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訪華 | 爲什麽德國與美國離心離德？

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進一步放大了德國與美國的處處不同調。作爲美國最重要的歐洲盟友之一，德國爲什麽與美國離心離德呢？

在去年年底至今年1月，華盛頓預測俄羅斯將對烏克蘭采取軍事行動，特許波羅的海三國向烏克蘭輸送美製武器，包括標槍飛彈與刺針飛彈。與之相反，德國則竭力阻止其北約盟友愛沙尼亞向烏克蘭提供德製武器。隨著俄烏戰爭危機加劇，德國官員和政客亦曾强烈反對威脅將俄羅斯踢出SWIFT全球金融結算體系。不久，德國縮手縮脚地宣佈援助烏克蘭5000頂防彈頭盔，結果引來一片唏噓，與美國及其他北約盟友的援烏力度大相徑庭。

在戰爭爆發初期，在美國與歐盟推動升級對俄實施能源制裁，德國卻跳出來反對，稱能源制裁可能引發經濟危機。德國這種“猶豫不決”的態度延宕了數月之久，直至今年4至5月，德國才最終決定向烏克蘭援助重型進攻性武器。

正如BBC所講：“在美國號召西方盟國全力支持烏克蘭、制裁俄羅斯之際，德國的表現並不積極主動，不論是在供應烏克蘭武器方面，還是切斷從俄國進口石油天然氣方面。”德國在此間扮演兩面派角色，一面猶豫不決地支持對烏軍事援助和加强對俄制裁，一面繼續向俄羅斯付錢購買天然氣，為俄羅斯戰爭機器輸送動力。

德國這種態度至今未得改善，不但軍事援助慢吞吞的，還擅自對本國國民祭出能源補貼以稀釋價格上限（此舉不與歐盟國家同調，招致猛烈批評）。拉脫維亞外長在柏林一個論壇上針鋒相對地質問：“我們還能相信德國嗎？”

德國的種種匪夷所思的舉動，不禁讓人懷疑：德國到底怎麽了？

2020年10月，皮尤民調顯示，多數西方國家對華負面看法達到歷史最高點。差不多同時，德國科約伯基金會（Körber-Stiftung）一項民調卻顯示，2019至2020年間，希望加强對美關係的德國人從50%降至37%——與之相對，希望加强對華關係的比例則從24%升至36%。這項民調結果引發《法蘭克福匯報》感慨：德國社會存在一種不符合德國利益的“親中疏美”傾向。

不少人認爲德國與美國關係開始走調始於川普時代，德國之聲（DW）記者Christoph Hasselbach認爲德美關係之疏遠，始於小布什至奧巴馬任内美國外交政策重心轉向亞洲。默克爾早期曾滿懷熱忱地致力於建設跨大西洋關係。2002年，默克爾作爲反對黨領袖，公開支持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由於伊拉克戰爭遭到多數德國人反對，這直接導致了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在聯邦選舉中落敗。2013年奧巴馬任内，“棱鏡門“事件爆出美國情報部門持續監聽默克爾長達11年，德美關係急轉直下。

事實上，德美關係的轉折點發生得還要更早一些。2003年，德國總理施羅德與法國總理希拉克公開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並拒絕向美軍提供軍事支援，此舉亦引發了歐洲内部分歧和摩擦。在德美關係發生裂痕的間隙，德俄關係急劇升溫。2005年，施羅德卸任德國總理后，甚至還擔任北溪股份公司和俄羅斯石油的董事會主席。

隨著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及德國關係開始出現裂痕，德國自身在歐洲的影響力則與日俱增，這是德國開始脫離美國影響力，尋求獨立外交政策的新起點。

在默克爾任内，德國不但直接推動了歐盟憲法，彌合了前任政府與歐洲盟友之間的分歧，還帶領歐洲順利度過2008年金融危機、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2015至2017年歐洲難民危機、2016至2020年英國脫歐談判、2018年至2020年的美歐貿易戰，以及2020年武漢肺炎大爆發。可以説，是德國努力挽救了四分五裂的歐洲。相比之下，美國在主導歐洲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明顯不足的，甚至反而是破壞性的。

2018年起，川普政府以貿易戰為威脅，脅迫美國的歐洲盟友進行貿易談判。在川普任内，美歐貿易談判拉鋸戰持續兩年多，對美國與歐盟關係造成了嚴重破壞。在默克爾領導德國帶領歐洲剋服重重危機之際，川普政府對默克爾政府大加抨擊，將美德盟友關係降至歷史冰點。

2019年，川普政府企圖以懲罰性制裁，脅迫德國終止與俄羅斯在“北溪2號”天然氣管綫上的合作。作爲美國的傳統盟友，此時的歐盟并沒有與美國站在一起。美國的制裁行動觸怒了德國和歐盟，此舉被認爲是干涉德國和歐洲内部事務，默克爾政府旋即考慮協調歐盟采取反制行動。如今再回過頭來看，即便川普政府在反對“北溪2號”項目上是富有遠見的，但是其蠻橫做法卻適得其反：不但沒能成功挫敗德俄及俄歐能源合作，反而促使德國及其他歐洲盟友紛紛向疏遠美國的另一極傾斜。

進入后默克爾時代，德國新任總理朔爾茨延續默克爾主義政治遺產，繼續一定程度的“親中疏美”政策，以求在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上進一步擺脫美國直接影響。ING Germany首席經濟學家Carsten Brzeski稱，即便如今德國認爲拜登政府在對待歐洲盟友問題上顯然更加友好一些，語氣也更加友善一些，但是拜登政府依然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美德之間的罅隙仍難彌合。

拜登政府在阿富汗倉惶撤軍導致塔利班迅速死灰復燃，同樣引發了德國盟友的不滿。默克爾雖未公開批評拜登政府，時任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領導人Armin Laschet卻站出來批評撤軍是“北約自成立以來所遭受的最嚴重災難”。

雖然拜登政府不但撤銷了針對“北溪2號”的制裁并且暫停了從德國的撤軍計劃，還向德國和歐洲盟友保證“美國回來了”，但美國在聯歐、聯德抗中的議題上并未徵得實際支持。相反，德國傾向於在美中、美俄對峙的間隙走一條曖昧不明、模棱兩可的道路。

如德國之聲所説，后默克爾時代，即便德國真實目的不一定是親中，但是疏遠美國的傾向仍然是朔爾茨政府的既定政治路綫。

隨著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將美國外交重心東移，暨美中掀起全面對抗之際，擺在美國面前同等重要的盟友關係對未來美國政府的全球領導力將是同等嚴峻的考驗。

對於德國來説，默克爾主義政治遺產究竟還能走多遠，其對於歐洲、乃至全球秩序有多大直接影響，仍是一個亟待考量的嚴峻問題。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内，德國人仍將圍繞默克爾主義展開激烈爭論，其政治風險還有待觀察和評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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