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越發感悟到學習歷史學的樂趣了，因此，在大量閱讀的比例上，自然更倚重這方面的專書，儘管我沒有才華成為專業的歷史學家，不過，我從閱讀中意外地得到了兩隻歷史之眼，才得以透過這個視角，重新反思或修正我過往的歷史觀。以日本二二六事件（1936）為例，我之前零散讀過相關的論述，並未專深地研究這事件的全貌，甚至犯下快速求知的心理，用觀看電影來代替對歷史真相的挖掘。
嚴格講，這種做法有其盲點，因為我若沒有足夠的歷史知識支撐，很容易就會被由當紅明星群主演的少壯派軍官於二二六發動叛變的愛國主義，壯麗絕美的拍攝手法畫面所吸引，進而為他們槍殺內閣大臣的暴力行為報以同情共鳴，最後，不知不覺間，我變成了這起「叛變」的擁護者。設若結果如此，那麼電影導演和劇作家的歷史位移法就算成功了，因為觀眾毫無抵抗心理，就接受了他們以電影置換歷史觀，至少支持他們所製作的歷史觀的工程了。不過，現在，我的歷史觀做了修正。我認為高橋是清這位傑出的經濟學家遇刺身亡，其實對整個日本是不可彌補的損失，有機會的話，台灣的經濟學專才應該翻譯他的自傳和思想，為這個眾聲喧嘩的世界，增添些激勵人心的歷史之愛。
這個觀後感，使我想起了英國歷史學家西蒙．沙瑪的歷史學及其敘事策略。他在其《英國史》節目中，試圖解釋「我們的故事」時，指出「歷史是國家認同感和政治使命感的關鍵，然後以激動人心的話語作為系列節目的結尾：「歷史絕不應與懷舊混為一談。它不是為了崇敬死者而寫。而是為了激勵生者而寫。它是我們的文化血脈，是我們是誰的祕密。它告訴我們，在我們緬懷過去的同時，也要放下過去，去哀嘆應該哀嘆的，去慶祝應該慶祝的。」（《消費歷史：歷史學家與當代大眾文化中的遺產》（pp32-33）。
簡言之，一個擺在眼前的事實，如果不是專業歷史學家，普通讀者已經沒有能力去分辨歷史與非歷史的界限了，尤其在大眾媒介精巧的包裝下，真正掌握和解釋歷史真相和話語權的，只能落在實質操控輿論和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寵兒手上了。話說回來，時勢比人強我們又能如何？對我來說，經歷過這次特殊思想媒介的戰役，我決定找回初衷從頭慢慢細讀，倣效人類學家的堅忍毅力，將閱讀二二六事件相關資料作為實實在在的田野調查。（2024年5月13日）
延伸閱讀：
「英」杰羅姆．德．格魯特《消費歷史：歷史學家與當代大眾文化中的遺產》（商務印書館，20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