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在是枝裕和作品中是相當獨特的存在。是枝作品在國際影展獲獎司空見慣,但拿到表彰LGBT作品、獎項曾給過《因為愛你》、《燃燒女子的畫像》等同志電影的酷兒金棕櫚,就不太尋常了。觀影經驗也令人意外,有別於以往的生活化路線,本作不但有懸疑元素,更用非線性敘事引導(誤導)觀眾,坂元裕二的劇本縝密巧妙,加上是枝擅長的對人性的細膩觀察,讓整部電影可看性高,在評價普遍不算突出的《嬰兒轉運站》之後,是枝回歸日本題材,成果令人驚艷。
本文針對片中的性別/性向議題,特別是對結局的解讀不同,對電影意識形態的判斷會產生差異這點,試作討論。
※下有劇透
本片最精彩的,自然是多數影評提及的「怪物」的多重意涵。電影以三幕劇形式從不同角色的視角重複檢視同一事件,「怪物是誰」也因此有各種解讀。有趣的是,電影風格也彷彿呼應了片名,有別於是枝為人熟知的靜謐恬淡路線,前半段的詭譎氣氛令人不寒而慄,特別是在黑暗隧道中獨自喊著「誰是怪物」的湊,以及校長、教師與母親對峙時的詭異反應,幾乎要讓人誤會,這是否真是一部怪物片。
當教職員們集體低著頭,生硬地重複著同一句台詞時,田中裕子飾演的校長彷彿外星人附身,而當母親氣憤喊道「我是在跟人類講話嗎?」在彰顯她的無力感的同時,也帶出了人/非人作為電影核心的二元對立。然而,當「真相」逐漸揭曉,我們了解到電影前半的壓抑、恐慌氣氛僅是面對未知的恐懼,亦即對於「他者=非人」的恐懼。
教職員們認為主角母親是「怪物家長」,是因為不了解家長無法掌握孩子在外狀況而心急如焚的情緒。家長眼中教職員們「沒有人的心」,也同樣出自對實情、以及對經常承受家長壓力的教職員立場缺乏理解。
但是當未知變成已知,怪物就消失了嗎?
當電影從母親視角切換到老師視角、再切換到孩子視角,我們得知母親眼中如同怪物的老師其實是無辜的,不僅沒有體罰,更對學生愛護有加。取而代之的是老師對學生的誤解:保利老師眼中的湊不但霸凌同學,甚至還說謊害他失去工作。當電影再度切換到孩子的視角,觀眾才明白原來湊的一切怪異行徑都有緣由:湊謊稱老師霸凌、形跡可疑的原因,是他希望隱藏他與依里的關係。
一連串有如推理劇情般抽絲剝繭的過程十分精彩,也可見坂元劇本之巧妙。然而當真相大白、保利和湊皆「洗清嫌疑」後,電影卻仍瀰漫著沉重的哀傷。當我們學會從別人的角度看事情後,就沒有人會再受傷了嗎?
倘若循著電影的推理進度走,理論上到了第三幕,觀眾終於理解到所有角色,不管是老師、校長、母親、或是湊,都不是「壞人」(依里父親可能是本作唯一的例外),只是受限於自己的有限觀點,或是為了保守秘密,才不得不傷害他人。但本片細膩之處,在於案情水落石出之際,仍有微小細節動搖著我們對於「好人」「壞人」的認知。而這些細節,都與同志/性少數有關。
「我跟你爸爸約好了,在你和一般人一樣結婚、獲得幸福以前,我會好好努力。」母親在開車時隨口對湊說的這句話,乍聽之下是對孩子的關懷,湊聽了卻突然衝出車外導致受傷。到了第三幕,我們才知道這句看似溫柔的話,對正在探索自己的性別與性向的青少年而言,是莫大的打擊。母親不經意說出的「普通」、「結婚」等字眼,對湊而言可能是永遠無法滿足的期待,加深他對自己的否定。
同樣地,面對練習疊羅漢時摔跤的湊,保利笑著要他振作點,「你這樣也算是男生嗎?」在保利誤以為湊和依里打架時,他要兩人「像男人一樣握手言和」。這些隨口說出的話沒有惡意,也許是他試圖以半開玩笑的方式拉近與學生的距離,在孩子眼裡,卻代表了社會對性別角色強加的無形枷鎖。
不經意說出這些話的母親和老師,在觀眾心目中能算是「好人」嗎?這些話與依里父親說兒子是「怪物」(バケモノ,與片名的「かいぶつ」不同,耐人尋味)相比,是否只有程度上的差別?
是枝裕和在坎城影展面對英國媒體詢問時,表示本片「並非專門探討LGBT題材的作品」、也不是以兩個男孩間的感情為主軸,而是描寫任何人都可能經歷的內心糾葛。這樣的發言,加以本片宣傳期間將同志情節當作不可爆的雷(結果意外被酷兒金棕櫚大爆一波),讓日本LGBT電影研究者久保豊認為,本片對於LGBT題材的描寫過於隱諱保守,且將同志議題普遍化,削減了性少數經驗的特殊性,乃重蹈多年來主流電影對同志題材隱諱不可說的覆轍。然而如同久保文中指出,《怪物》畢竟是「製作委員會」出品,而商業電影是各方需求協商後的結果,宣傳手法保守並不意外。
本片第三幕中,湊和依里的互動充滿是枝風格的純真,兩人情感探索的呈現雖隱諱但誠懇。以導演所謂「非同志片」而言,本片未描寫對同志/性少數赤裸裸的歧視,而是藉由家長、老師輕描淡寫的話語,展現日常生活中枝微末節小事能製造的窒息感,也堪稱觀察入微。
電影結局也引發諸多討論:暴雨過後奔向陽光的湊和依里究竟是獲得自由,抑或按指兩人已死?有文章認為電影前半段橋上有柵欄、結局時則無,可能意味著結局場景並非現實,亦即兩人恐已不在人世。延伸得出的結論是悲觀的:自覺是怪物、無法在社會生存的孩子,必須在死後的世界才能盼得自由與光明。
但當是枝、坂元兩人於早稻田大學的「Masters of Cinema」課程中被問到,結局是否暗指兩位主角已死時,兩人異口同聲表示雖然尊重觀眾對電影的解讀,但拍攝時並無此意。是枝表示,故事中的大人們(母親和老師)被留在暴風雨中,兩個孩子則身在光亮之處,拍攝時甚至為了避免讓觀眾認為結局代表死後的世界,還跟攝影師討論過如何調整光線。
「我們重生了嗎?」「跟之前一樣」「太好了」暴雨後兩位主角的對話,若循是枝的說法解讀,則意味著不論是以怪物或人的身分,兩人都接受了自己的樣子,也在現實世界中重獲光明。即使是如此正面的結局,卻仍引來完全相反的解讀,或許正呼應了本片多重歧義、各自詮釋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