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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以巴衝突、稱哈馬斯「解放組織」：埃爾多安打什麼算盤？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2018年10月27日舉辦敘利亞問題土俄德法四方峰會。（VCG）

以色列與哈馬斯的衝突發展至今，有不少國家都展現了斡旋意願。

例如中國。北京呼籲國際重視「兩國方案」，外長王毅也先後與美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Faisal bin Farhan）、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Hossein Amir-Abdollahian）、土耳其外長費丹（Hakan Fidan）通話，希望促進衝突的政治解決，中方還特地派出中東事務特使翟雋訪問相關國家。

俄羅斯也同樣希望停火。10月1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表示，「需要尋求結束敵對行動的實際辦法，而且是越早越好。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重返談判進程，這一進程本身須為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內的各方所接受。」俄方的停火草案也於16日在聯合國進行表決，內容呼籲以色列和哈馬斯立即實行持久、受到全面尊重的人道主義停火；譴責針對平民的一切暴力和敵對行動，以及一切恐怖主義行為；呼籲安全釋放所有人質；呼籲人道人員不受阻礙地提供和分配援助，包括食品、燃料和醫療，並為有需要的平民安全疏散創造條件。但最後草案沒能獲得至少9票贊成，宣告流產。

接著是10月21日匆匆過場的開羅和平峰會。峰會由埃及主辦，但安理會五國（中美俄英法）領導人皆未出席，會中阿拉伯國家代表輪流譴責了以色列，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也呼籲立即「人道主義停火」、不要忽略唯一能實現和平穩定的「兩國方案」。但峰會最後並未發表任何聯合聲明，原因也很現實：多數阿拉伯國家不喜哈馬斯，部分阿拉伯國家更已同以色列建交，與會各方自然就無法針對評論哈馬斯7日襲擊、承認以色列自衛權、呼籲停火等議題達成公開共識。

再來是早在10月9日就表示「準備斡旋以巴衝突」的土耳其。10月16日，土耳其外長費丹指出，土耳其正準備就以巴衝突提出「擔保模式」，來緩解緊張局勢、迫使以色列接受兩國方案。「由於沒有對以色列表明具體立場，以色列繼續其行為，並沒有改變其態度。該地區各國、阿拉伯聯盟和伊斯蘭合作組織應重視這一點。我們甚至進一步建議，巴勒斯坦方面的擔保國應來自該地區。這包括土耳其。其他國家也應成為以色列的擔保人。一旦達成雙方都同意的協定，擔保國應承擔起履行協議要求的責任。」

綜上所述，土耳其可說是所有斡旋方中，唯一公開提出「如何強制推進兩國方案」的國家，因為所謂「擔保模式」，其實就是對以巴衝突實施「大國共管」，希望打破現在美國強烈支持以色列、伊朗支持哈馬斯、其餘巴勒斯坦人缺乏奧援的現況。當然，「擔保模式」只是土耳其的單方提議，若沒有與域內各國形成共識，基本上沒有實踐可能，但土耳其的做法反映了以巴問題在其對外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土方希望能藉此展現的大國身分。尤其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又在25日表示，哈馬斯並非恐怖組織，而是保護自己土地而戰的「解放者」（liberators），這一表態遠比起多數阿拉伯國家「激進」，顯見土耳其欲借此事得分的對外思維。

土耳其在以巴之間的平衡政策

回顧土耳其與以色列的互動，1949年兩國建交以來，以巴問題一直是攪動雙方的重要因素，只是呈現方式有所不同。

1949年至1990年，土耳其雖是第一個與以色列建交的穆斯林國家，卻也十分擔心阿拉伯世界的輿論，因此只敢與以色列進行有限的隱密聯繫，例如1956年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島後，土耳其便宣布降低雙方關係至「代辦等級」，但1958年兩國總理秘密會晤後，以土便開始了情報共享，土方更在1963年將兩國關係回升至「使館等級」。1967年六日戰爭後，土耳其雖與阿拉伯國家共同呼籲以色列撤出佔領地，但土耳其並未稱以色列為「侵略國」，與其他阿拉伯國家有所不同。

1979年，土方允許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安卡拉開設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簡稱巴解）辦事處，並在1980年因以色列併吞東耶路撒冷，而宣布外交兩國關係降至「二等秘書級」，一直要到1991年馬德里和平進程結束後，土耳其才與以色列重新進行「大使級」接觸，不過同時也將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外交關係提升到同一級別。

1990年代，在馬德里和會、奧斯陸和平協議的以巴和解背景下，以土關係有所深化，不僅經貿互動升溫，雙方也確立了「敘利亞存在威脅」的共同戰略目標，尤其土耳其為打擊盤據敘北土南的庫爾德武裝，希望尋求以色列的軍備支持，而雙方在國防工業市場的互動，毫無疑問成了這段關係的穩定基礎，兩國也不避諱展現「戰略夥伴」的公開立場。

但2000年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義爆發後，以土的10年蜜月期就此下滑。一來，土耳其輿論強烈抨擊以色列軍警的暴行；二來，埃爾多安帶領的正義與發展黨（AKP，簡稱正發黨）在2002年11月勝選，前者在以巴問題上的強硬表態，也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兩國關係。例如2004年以色列暗殺哈馬斯精神領袖艾哈邁德·亞辛（Ahmed Yassin）後，埃爾多安便公開譴責這是「恐怖行為」，並稱以色列在加沙地帶（Gaza Strip）實施「國家恐怖主義」。

不過與此同時，土耳其並未停下與以色列的軍事合作，甚至還日漸深化。例如2005年，土耳其軍方就以1.83億美元的價格從以色列採購三套無人機（UAV）系統，以色列國防軍也同意向土耳其提供監視設備，來協助土耳其偵測與伊拉克的邊界安全，防止庫爾德武裝越境襲擊。簡單來說，土耳其的「實用主義」外交，在面對以色列時表現得格外明顯。

而或許是為爭搶巴勒斯坦議題話語權、掩護與以色列的軍事合作、樹立區域調解人的威望，土耳其在2003年埃爾多安掌權後，開始出現激烈批評以色列、同時又積極斡旋以巴衝突、以阿衝突的外交雙重奏。例如埃爾多安儘管嘴上不饒人，身體卻很誠實地在2005年訪問以色列，並在該年9月促成了以色列與巴基斯談的首次官方會談，又在2007年至2008年斡旋以色列與敘利亞的秘密談判，儘管2006年哈馬斯勝選後，加沙地帶的暴力有所升級，土耳其也出現了反以示威。

2008年，以色列發起名為「鑄鉛行動」（Operation Cast Lead）的加沙戰爭，衝擊了土耳其的調解努力，與敘利亞的和平進程也化為烏有，暴怒的埃爾多安為此批評以色列「在加沙屠殺」；2010年又發生馬維馬爾馬拉號（MV Mavi Marmara）事件，該船有意衝破以色列對加沙的海上封鎖、送去物資，但遭以色列國防軍實彈射擊，導致了10未土耳其公民死亡。事後安卡拉直接將兩國關係降為「二等秘書級」，距上次降級還是30年前以色列併吞東耶路撒冷時。

但儘管如此，兩國還是在此後多年間進行了各種公開與秘密的互動，並在2016年宣布恢復關係，畢竟雙方都因敘利亞局勢的發展而不安，尤其是2015年伊朗、俄羅斯相繼介入後，該地的大國關係明顯更趨複雜，不僅以色列擔憂伊朗威脅逼近，土耳其也擔心庫爾德武裝滲透，兩國最終還是因安全議題而重修舊好。

土耳其調解以巴問題的障礙

基本上時至今日，以土關係都未偏離2003年埃爾多安掌權後的基調：在以巴衝突後激烈批評以色列、同時又斡旋解決衝突的相關機制。而其背後原因，當然不離對大國威望、以色列軍備的雙重渴望，所以也往往可以觀察到，土耳其對以色列再怎麼不假辭色，雙方的回暖與合作終究會再現，差別只在時間長短。

例如2011年至2016年的降級期，土耳其持續呼籲以色列「解除對加沙的封鎖」，而從結果來看，以色列當然沒有做到，卻在期間允許土耳其前來建設加沙，例如建造新醫院、清理水井、翻修清真寺、建造住房以及運送人道主義物資等；而有趣的是，土耳其所謂「解除對加沙的封鎖」其實相當含糊，並未言明是解除海上封鎖（以色列堅決拒絕）或放寬陸路過境點的通行（以色列通常會視情勢短暫放寬），看起來更像是為表態而表態。

而除了調解的「不真誠」，土耳其還有一動作會降低斡旋以巴衝突的實際收效：曾經長期庇護哈馬斯幹部。這一動作雖確保了安卡拉與哈馬斯存在溝通渠道，卻也會對土耳其斡旋以巴衝突構成一定挑戰，因為哈馬斯與伊朗、極端伊斯蘭勢力、以及同樣被阿拉伯世界厭棄的穆斯林兄弟會（簡稱穆兄會）關係匪淺，基本上已直接被以色列排除在談判對象外，阿拉伯各國也多支持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展開互動，而不會贊成與哈馬斯進行太公開的交流。

此外，土耳其的積極斡旋也給埃及等國帶來不安全感，認為這是安卡拉干預地區情勢、進行滲透的藉口，尤其埃及在2013年政變後便嚴厲打壓穆兄會，而土耳其與哈馬斯的長期關係，讓埃及擔憂所謂「斡旋」會演變成「外部勢力扶持穆兄會」的陰謀，所以不願呼應土耳其針對以巴問題的倡議，並且有意爭搶「斡旋」的話語權。例如2017年，哈馬斯與敵對的法塔赫（Fatah，巴解最大派別）就在埃及斡旋下，於開羅簽署和解協議，只是雙方的對立最後並未因此消除。

而或許是考量到前述兩個原因，土耳其在近年驅逐了滯土的哈馬斯幹部，且更加聚焦在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的問題上，對於加沙地帶反而較少著墨，明顯是想強化與巴解的互動。只是從結果來看，巴解與阿拉伯國家並不十分領情，尤其2017年卡塔爾外交風暴以來，以巴問題無可避免沾上了區域博弈的色彩：在以色列與多數阿拉伯國家看來，土耳其、伊朗、穆斯林兄弟會、哈馬斯等「麻煩製造者」是一邊，埃及、約旦、巴解這些「可以溝通的對象」則是另一邊，土耳其為2017年聖殿山危機的發聲，也被理解成「奧斯曼帝國的復辟」。

當然，近期一段時間中東上演了大和解，先是沙特、巴林、阿聯酋、埃及在2021年與卡塔爾恢復了外交關係；再是埃爾多安於2022年訪問沙特，以及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的同年回訪；接著是2023年的沙特伊朗復交，還有本來可能發生的沙特以色列建交；就連2021年以巴衝突後轉冷的以土關係，都在2022年恢復互派大使，兩國領導人更舉行了14年來的首次會晤。但哈馬斯閃擊發生後，前述關係無可避免都要受擾動。

其中，受傷最重的當然是沙特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可能要延後幾年才能重啟，而哈馬斯背後的伊朗陰影，也會在短時間內干擾好不容易和緩的沙伊互動；土耳其雖與襲擊無關，也不可能與以色列斷交，卻明顯在重拾過往「支持哈馬斯」的姿態、更提出了「擔保」以巴衝突的建議，而這些動作極易被周遭各國視作「奧斯曼帝國復辟」的跡象，最後不僅不會有國家跟進呼應，還可能在接下來一段時間冷遇土耳其，只是後者或許也不介意。

從安卡拉的視角來看，其一來是想建立區域調解人形象，就跟其也曾積極表達有意斡旋俄烏衝突、甚至瓦格納兵變一樣；二來是想借巴勒斯坦議題建立自己在中東、乃至伊斯蘭世界的權威，就跟伊朗分明不是阿拉伯國家，卻也基於「革命政治」、牽制以色列的需求，而屢屢在以巴議題發聲；三來，土耳其顯然非常有自信，認為自己與以色列、阿拉伯國家的實質互動不會因為這次「大發雷霆」而發生毀滅性變化。

說得更直接，在安卡拉看來，對巴勒斯坦議題高調發聲，是利大於弊的外交動作，因為自己早就跟以色列建交，又與巴勒斯坦有段距離、不必擔心被衝突波及，又相對沒有極端伊斯蘭的問題；而以色列的齟齬、阿拉伯國家的猜忌，只要不影響各方實質互動與互賴，安卡拉其實一向不懼所謂的「公開交惡」，就像其也曾三次降級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卻還是多次上演了大和解一樣。

大膽出手、試探邊界，甚至不怕推翻昨日的自己，大概就是土耳其的對外思維。

原文發表網址:

202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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