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思維』和『洋務思維』交織延綿至今

中國近代戰敗後，其內政受到列強極大的干預和限制。這被近現代中國人視為極大的恥辱。這帶來兩種主要的對外部世界的反應。一種意識到應該向更發達的國家學習，主要就是向西方國家學習，學習它們先進的技術；以追趕上發達國家，從而擺脫列強對中國事務的干預和影響。這種反應首先表現在清王朝1861年至1895年間開展的『洋務運動』中，持續了30餘年，以甲午戰敗而告終。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只學習西方的技術，而保留中國固有的文化價值與制度。這可以稱為『洋務思維』。

另一種反應是盲目排外，排斥西方所帶來的所有與中國原有不同的東西。既仇視和排斥西方傳來的文化價值，也仇視和排斥西方的技術、商品和生活方式。簡而言之，就是盲目排斥一切，既排斥西方的文化成果，也排斥西方的物質成果。這首先表現為1900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不僅反對西方的傳教活動，殺害傳教士和毀壞教堂，而且搗毀洋務運動興建的鐵路、電線杆，禁止中國人使用火柴、煤油燈等洋貨，殺害使用洋貨的中國人。這可以稱之為『義和團思維』。『義和團運動』具有民間的自發性，但受到了清廷的縱容、鼓惑和利用，卻最終被清廷所鎮壓。

兩種思維導致的結果大不相同。『義和團思維』是一種非常低級的思維，危害很大，完全一無是處。『洋務思維』則比『義和團思維』高一個層次，存在有益於生存與發展的方面。這兩種思維並沒有隨『洋務運動』的失敗和『義和團運動』被鎮壓而消亡，而是潛入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裡，隨著時勢的轉移間歇性地顯現出來，排斥或選擇性吸取。繼之歷史現象在很大程度上皆是這兩種思維的反映。兩種思維交織在一起，成為影響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兩大因素，延綿至今，恰似一曲旋律反復重現的『二重奏』。

那為什麼中國不能徹底摒棄『義和團思維』呢？這跟『洋務思維』的局限性有關。一個『中學為體』就決定了無法從根本上清除『義和團思維』。如果將龐大的中國看成一個有意識的有機體，『義和團思維』就位於潛意識層面，存在于廣大民眾的意識之中。但卻是本體，保持自身的延續性是其最高目標，具有排斥一切異物的本能反應，是一種應激的排異反應，就如蜜蜂以毀滅以死亡為代價來攻擊所感受到的威脅一樣。而『洋務思維』則位於意識層面，以理性思考為基礎，存在于社會精英與知識份子的意識之中。但『洋務思維』堅持『中學為體』，等於還是在潛意識層面排斥外來的文化價值。而本能比理性強大的多，無法完全壓制住本能。一旦『洋務』失敗或成強弩之末，就輪到『義和團』登場了。

除了『義和團思維』和『洋務思維』之外，其實還有個『啟蒙思維』，體現在『新文化運動』和改革開放初期。『啟蒙思維』宣導不僅要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技術，還要轉換文化價值。『啟蒙思維』是超越性思維，超越歷史和文化傳統，相當於浴火重生。但不幸的是，『新文化運動』搞成了偽啟蒙，並沒有將人作為目的，而仍然是將人作為工具，只是人作為工具的目的有所改變。因而，『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對『義和團思維』和『洋務思維』構成威脅，沒有起到破除『義和團思維』和『洋務思維』的作用，反而掩護了『義和團思維』和『洋務思維』。改革開放初期的啟蒙也只是曇花一現，沒有持久性，影響微弱。

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義和團思維』和『洋務思維』仍將主宰著中國未來的發展，這是不得不接受的現實，不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但仍然可以希望能逐步地有所改變。退而求其次，至少可以希望『洋務思維』能勝過『義和團思維』。

202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