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六月兵變對中共的教訓和恐懼　Xi fears any of the Chinese Wa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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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s Maochun Yu, an American historian and strategist who served as the principal China policy and planning adviser to former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wrote that Beijing and Moscow face a similar fate.
For a century, what happened to Moscow influenced Beijing. He also portrayed the fact that the two are determined to toppl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despite the 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being somewhat different. Yu pointed out that Wagner's disobedience will force Xi to prohibit any personal or official contact between PLA personnel and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s. In other words, the misjudgment of the PLA's intentions is significant, and Xi will use it as leverage in his negotiations.

曾擔任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主要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的美國歷史學家和戰略家余茂春寫道，北京和莫斯科面臨著相似的命運。
一個世紀以來，莫斯科的遭遇影響著北京。他也描繪出一個事實，即儘管地緣政治考慮有所不同，他們都決心推翻國際秩序。
余茂春指出，華格納（Wagner）的不服從將迫使習近平禁止解放軍人員與外國同行的任何個人或官方接觸。換句話說，對解放軍意圖的誤判將非常嚴重，而習近平將利用這一點來施壓進行談判。
解放軍的傭兵

現代中國的國運與莫斯科有十分緊密的聯繫。毛澤東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這種俄國人送來的毒性劇烈的精神污染，危害中國人民長達一個多世紀，至今仍然未有解毒的跡象。可以說，從十月革命以來，中共所有的重大折騰和國際戰略舉措，都和莫斯科有一種斬不斷的關聯。

沒有莫斯科在政治軍事上的掩護和支持，很難說中共能夠奪取國家政權；沒有莫斯科的直接批准和出槍出砲，中共絕對不會派百萬軍隊與多國聯軍在朝鮮半島血戰；如果蘇聯沒有出現工農業全面集體化，中共也不會走火入魔去東施效顰，搞禍國殃民的大躍進；如果莫斯科沒有出現所謂的馬列主義的修正主義，中共也不會去搞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莫斯科和北京不交惡，雙方也不會陳兵百萬，在邊界上劍拔弩張，就不會有深挖洞、廣積糧，和全民皆兵的大折騰；如果偉大的副統帥林彪沒有蓄意謀殺毛澤東，而企圖叛逃莫斯科，中共也不見得會玩借刀殺人的把戲，大打美國牌，以美夷制俄夷；如果昔日同志加兄弟的越共沒有投進莫斯科的懷抱，滅殺中共的傀儡紅色高棉，並與蘇聯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中共絕對不會在一九七九年發動侵越戰爭；如果戈巴契夫沒有像中共所說的那樣背叛馬克思、背叛列寧，導致蘇聯崩潰，中共可能也不會唐吉訶德般獨自扛起共產主義的旗幟，單槍匹馬去抗擊國際反動勢力的風車，天天念叨勿忘初心的咒語，一心一意要給世界指明方向，去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英特納雄奈爾（international）的共產主義極樂世界。

但是，當下北京的共產主義集權統治和莫斯科的沙文主義威權統治，仍然在反對現存國際秩序上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兩國最高領袖雖有各自不同的地緣政治野心，但仍可以求同存異，發展以侵略擴張和威脅鄰國為共享邏輯的「不封頂」的戰略夥伴關係，以達到在全球建立它們共同憧憬的「百年未見之大局」。

這種莫斯科—北京之間的不死之情，在上個月底又有了新的戲劇性發展。與中共在國際反美戰略上有「上不封頂」之交的俄羅斯總統普廷，遇到了他統治廿餘年來的最大危機，也就是六月底由俄國出兵出錢豢養的瓦格納僱傭軍團發起的兵變，由該集團的頭子普里格津領頭，攻占俄國南部戰區司令部，長驅直入莫斯科，嚇得普廷政權心驚膽戰，倉皇應付。

這次兵變雖然是在幾千公里之外的俄羅斯，但是對中共的政權來說，也非常具有震撼力。它多多少少打破了中共統治集團的心理平衡，啟動了一些中共制度性的不安和恐慌。

先來講一下瓦格納叛亂對俄羅斯政局的三大影響。

第一，這次叛亂首先體現出瓦格納僱傭軍與俄羅斯政府直接的合作基礎出了大問題。因為是僱傭軍，所以他們對政權的忠誠是有限的。僱傭軍與莫斯科的關係，從法律上來講是合約性的，並不一定有思想上的一致性和相互忠誠。第二，這次兵變雖然為時短暫，也沒有對俄羅斯的軍事力量本身造成直接的打擊和破壞，但是普廷真是如臨大敵，倉皇應對，因為兵變的規模大小並不是普廷的焦慮之處，最讓他擔心的是這次規模較小的兵變，會觸發俄國正規部隊官兵的大規模譁變和起義。目前，對因為烏克蘭戰事而焦頭爛額的俄國軍事力量來說，這種正規部隊譁變和起義的可能性，是一個現實的考慮。這在俄國的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比如日俄戰爭之後沙皇部隊的心理坍塌，一次世界大戰後期俄羅斯厭戰和恐戰的大批正規部隊，都不乏放下槍桿子走路，甚至攜槍變節投降。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政權，首先就得力於政府軍隊的譁變。因此，普廷對此絕對不敢掉以輕心。第三，目前俄羅斯在世界上是眾矢之的，非常不得人心，普廷非常擔心瓦格納叛變者和反對普廷政權的外國勢力合流，在俄國的領土上建立一個更得人心的反政府新政權。這就是為什麼普廷在瓦格納兵變後立即十萬火急地派遣他的走卒、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火速奔往瓦格納叛軍大本營，趕在可能出現的外國勢力之前去招降納叛。盧卡申科不負普廷之重託，在關鍵時刻解除了叛軍對普廷政權的威脅，為拯救受到嚴重威脅的莫斯科立下了汗馬功勞。不過，普廷肯定出了一身虛汗。

對於這幾點，中國共產黨是極端地敏感和萬分小心，看在眼裡，急在心裡。

首先，瓦格納兵變更加加深了中共對黨指揮槍這一個核心原則的絕對信仰和執行。實際上，在瓦格納兵變發生之前的幾個月，中共的軍事專家和政府分析人士就公開指出了俄羅斯與僱傭軍這種特殊關係的危險性，因為一個專制政權如果不對國家之內的所有武裝力量施展絕對的控制和指揮，遲早會出問題。

按照一些中共分析人士的說法，俄羅斯軍隊之所以在烏克蘭戰爭中表現差強人意，敗績累累，其根本原因是俄羅斯軍隊沒有像中共軍隊那樣，在部隊的各個層次安插政治委員，來保證軍隊對國家和領袖的絕對忠誠。所以，瓦格納兵變對中共最大的一個教訓，就是一定要進一步加強軍隊中的政委制度和洗腦灌輸，在中國境內絕對不能有合約性質的僱傭軍事力量。

其次，瓦格納兵變也觸及到習近平的一塊心病，也就是軍隊造反的可能性。在俄羅斯，普廷本人在體制內還是比較有聲望的，因為他對軍隊的清洗和肅殺，遠遠不如習近平那樣殘酷無情和規模巨大。所以，瓦格納兵變的主要目的是所謂的「清君側」，打擊目標集中在普廷身邊的俄國國防部長和俄軍總參謀總長，並沒有直接指向普廷本人。

但是在中國，習近平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在他執政的十多年來，對軍隊高級軍官的清洗，在中共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習近平把他前任的將近一百多名中共高級將領和部隊領袖，毫不留情地加以清洗和整肅，關的關、殺的殺，其中包括主掌中共軍隊十多年的兩名最高軍事將領，即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在進行大規模的軍隊清洗的同時，習近平還以對自己個人的忠誠為主要標準，提升了一大批在意識形態上信得過，但並不見得技術上優良的高級將領擔任軍中要職。即使這樣，他還不斷武斷地撤換、調離戰區指揮官，以防萬一。因此，在這種生存環境下，中共歷來最為擔心的三變中，即政變、兵變和民變，兵變的可能性也因為瓦格納事件而更為人津津樂道，頗具啟發和發酵之功效。這正是令中共悚人心寒之處。

第三，瓦格納兵變差一點另立中央，建立了獨立的武裝根據地，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一種可能性。因為一旦有了跟現政權不一樣的另類選擇，中共非常害怕深受自己打擊而對自己不滿的武裝力量，會大規模跳槽譁變。在中共軍隊的歷史上，發生這樣的事件是常見的，往往是一有另類選擇的機會，就有大批官兵出走敵營，跳槽他去。在韓戰期間，中共不少的前線作戰官兵，一有機會就臨陣脫逃，轉變立場，自行他去。在戰俘自願甄別的原則下，總共兩萬一千名中共戰俘中，絕大部分，也就是一萬四千多，即三分之二的中共戰俘拒絕回國，投奔自由。所以在解放軍的歷史上，防止中共的官兵叛變和逃跑，一直是中共軍隊工作中的首要任務。在這方面，中共投入的人力、財力、花費的心思和算計，都是非常罕見的。在林彪事件之後遭到整肅但又存活下來的幾名中共高級將領的回憶錄中，對這一點有非常詳細和生動的描述。

所以，瓦格納兵變，真正觸動了中共一根非常敏感的神經。這方面的工作和算計，一定會在解放軍各部門中更加深入和加強。

與此相關聯，中共一定會和普廷一樣，至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絕對斷絕解放軍中所有高級軍事人員與外國同行的職業交往和聯絡，以防外國勢力對中共軍隊的所謂「顏色革命」。當然，中共在這方面一直神經質，對自己的將領和外國同行的任何正常交往都絕對敏感。當年彭德懷當國防部長時，對這一點認識不夠，自以為與莫斯科的同行有深厚的職業關係而自傲，結果遭毛澤東懷疑而惹下殺身之禍。對於美國來講，認清這一點，就不會對建立美中軍事熱線的前景抱持羅曼蒂克的幻想。

總而言之，莫斯科有事，就是北京有事，這是百年未變之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