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並未正式道別,一起上課二十天後,他回去德國。
聖誕節前夕的最後一天上課,我迫不急待地離開Homestay苛比家,前往蘇格蘭旅行。
臨行前,收到迪克寄來的聖誕卡。沒細讀卡片上歪歪扭扭幾難辨認的德國英文,便胡亂地塞進背包。信裡他嘮嘮叨叨地寫著回到德國後繼續工作及一些生活瑣事。
由南方的伯恩茅斯(Bournemouth)一路向北,經倫敦到愛丁堡,北上印威內斯(Inverness)直到穹蒼島(Isle of Skye),度過有驚無險的一夜,再由格拉斯哥南下回到倫敦。
1989年的最後一夜,擠在特拉法加廣場上,在熙來攘去的人群中,在汽車喇叭聲、酒瓶碰撞聲及人們歡呼聲中,靜靜地看著它流逝。恍惚之間,竟不知身在何處,時間停止,感覺停止,思維停止,眼淚卻無法停止。
假期結束,升了一級,老師是經驗豐富又認真嚴格的比特。依舊同班沒回國的有哥倫比亞的卡彌諾、巴西的歐連多,甜美的卡蘿也自瑞士回來上課。
同學來自世界各地,我則是唯一的華人。其中,有輟學的高中生或gap year的大學生,也有休假中的專業人士或退休的老人家。大家雖來來去去,但相處融洽,上課氣氛也很活潑。
除了語言學習,文化衝擊也很大。年輕的孩子們毫無忌憚地把髒話掛在嘴邊,也互教對方本國的髒話。當他們央我教dirty words時,我囁嚅了好久,死也說不出那些三字經。
有次,瑞典同學提早離校回國,才知道瑞典女性也要拿槍服兵役。還有一次,挪威同學告知下午要請假回家除腿毛,因為老公明天要來度假;這種私密的事,當眾宣布,真是匪夷所思。
總之,各國文化差異之大,令我大開眼界。
學校會定期安排活動,例如放電影、聚餐或郊遊,偶爾也會代購演唱會門票。年紀相近的同學常相約一起吃飯、跳舞或到pub喝酒。這些活動都很花錢,我只偶爾到pub和同學喝個小酒,其他很少參加。
搬到公寓後,家事及早晚餐都得自己動手,加上課業繁重也得準備英文檢定,少有閒暇,但日子過得充實愉快。
一月下旬,苛比太太輾轉寄了一些聖誕節後到達的郵件到學校,裡面竟有一封是迪克從英國中部寄來的。
信很長,冗冗絮絮地寫著被派到英國分公司受訓兩個月,分公司的地理位置及環境,並提及他的房東與他騎腳踏車逆向發生車禍膝蓋受傷等等。最後寫道,回德國之前,他有三天假期將到伯恩茅斯,希望我告知電話號碼及地址,以便與我聯絡。信後加註的日期,是一周之前。
我回信慰問他的腳傷,告知卡蘿已返校上課,歡迎回學校看我們,並感謝他之前帶給我們的歡樂,最後留下學校的地址。
星期一,寄了信。
星期五早上,教務長蘇通知我有一張傳真在收發室,要我趕緊去拿。我猜可能是托福考試或申請學校的通知,因此一下課,迫不急待地一跑一跳下樓去。
才到樓梯轉彎處,訝然見到迪克笑瞇瞇地擋在樓梯口。忽地見到他,我停下腳步不知該進或退;他快步地衝上前來,猶豫了一會兒,用雙手緊握了一下我的手。
他開始嘰嘰喳喳地提到老闆提早放他假,於是他就趕緊來了,搭了好久的巴士,何時抵達,何時回去,並問我周末有甚麼打算。
這時,他原本認識的德國女孩克莉絲汀經過向他打招呼,我便一溜煙地衝到收發室拿了傳真,想閃過他們溜回教室。
未料他立即停止談話,尾隨我到教室,坐在我的右邊。
他問我他的寶座現在是誰坐的,我說是個祕魯男孩,現在在蘇格蘭旅行。他聽到我說「男孩」,頗不以為然地用鼻子哼了兩聲,接著任性地說,要和我一起上課。
比特進了教室,見到陌生的他,問他是不是新生?他說他是舊生,回學校探望老師同學,想順便旁聽。比特有些不悅,要他去問蘇是否可以?蘇同意,比特只好讓他一起上課。
上課時,如果我答對比特的「例行質詢」,他便翹起大拇指比讚,並對我擠眉弄眼;有時,又像要與我說悄悄話似的,把臉挨得很近。認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他慣用的逗趣伎倆,我卻窘到覺得全班同學都在注意我們。
下課時,他向我展示一台小型的德英翻譯機,並教我如何使用。他說這是1月24日他生日時,爸媽送給他的24歲生日禮物。
這台翻譯機也有儲存資料的功能。他先鍵進我的名字,接著問了我的地址,並註明電話為「無」,最後問我生日,我依序告訴他日、月、年;當他聽到年份時,歪頭遲疑地看我一眼,但沒說甚麼。
不知為何,他試了幾次,資料始終沒存成功。
當天卡蘿缺席,我表示遺憾不知道她的住址電話,無法與她連絡,因為他好不容易才來一趟,一定很想見老朋友一面。
他盯著我好一會兒,問我是甚麼意思?然後又說,他不是來找她的。此時,我才認真地打量這德國男孩,不,德國男士,我第一個認識的德國人。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