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波羅的海故事（A Baltic Tale））
美國外交服務雜誌（Foreign Service Journal）2017年9月號文章，小湯瑪斯.隆戈（Thomas Longo Jr.）撰文
本文原作者小湯瑪斯.隆戈為美國國務院資深外交官，1967年自美國海軍退役後就進入國務院任職直到1993年為止，他曾外派美國駐土耳其、匈牙利、前西德、義大利、加拿大等國的使領館。
譯者寫在前面：
1940年6月，蘇聯紅軍踏破邊境佔領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並在同年8月透過虛假的選舉將三國兼併。在淪陷前夕，三國還派駐在海外的公使、領事等外交官，接獲了一道來自三國外交部密商後的共同協議做成的密令－留在國外不用回來，繼續為捍衛三國利益，特別是保護海外僑民的權益和海外資產的產權（比如使館和黃金儲備）而奮鬥，並由駐外使節中職級最高者代表不復存在的本國外交部，繼續任命使節或領事，以彰顯三國仍然存在的事實及連續性。
這些失去祖國的外交官們忠實的執行了這個命令長達半個世紀，直到1991年8月三國陸續恢復獨立並重獲國際承認為止。
本篇文章就是以美國職業外交官的角度，側寫這群外交官們在美國的活躍歷程。
謹以本譯文紀念波羅的海三國恢復獨立3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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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還是個住在波士頓的14歲男孩時，我全神貫注地關注1956年匈牙利戲劇性的起義及其被蘇聯鎮壓的過程。我當時得知，1940年美國拒絕承認蘇聯強行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這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合併。當時，這讓我印象深刻，是美國外交政策中一個非常光榮的小角落。
今天，隨著與弗拉迪米爾.普亭（Vladimir Putin）統治下的俄羅斯在烏克蘭地位問題上的緊張局勢加劇，以及對東歐新獨立國家的擔憂再次困擾，我想起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早期介紹，以及後來（美國）國務院如何給我機會為波羅的海事務做出個人貢獻。
作為1970年代後期的國務院匈牙利和波羅的海辦公室的官員，我是其執行美國波羅的海不承認政策的重要人物。*而作為該政策的必然結果，我們繼續承認和認可這三個國家的駐美使館。但是，作為三國「仍然存在」的重要象徵的使館，其存續受到資源縮減和人員壽命的威脅。
*譯註：1940年面對蘇聯佔領和兼併波羅的海三國，時任美國國務次卿桑拿.威爾斯（Sumner Welles），根據史汀生主義（Stimson Doctrine）－不承認以武力造成的國際領土變更，發表了「威爾斯宣言」（Welles Declaration），表明美國拒絕承認蘇聯對三國的兼併，也不承認蘇聯對三國的實效統治。羅斯福總統並根據威爾斯宣言發布了行政命令，凍結波羅的海三國在美國的資產，同時拒絕蘇聯的接收要求。此後威爾斯宣言成為美國對波羅的海三國政策的基礎，直到1991年三國復國為止。
到了1979年，三國的小型使館不約而同都陷入了財務困境。他們一直靠在美國的波羅的海資產來養活自己，這些資產被我們的政府凍結，以防止它們被轉移到蘇聯。
每年，應國務院的要求，美國財政部都會許可釋放足夠的資源，以允許代表三國的三位臨時代辦：愛沙尼亞駐美國紐約總領事恩斯特.雅克森（Ernst Jaakson）、拉脫維亞駐美國公使安納托斯.丁伯格斯（Anatols Dinbergs）和立陶宛駐美國公使史塔西斯.安塔納斯.巴基斯（Stasys Antanas Bačkis）繼續執行公務。
恩斯特.雅克森，愛沙尼亞國家博物館檔案照，公共領域
安納托斯.丁伯格斯，拉脫維亞外交部檔案照，公共領域
史塔西斯.安塔納斯.巴基斯，立陶宛維陶塔斯大戰博物館檔案照，公共領域
這三個人我記得很清楚，都是波羅的海國家的專業外交官，1940年曾在美國，之後並留在美國。他們是真正的波羅的海愛國者，他們應該成為三個現已恢復獨立的國家的同胞們持久的驕傲。
隨著被凍結資產的無情減少，我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即使國會同意，由美國直接資助使館也是行不通的。首先，這會助長蘇聯的宣傳，即「使館與不承認政策本身一樣，都只是美國手中的傀儡」。其次，美國的直接支持將使這三個本應獨立的使館受制於美國的年度預算程序。又或者是透過波羅的海裔美國人發起的私募融資，但這個即使可以實現，也會被莫斯科嘲笑。
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我發現拉脫維亞剩餘的被凍結資產包括了存放在（美國）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中的大量黃金。自從理查.尼克森總統於1971年將黃金從其長期每盎司35美元的掛鉤中解脫出來以後，其價值就隨市場價格波動。當時每盎司高達數百美元。
如果我能說服拉脫維亞流亡外交機構負責人每年以市價出售（經美國財政部許可）一定數量的黃金，並將所得收益按利息進行投資，那麼收益率就足以為所有三個使館提供營運資金。通過定期出售黃金，可以無限期地支持這種安排。
經過一年的耐心談判，我總算說服安納托斯.丁柏格斯先生同意。然後我也努力說服另外兩個負責人，因為這三個國家不習慣聯手合作。
要讓我的上級－白宮、感興趣的國會議員、財政部和聯邦準備理事會，以及波羅的海裔美國人對這件保持知情和默認—以免我們平白給蘇聯宣傳彈藥—是一個挑戰。但它成功了！
當我在1981年調任離開波羅的海事務辦公室之前，另一個問題出現了。自從1940年蘇聯強行併吞以來，已經過去了大約40年。三個代表各自國家的流亡外交機構負責人如今已是垂垂老矣（恩斯特.雅克森，1905年生、安納托斯.丁伯格斯，1911年生、史塔西斯.安塔納斯.巴基斯，1906年生），但沒有同樣持有國書的人能來接替他們。
由美國政府任命繼任外交代表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由於相關決定可以由國務院做出，並徵得國會和白宮的同意，因此我們能夠確定三位負責人可以從各自的族群中提名自己的繼任者。這些提名將受到美國政府的默許，就像它接受外國政府任命的大使一樣。
令我欣慰的是，透過這兩項措施，確保了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在美國的主權代表權，直到它們在1991年重新獲得完全獨立。
（譯者增補：文中三名波羅的海外交官的後續命運）
隨著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在1991年恢復獨立，三國的流亡外交機構也歸建於重新成立的外交部。
恩斯特.雅克森在1991年被愛沙尼亞政府正式任命為恢復獨立後的首任愛沙尼亞駐美大使暨駐聯合國代表，1994年又回任駐紐約總領事，他在1998年9月於任上病故，享年93歲，著有回憶錄「為了愛沙尼亞」（Eestile/For Estonia）。
安納托斯.丁伯格斯在1991年被拉脫維亞政府任命為拉脫維亞首任駐聯合國代表，次年3月轉任恢復獨立後首任拉脫維亞駐美大使。但因年事已高加上健康不佳，於同年12月卸任並退休。之後繼續留在美國療養，他於1993年11月病逝於華盛頓特區，享年82歲。身後財產被用於成立信託獎學金，用於資助負笈美國的拉脫維亞留學生。
史塔西斯.安塔納斯.巴基斯在1986年3月因為車禍受傷，他在隔年將駐美公使及立陶宛流亡外交機構負責人職務交棒給後任，並前往巴黎療養（赴美前巴基斯曾任立陶宛駐法大使館一等秘書）。1991年立陶宛重獲獨立之後他向重建的立陶宛外交部請辭，隔年藉由陪同法國總統密特朗訪問立陶宛的機會重返故里，並在1993年正式回到立陶宛定居。他在1999年11月於維爾紐斯病故，享年93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