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影】小曉：因為ADHD搬上檯面的教養困境

(雷)

觀影一個多小時，如坐針氈。除了導演成功營造隨時在爆破邊緣的氛圍之外，還有切實呼應小曉媽媽發自內心的呼喊「我每天開心的事已經夠少了」（語意近似，非原句），整部電影密集堆疊一次又一次的衝突、意外、人生困境，以及所有「媽媽不像媽媽，小孩不像小孩，老師不像老師」的角色。

電影《小曉》由飾演小曉的12歲演員林品彤，在今年第60屆金馬獎拿下最佳女主角獎。12/8全台院線上映。

撕掉聖母光環，然後呢？

媒體對演員、導演、監製的訪問，以及部分網路的評論，都表示電影呈現非典型母親，讓大眾思考母親角色背負的社會框架，以及母親作為一個「人」，被忽視的需求與被強加的壓力。

聖母光環就像裹腳布，啃食人心的不合理要求就該被剔除。但是不當聖母，作為一個媽媽、家人、或僅僅是一個人，「對待」可以是什麼樣子？

薇芳的角色，讓我在觀影期間不時升起怒氣。

狂風暴雨的颱風天，開車到學校不是為了接女兒小曉，是要接外遇的情人，小曉的老師保羅。外遇的選擇不該被道德綁架，但是在乎孩子生命安全的心情被拋下，在孩子立場的設身處地，對我來說更為強烈。

在這個情境下，薇芳和小曉進入第一次激烈的爭吵，不是因為外遇，是因為逃避。薇芳被小曉發現他單獨在保羅家之後，開車回家路上顧左右而言他，開啟對話使用質疑的語言、講自己懂事的童年、質問小曉沒喝水。薇芳瘋狂炸過來的負面言語，讓還在消化媽媽與老師互動似乎過從親密的小曉，無法再用輕佻的哼唱帶過，只能衝下車紓解排山倒海的壓力。車裡的這場戲，看得好痛苦，兩個最親密的人，相隔一個排檔桿的距離，內心卻對對方築起又冷又硬的高牆，沒有任何愛能從其中穿透進去。

禁不住車內緊繃氛圍的小曉，自馬路中央衝下車，狂烈尖叫與擊打自己。 圖 / CATCHPLAY

我能明白，外遇的衝擊是雙向，薇芳同時也在面對原本兩個人的事，變成三個人的事，他該如何成為自己，同時作為小曉的媽媽？

只是過程中，薇芳往往選錯方式。或者該說，他走入婚姻，成為媽媽，直到現在，承擔太多委屈、艱難、無助，他積累成傷，卻持續逃避。他拒絕保羅在約會過程談小曉；用送禮為小曉爭取師長的人情；打扮漂亮在IG經營生活美滿的假象⋯⋯。

薇芳付出時間、金錢、承擔道德風險，在他認知已做足了遷就、犧牲、讓步，但當他面對小曉，卻成為一個大ADHD。

小曉和保羅因為紫色髮帶引發的親密互動，薇芳應對的方式是逕自進到浴室觸碰小曉，要幫小曉洗澡，充滿侵略性的動作，還有像是賭氣也像鬧彆扭的「我也想跟你玩阿」，再釀母女衝突；小曉誤傷同學，被迫隔離在家三天，薇芳豁出去陪小曉玩樂，卻是報復性行為，熬夜到天亮仍扯住小曉，不准他休息，失控質問「你以為你是誰啊，為什麼全世界都要這樣陪你玩？」

痛苦的媽媽，無法療癒自己的傷，傷害就會轉為防備和攻擊，承受的對象是自己的孩子。

沒有ADHD，一切就會太平嗎？

電影看在許多家裡也有特殊兒的家長眼裡，有共鳴、被理解的感受，長期以來的艱難有管道被窺見，不再獨自經歷。但是當父母教養出錯，還沒找到方法為自己辯駁的孩子，壓力又該何去何從？面對父母針鋒相對，家庭即將拆解；媽媽和老師外遇卻心照不宣；老師介於師長、父親、媽媽的情人之間混亂的角色定位，小曉瘋狂的舉動只來自ADHD嗎？或是幸好有ADHD，讓這些混亂矛盾得以被高聲釋放，不是被一些「懂事」的孩子壓抑在童年，周圍的大人還以為小孩什麼都不懂。

在輿論大多傾向討論母親、女人的困境，以及活出自我與社會期待間的掙扎，我對那些相互折磨的親子互動更為在意。有好幾個瞬間我都在設想，只要言語收斂一點鋒芒，只要再往對方處境靠近一點，只要對自己的無能為力再多一點坦然，小曉是不是不至於在醫生診斷病況漸入佳境時，行為卻被質疑更加失控？

我沒有被診斷是ADHD，但小時候也曾對暴力與愛夾雜、羞辱與獎勵並行的教育感到困惑，甚至其中一方家人從小到大像是膝反射的質疑與否定，也成為自己長大成人後，必須持續花力氣處理的心理衍生至行為的問題。但表面看來，我是一個妥妥的「正常人」。

家長會上許多家長質疑，醫生診斷小曉狀況改善，為何仍接連惹出麻煩？ 圖 / CATCHPLAY

養育孩子傾全村之力

有句古老的俗諺「養育孩子需要靠全村的力量」，教養問題不是歸咎單一家庭，或是追問哪位利害關係人。縱使我對薇芳對待小曉的方式極度不認同，但是孩子成長的環境，是由整個社會一起形塑，媽媽迎面而來是批評或是同理，都會影響下一秒他能如何看待孩子。

我們很難知道孩子、家庭、爸爸或媽媽是在哪個環節失足。假使學校可以介入輔導資源代替開紅單消極阻隔孩子入校；營地遊客可以不直接批評攻擊；學校其他家長不是只想著把小曉趕走，如果社會多給一些空間、多增進對多元狀況的理解，這個家、這個孩子，是不是就可以稍稍遠離懸崖？

書寫這篇觀影心得的期間，台灣及南韓同時發生震驚社會的大事，南韓知名男演員李善均在疑似吸毒案調查期間燒炭自殺、台灣一名國三生在校遭同學刺殺身亡，兩起事件或前或後，都與輿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再次提醒我們，社會到底是想解決問題還是解決發生問題的人？事後零容忍，事前為這個社會的包容、善意、同理又付出過多少？當你在餐廳用餐，還會對隔壁桌好動的小孩投以不耐和嫌惡的眼光；當你還把「抖音一響，父母白養」這種嘲諷言語掛在嘴邊，社會究竟提供什麼優渥的條件，讓孩子和他的父母足以身心健全、善良友好？

現在台灣輿論還在為國三生之死爭論搜書包規定，還在檢討學生人權過度擴張，以及對少年犯懲罰不夠重。我們離眾多小曉被溫柔對待、避免再一次的社會憾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