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伊朗冷靜、比土耳其低調:面對以巴衝突,沙特到底怎麼盤算?

2023/11/29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伊朗總統萊希2023年11月11日訪問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會面。(Reuters)

伊朗總統萊希2023年11月11日訪問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會面。(Reuters)

新一輪以巴衝突發展至今,中東各國的反應互有不同。

首先是作為當事方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lestinian Authority)當然譴責以色列的無差別屠殺,卻也對哈馬斯的襲擊委婉表達了「不支持」,最後巴方不僅無法阻止以色列入侵加沙,也沒能控制約旦河西岸的暴力蔓延;而哈馬斯雖贏得了宣傳勝利,強迫各方正視沉寂已久的巴勒斯坦問題,卻似乎在「如何收場」上一籌莫展,也沒能阻止加沙人民被以色列屠殺。最終,以色列的報復依舊強悍,巴勒斯坦則一如往常展示了兩條路線:權力機構只能「等待正義到來」,哈馬斯則上演了不惜成本的血戰。

再來是埃及。其站穩了三點立場:第一,沒有人可以強迫埃及在西奈或其他地方接收巴勒斯坦難民;第二,西奈半島是埃及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加沙民眾不應該被強迫遷出加沙。顯然,埃及相當擔憂衝突的外溢成本,或也正因如此,埃及積極表示願在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進行調解,最後成功與卡塔爾、美國共同斡旋了4日停火。無獨有偶,擔憂難民湧入的約旦也是類似立場。

接著是伊朗。通過調度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伊朗在襲擊以色列上贏得了初期的政治勝利,其內部強硬派更是沾沾自喜,認為這次襲擊代表伊朗有能力干預中東政治,尤其是破壞沙特與以色列的和平計劃。但面對以軍悍然進攻加沙,伊朗的立場轉趨冷靜,顯然不想捲入衝突泥淖,也不願為哈馬斯打上一仗,因此做為伊朗附庸的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民兵雖有動作,卻更像是有口無心的「反抗表演」。

再來是土耳其。安卡拉的初始反應相當平衡,既譴責對平民的襲擊,也呼籲各方保持克制,畢竟其才剛與以色列恢復互派大使。只是隨著加沙局勢升級,土耳其的立場也愈趨激烈,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既稱哈馬斯是「解放組織」,更嚴厲批評以色列對加沙的空襲與地面攻勢,並稱土耳其願與各國共同「擔保」以巴衝突。平心而論,土耳其或可在釋放人質上與哈馬斯交涉,卻在斡旋以巴衝突上缺乏有效槓桿,且對周遭阿拉伯國家來說,土耳其始終不是「自己人」,因此綜觀中東,至今最有力的斡旋國還是卡塔爾。

而如埃及、約旦般積極避禍也好,如土耳其、伊朗般激烈表演也罷,有一中東大國面對此次衝突格外低調,既不高調譴責以色列,也未如卡塔爾般私下穿梭斡旋,那便是沙特。

沙特與海灣國家的角色分工

而要了解沙特冷淡的原因,可以先參考衝突爆發前,海灣六國面對以色列的「外交分工」。

其中,科威特明確拒絕了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阿曼、卡塔爾則採務實共存姿態,雖不建交卻持續深化互動;阿聯酋、巴林則直接衝破政治正確,與以色列建交;沙特原本與阿曼、卡塔爾姿態類似,但在衝突爆發前已逐漸走向阿聯酋、巴林路線,只是最後被「阿克薩洪水行動」打斷。

上述現象,既凸顯巴勒斯坦議題愈發「脫鉤」於現實政治,也體現了海灣六國的某種角色分配:作為沙特附庸的阿聯酋、巴林,在老大哥支持下直接行動,率先與以色列建交;一向扮演海灣和平鴿的科威特,守住了巴勒斯坦議題的門面;與科威特角色類似的阿曼,即便與以色列修好,也始終沒有踏出建交的一步;擅長「小國大外交」的卡塔爾,扮演了斡旋以巴衝突的關鍵樞紐,與以色列、哈馬斯都有溝通管道;而作為海灣領袖的沙特,即便面對「不安分」的卡塔爾,還是大致協調了前述各國的角色展演。

簡單來說,海灣國家面對以巴衝突,出於區域平衡、角色分配的不同需求,本來就不會有統一立場。例如這次衝突爆發後,巴林與阿聯酋直接譴責了哈馬斯,沙特在內的其他4國則專注於維繫政治正確:檢討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長期壓迫,但也僅只於此,因為各國都不想破壞與以色列的實質互動。但當以色列劇烈空襲加沙、發動地面攻勢後,各國領導人迫於輿論壓力,只能升高政治譴責,沙特、阿聯酋、卡塔爾更在外交層次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只是「分工模式」的延續還是相當明顯。

其中,阿聯酋剛好是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的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所以便作為「阿拉伯世界代表」,在安理會進行了一系列政治表演:要求舉行緊急閉門會議、呼籲停火、表決議案等。只是,大開殺戒的以色列連美國的話都未必會聽,聯合國的決議與譴責究竟能有多少重量,阿聯酋當然也是心知肚明,但不發聲的政治成本必然大於發聲,所以即便「只是過場」,有的場面也是「不得不過」。

卡塔爾則一如既往扮演了斡旋樞紐。自2012年哈馬斯在多哈(Doha,卡塔爾首都)成立政治局起,卡塔爾便多次促成美國、以色列、哈馬斯的高層會晤,就像多次舉辦塔利班與美國官員會談一樣;2014年加沙衝突時,卡塔爾更是促成停火的核心角色。這次當然也是衝突開始不久後,便開始斡旋人質問題,即便血腥的加沙地面戰隨後開打,卡塔爾依舊積極穿梭,最後成功促成了11月24日至27日的4天休戰,並且爭取到了2天延長。可以這麼說,比起伊朗與土耳其的激情表態,卡塔爾的斡旋才是緩解衝突的關鍵,只不過這一緩解暫時還是「治標不治本」,且卡塔爾也絕不會為了巴勒斯坦議題,破壞自己與以色列的政治互動。

再來是沙特。基本上,沙特的作法就與阿聯酋類似,都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角色進行政治表演,但不真正推動實質解決。例如11月11日召開的阿拉伯-伊斯蘭領導人特別峰會,看上去聲勢浩大,其實原因還是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內部存在分歧,所以沙特便把伊斯蘭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找來「二合一」,順道連伊朗總統都邀來進行復交後的首訪,這才勉強形成一份措辭強烈、但缺乏實質圍堵與行動的公報。會上討論時,伊朗、敘利亞、黎巴嫩和阿爾及利亞組成了「激進」陣營,卻沒能一乎百應,海灣六國即便各有角色,也沒有任何一國響應前者提出的強硬方案:中斷對以色列及其盟國供應石油、斷絕與以色列的經濟和外交關係。

11月20日,由沙特籌組的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外長聯合代表團訪華,成員包括沙特、約旦、埃及、印度尼西亞、巴勒斯坦的外長,以及伊斯蘭合作組織秘書長,宣稱是要「推動以巴停火」。這一訪問當然在中國輿論場引起很多討論,但討論改變不了訪問只是政治表演的現實,因為中國在斡旋以巴衝突上不具有效槓桿,來訪成員中也缺乏卡塔爾這般能實質溝通哈馬斯的關鍵國家,所以這些國家的首要目標,還是要對國內輿情「有個交代」,即便真有呼籲停火的用意在裡面,其終極目標也是要降低衝突對自己與以色列實質互動的影響:已經與以色列建交的埃及、約旦不想被政治正確逼著斷交;沙特則還想在風頭過後重啟關係正常化進程。

所以綜上所述,沙特面對以巴衝突,很大程度是在海灣範圍內進行了「角色發包」:衝突之初,正準備與以色列建交的沙特低調神隱,阿聯酋等以色列邦交國則負責譴責哈馬斯,希望側面降低外界對以色列的負面觀感,最大程度為與以色列保持關係、深化互動留下空間,卡塔爾的斡旋同樣是有緩和衝突的考量;加沙地面戰開打後,沙特無法再神隱,阿聯酋也不敢再為屠殺辯護,只是兩國雖提高了回應層級,目標依然沒變,都是希望迎合政治正確、展演自己對議題的關注,但實質的斡旋任務還是落在卡塔爾身上。

沙特王儲的考量

從國家體量來看,沙特不只是海灣領袖,也是阿拉伯世界、中東地區無可否認的大國,卻對以巴衝突如此冷眼,究其緣由,當然還是對國家定位與利益的現實考量。

首先是沙特的國家定位。有不少中國輿論認為,沙特應該負起斡旋責任、甚至代表阿拉伯世界為巴勒斯坦討公道,才當得起「大國」身分。這恐怕是對中東國情的不了解。斡旋與政治協調,對長期擔任東亞主心骨的中國來說,或許是有意義的事情;但在中東這個現實主義當道的尚武之地,對過去的埃及、現在沙特與伊朗等來說,實在不是「大國」該有的表現,而是諸如科威特、卡塔爾這般「中等國家」才會有舉動,真正的「大國」就該攻城掠地、壯大自身,成為「被中等國家斡旋」的對象。

伊朗的作為最是典型,德黑蘭先後介入黎巴嫩內戰、伊拉克戰爭、敘利亞內戰、也門內戰,持續擴大影響力,最後建立「什葉新月」的地緣板塊;沙特同樣介入了敘利亞、也門內戰,只是發現自己不敵伊朗,又想專注耕耘「2030願景」的經濟轉型,所以才在近年降低了地緣挹注,並與伊朗緩和了對峙;再以作為全球「中等國家」、中東「大國」的土耳其為例,安卡拉或許在俄烏衝突上扮演了斡旋者,但在中東區域事務上,還是維持了攻城掠地的兇猛「大國底色」,先後進軍敘利亞與利比亞,並在伊拉克屢屢打擊庫爾德武裝。簡單來說,斡旋在中東不是公認的「大國行為」,所以在沙特的自我認知內,當然不存在自己必須調停以巴衝突的政治理解,而是認為交給卡塔爾處理即可。

再來是沙特的國家利益問題。這部分又可以分出兩個層次:沙特目前的戰略重心是什麼?介入以巴衝突究竟對沙特有何好處?

首先探討沙特目前的戰略重心。如前所述,在發現與伊朗對峙的成本高於獲益後,沙特便希望進行戰略收縮,不再動員附庸圍堵與伊朗「眉來眼去」的卡塔爾,也不想再耗費巨資介入也門戰場、成為胡塞武裝的報復襲擊目標,所以在2023年宣布了與伊朗的復交。但這不代表沙特面對伊朗的擴張「選擇投降」,恰好相反,沙特意在耕耘伊朗參與不了的「新戰線」:第一,以「2030願景」布局國家在後石油時代的經濟與產業轉型,讓沙特真正成為中東的科技、工業與投資強國,被嚴重制裁的伊朗當然無法參與競爭;第二,繼支持阿聯酋、巴林與以色列建交「試水溫」後,也開始布局自己與特拉維夫的建交進程,目的同樣是要與作為中東軍事與科技強權的以色列互通有無,這點與以色列關係極差的伊朗同樣做不到。

當然,前述的戰略轉向,不僅是沙特試錯後的新調整,也是38歲的沙特王儲、實際掌權者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作為新一代阿拉伯領袖,面對時代變局必然會有的視野轉向。

這裡便能切入另一話題:介入以巴衝突究竟對沙特有何好處?其實阿拉伯國家在經歷過去中東戰爭的多次失敗後,大家都已心裡有數:介入以巴衝突除了鞏固政治正確外,沒有任何實質好處,否則曾是阿拉伯民族主義代表的埃及,便不會在1980年率先與以色列建交,曾經大力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的約旦,也不會在1994年跟進。沙特之所以克制多年,既是顧慮自己作為「兩聖地監護人」的伊斯蘭世界角色,也是因為掌權的父輩們認為沒有必要。因此即便沙特與以色列的關係不斷改善,也始終沒有跨出那關鍵的一步。

但年輕的王儲生於1985年,當時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已成歷史灰燼,作為精神代表的埃及前總統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也已在1970年逝世。王儲沒有經歷過以巴戰爭的亢奮年代,出生不久後代表以巴「兩國方案」嘗試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便迅速登場,2000年的「第二次大起義」也沒能吸引各國的實質協助,倒是讓哈馬斯的激進路線成為眾矢之的。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25歲的沙特王儲也開始參與國政,處理的便是與伊朗的地緣博弈問題,哈馬斯作為德黑蘭棋子,當然是王儲的眼中釘,而不是值得同情的「解放組織」;與此同時,沙特的經濟與產業轉型需求迫在眉睫,「2030願景」不僅是沙特未來的發展重心,也是王儲推出的重要「政治IP」,在穆罕默德眼中,任何地緣議程都不能干擾「2030願景」的進行。

以上經歷決定了,王儲掌政下的沙特不僅不會重走「阿拉伯聯軍對抗以色列」的老路,也不會因此放棄與以色列的建交。即便衝突爆發後被迫進行了一系列支持巴勒斯坦的「外交表演」,慣於管制言論的沙特也始終沒有限制國內的「反哈馬斯」網路輿論。

當然,哈瑪斯這次孤注一擲,確實攪亂了沙特的地緣布局。但國際政治的底層邏輯還是利益與實力,巴勒斯坦議題當然總能吸引廣泛同情,但主觀的立場與同情改變不了巴勒斯坦孤立無援、以色列卻有美國支援的殘酷現實,這個道理埃及已在40年前明瞭且實踐,如今的沙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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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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