舞團。前者受戰後的反省氛圍壓抑多年，如今已非吳下阿蒙；後者則創立於日本的左翼興盛期，象徵與中國的全面友好，卻已漸成少數。

兩種精神底藴消長間，盡顯輿情流變。《八佰》的問世，既是對兩岸的一聲歎息，也是對日本侵華觀的再次聚焦。電影終有落幕時，但日本的精神焦慮，仍在持續。

原文發表：

2020.8.26 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