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

四年前《我們與惡的距離》首播造成轟動，在新聞業的框架下藉由隨機殺人案的後續探討新聞媒體的倫理道德，以及帶出許多關於殺人兇手與精神疾病患者這兩種身分與標籤化議題的討論。在當時算是相當廣泛的碰觸很多存在民眾心中很久但又不知從何談起的議題，雖然結局的正向不一定合許多觀眾的胃口，但或許正如黃子佼所說：「……在做電視的時候還是有點社會教化的意義，希望帶給大家最圓滿的、最勵志的能量……」只是換個角度想，或許這又是台灣媒體圈走不出來的另一個窠臼也說不定。

片中隨機殺人案的後續漣漪是一條重要的主線。人類很早以前就有殺人行為，只是從前或許是謀殺、仇殺、情殺；隨著人類社會演化，開始出現了連續殺人犯，只是那時或許還是有跡可循，被害者或兇手至少還有一定程度的共通點；而更近代則開始有了隨機殺人的事件產生，人們也開始認真地去探討殺人兇手的心理狀態。雖然前述的進程只是我個人大致上的理解，只是我也不禁想著，如果這真的是某種演化結果，那是否有一天會真的出現毫無動機，毫無緣由的純粹殺人犯？但無論如何，在人類社會從小塑造的規範下，「會殺人」這件事情本身就代表了當事者在那個時刻的心理狀態要突破從小就被灌輸的觀念，即使面臨生死關頭。那麼對於一個已經超出人類規範的存在，他還適不適用人類為保護同種而訂定的規則，我想是蠻值得討論的。

不過回到劇情，也許全劇我最不喜歡的角色偏偏就是律師王赦。雖然我很認同在探討死刑存廢之前，最關鍵的是程序正義的維護，甚至如果能落實程序正義，那我對於死刑的接受度可能至少可以免去對國家公權力的疑慮，而將死刑當作是全民的共識，並基於民主精神去接受。但是對於王赦的不喜歡，有點像是無法接受他過度理想化的態度，甚至是過度陽光，而他的陽光是會曬傷人的那種。而且雖然他嘴上說的是討論，但其實他也常常已經先入為主地幫對方預設立場，再試圖將自己的觀念強加在對方身上或是硬要扭轉對方想法，這種咄咄逼人的態度讓我覺得蠻不討喜的。此外編劇對這個角色的設計我也不是很喜歡，後段雖然有想要塑造環境終於壓垮王赦，打倒他的理想的轉折，但又因為篇幅的關係讓他在最後兩集硬轉回來，這個倉促的安排讓我對結局增添了許多不滿。

而劇中由精神疾病患者與殺人兇手家屬處境帶出的標籤化議題，戲劇裡當然是採取比較嚴重的層面想藉此引起觀眾的反思，並且試圖宣導去標籤化、去除刻板印象來讓人與人之間更能互相理解與關懷。只是近幾年來我想法漸漸有點改變，感覺上人們好像其實在把「標籤化」標籤化，讓「刻板印象」更具刻板印象而已，而讓這一切顯得有點倒果為因。刻板印象的建立或許源自生物與生俱來的本能，像我們看到火會有很燙的刻板印象，看到石頭會有很硬的刻板印象，面對一項新的人事物，我們會很自然而然地搜索人生經歷中的刻板印象去套用在眼前，藉此建立保護自己或選擇如何接觸對方的機制。真正的問題應該來自隨後的歧視，整個議題的「因」應該是我們看輕、貶低這些標籤代表的群體，想解決應該要從尊重對方開始才對，而這不是換換名詞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是不用換名詞就可以做到的事。前幾天在路上經過一間工會，是「社區環境服務人員職業工會」，那其實是以往所稱的清潔工、水電工的總稱；現在對於東南亞來台工作的外國人，開始稱呼為移工，取代以前稱呼的外勞。那為什麼要換名字？因為人們對這些稱呼有負面印象，但捫心自問，換了名稱就世界大同了嗎？講到移工，一定年紀以上的還是知道以前叫外勞，對年紀小沒聽過外勞的人，移工大多指的也仍舊是東南亞來台工作的族群。如果你對這些人心存歧視，換換名字有甚麼分別嗎？只不過是過幾年人們又要想新名詞來「去標籤化」而已，也許再換兩三個世代，人們又輪回稱呼外勞了。

全劇終之後：《我們與惡的距離》試圖點出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社會議題，但隨之而來的是 2020 年蔓延全球的武漢肺炎疫情，以及比 2010 年代更加激化的假新聞風暴。我們或許不談殺人了，改成吊路燈；我們加劇了標籤化的使用；連曾經掀起檢討新聞道德倫理的聲浪，要檢視新聞輪播內容的充實度與必要性，現在也仍舊是十五分鐘監視器畫面、這個議題可以做兩則、那條新聞先上不要管真實度了。假新聞、假訊息的製造與蔓延和相關產業催生了認知作戰，又帶來一堆標籤讓大家可以更盡興的互指：反疫苗仔、高端仔、中共同路人、塔綠班。甚至在疫情緩和的現在，人工智慧的興起，人們又發現在人工智慧仰賴的大型語言模型中，隨著資料庫被灌輸不實資訊，導致它可能產出假訊息，進而影響其他大型語言模型的運作，讓我們看到假訊息的傳播在人工智慧發展中重演。《我們與惡的距離》，如果指的是與渾沌之間的距離，那好像正在無限接近中。

最諷刺的是，反而現在人們好像真的開始比較注意資訊的來源管道與真實性，也許仍舊僅是滄海一粟，但這樣的意識也的確在萌芽。或許比起一部試圖正面傳輸良善概念的作品，將閱聽大眾丟進滿佈毒蛇猛獸的叢林中，成長的效果會相對卓越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