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無國籍者！

無國籍者！

【Comment】無國籍者有多種原因，有些是政治變動，有些是戰爭，更多的是國際生活下的偶然──父（屬地的A國）、母（屬人的B國）、出生在（C國）、工作在（D國）、居所在（E國）、主要財產在（F國）…，影響權益甚大。

對於戰前在日本生活的台灣人，戰後有此巨大變動。既是戰勝國民享受優越待遇、又是戰敗國人而接受戰爭最審判、不是日本人所以拿不到日本政府的津貼與賠償…。

對於1949年來台的新住民若到日本，1952年時也經歷了國籍選擇的困惑（選擇共產中瘥？選擇敵國日本？或選擇無保障的ROC，要不，就是無國籍。）乾脆努力當美國人？

台灣人，「不幸中有幸的」擁有ROC國籍，也在「有幸中不幸的」持有ROC國籍，而成為國際棄嬰。

親歷美國綠卡抽獎◎NYTimes（2012.08.25）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08/25/c25greencard/zh-hk/

我在2010年秋天參加了美國綠卡抽獎。填寫的表格簡單得令人詫異，多半都是與聯繫方式有關的問題，不過，一個名為“國籍聲明”的格子讓我停頓了一下。大多數申請者會順手寫下他們的出生地，然而我的經歷更為複雜一些；我無法真心實意地確認，自己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我於1986年7月19日出生在加拿大。我的父母都出生在伊朗（有亞美尼亞和俄羅斯血統），當時居住在日內瓦。不過，只有瑞士公民的孩子才能獲得瑞士國籍。當時，我的父母都在聯合國(United Nations)工作，他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瑞士待到滿足入籍條件的那一天，因此我註定要繼承我的伊朗身份。我的父母非常清楚，這個身份將對我的旅行和工作構成終身的限制。

所以，他們想出了繞道第三國的解決方案。按照這個方案，我的母親在臨產前幾周穿上一件特大號的雨衣，飛往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溫哥華市。她的兄弟就住在那裡，她會和兄弟呆在一起，在當地的醫院生下我，處理好所有的入籍文件，然後才抱着我——一個加拿大嬰兒——返回日內瓦。整個過程是如此順利，於是四年後她將同一過程重複了一遍，生下了我的弟弟。

在我8歲時，母親最終加入了瑞士國籍。因此我終於可以成為一名瑞士公民。然而，我的國籍證件再次將我引入歧途。成長過程之中，我在家裡使用四門語言——和父親說亞美尼亞語、和母親說俄語、和保姆說英語及法語——還在國際學校學習，在那裡，除非是在世界盃期間，否則根本沒有人在意你來自哪個國家。那時我住在瑞士，但是無論從哪一點上看，我都是在國際化的環境中長大的。

當我去紐約上大學時，學校根據我的姓邀請我參加亞美尼亞人的活動，又根據我的名邀請我參加伊朗人的活動。我從未過多地思考自己的出身，因為我忙着交朋友，忙着愛上這座城市。有幾個夏天，我在紐約工作，這是我生活過的第一個讓我有家的感覺的城市。在這裡度過自己的整個成年時期（雖然為時尚短）之後，我無法想像自己會離開。所以，在我畢業時，我發現自己需要一張工作簽證。

外國人可以申請幾種工作簽證，從季節性的農活項目到只頒發給“傑出外國人才”——比如諾貝爾獎(Nobel Prize)獲得者、明星，偶爾也有作家——的O類簽證。對於像我這樣剛開始工作的人而言，嘗試O類簽證只能算是輕率的冒險。在大學畢業生中，最普通的工作簽證就是H1-B。不過申請該簽證需要數月時間，僱主需要交納數千美元的律師費來為外國僱員提供擔保。外國人在美國的法律地位也有賴於他/她的受雇情況。

我畢業時，正是經濟衰退(Great Recession)的前夕，沒有人願意為我提供擔保。我諮詢一位律師，要怎麼做才能夠留下來。他從我那裡拿走了100美元的諮詢費，之後就問我有沒有一位可以結婚的男朋友。

我離開了，但卻不知道自己該去向何方。在日內瓦，我感覺自己就像個陌生人，我的大部分朋友都已經離開了。我沒有在加拿大生活過。我在伊朗什麼都沒有。我嘗試待在俄羅斯，但僅僅堅持了六周（生活忠告：如果你感到失落，不要去俄羅斯）。最後，我在巴黎的一個國際組織找到了一份工作，接下來的一年都在用Skype（譯註：網絡電話軟件）和我的紐約朋友聊天，用我的筆記本聽紐約公共廣播電台(WNYC)的重播，同時申請回到美國的研究生院學習。

如果當初沒有足夠的運氣和資金回到學校，我都不知道自己現在會在世界的哪個角落。2010年，我回到紐約攻讀新聞碩士，那一年，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刻苦。學校的一位輔導員告訴我，我必須用自己的辛勞和才華彌補我在國籍上的不足。參加工作面試時，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社會棄兒。我的同學來自世界各地，他們開玩笑說，在面試中坦承自己只持有有限的工作簽證，就像在初次約會時，告訴對方你患了皰疹一樣。

與此同時，我參加了綠卡抽獎項目——也就是“多元化”移民簽證抽獎項目。他們把這個叫做抽獎的理由很充分——抽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過，一年以前，我就在日曆上標註了抽獎的截止期限，所以錯過這個日期似乎是一種浪費。我沒有合乎申請表尺寸要求的照片，我的男朋友就讓我站在廚房那落滿灰塵的白牆前，抓拍了一張照片。當時是早上七點，我正面朝前，看着就像一個昏昏欲睡的罪犯。我寫下自己的電話號碼和地址，在“國籍聲明”一項下選定了瑞士。

去年夏天，當我發現自己被抽中時，簡直不能相信事情竟然如此簡單。我給三個律師打電話以確認這是真的。他們說，這是真的。

事實上，這不是真的。

經過兩個月的苦苦等待，我收到美國駐伯爾尼大使館的一封信。信中通知我，我不符合抽獎資格，因為我聲明的原始國籍是錯誤的。雖然我有瑞士國籍，但我不能算瑞士人，因為我出生在加拿大。加拿大人通常沒有資格參加抽獎。可是，我的父母出生在伊朗，如果我當初聲明自己是伊朗人，我的申請就不會遇到任何問題。我進行了上訴和投訴，然而於事無補。我母親1986年夏天的那次旅行回過頭來反咬了我一口。當然，可笑之處就在於，對於多元化抽獎來說，我過度多元化了。就連我自己也說不清，自己是哪國人。

我曾經認為，只有對貧窮的移民來說，移民問題才成其為問題，但它不會影響受過大學教育的全球公民。現在我才知道，無論是誰想獲得工作簽證，都得經歷一個常常令人心碎的複雜過程。幸好，我在過去數月里聽從他人的建議寫下了一系列自我推銷的文章，更不必說還有一名好律師的幫助，這樣才在今年得到了一張O類簽證。我不必為了在美國開拓我的事業，就非要和一個男人結婚，或賣身給某項工作。然而，我能留下來，僅僅是因為我有足夠的時間、資源和外部支持。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自始至終都很難獲得機會的眷顧。

作者是路透社記者及The New Inquiry網站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