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說他們的故事，讓人知道他們是如何自知會被捕、被「消失」，讓我們能一面看著他們的社會生活崩解，一面仍勉力將之抓住。
《黑甲山的微光》臉譜出版書影/蝦那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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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2009年發生「七五事件」後，中國政府構築了一個「只要幫助維吾爾人的發展經濟，就能緩解維漢兩族關係」的殖民美夢。
呼應書名《黑甲山的微光》，黑甲山是新疆烏魯木齊西北部一處穆斯林社區，中國官媒體新華網2010年曾報導該地「地處郊區，流動人口多，社會治安混亂。」這塊四周圍繞著高樓大廈的不尋常之地，居住著曾對城市榮景有所盼頭的20萬維吾爾移民，往表面看，這地方破壞了經濟起飛的都市文明景觀—「落後」又「貧困」；往深層看，它是恐怖主義與極端分子滋養的溫床。
於是，中國政府以城市建設、拆除違章建築之名，至此將維吾爾移民的家園夷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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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由人類學學者戴倫‧拜勒在烏魯木齊的實地田野調查與研究，探討由國家出資、民間出力的監控系統，如何將維吾爾人變為恐怖資本主義的客體，以及其如何抵抗國家強權進行剝奪系統的生活。而身在其中的維吾爾人一是成為輔助系統運作的基層工作者：協警、警衛、愛國主義講師；另一種則是送進再教育營，先是接受愛國教育後，被迫送進工廠，成為國家經濟發展政策下的勞動力。
起源於911事件，各國政府以「恐怖分子」或「極端分子」詞語指稱種族化而帶有歧視、偏見的「壞穆斯林」他者。中國承襲這種脈絡，又再加以打造了一種新型態的數位監控，將非漢族的穆斯林人身與財產，變為國家與企業得以正當「侵占」的標的，並使其活在中國墾殖者的論述，持續遭貶低、被排除，在行暴力殖民的同時，又被打造為不自由的、有利可圖的經濟個體（勞動力），而系統受益者得以獲得新型態的科技財產與資本積累。
「恐怖資本主義將人民反恐戰爭這個例外空間去切割自己的隔間，產生一個資本主義侵占的新序列，恣意地從被標註為異類，因此可疑的群體中進行資料的擷取。這些科技-政治過程的起點是收割穆斯林的社會生活—從他們擁有的物件到他們的社會關係—然後將之管變為數據。」
恐怖資本主義的體現，是透過數位圈禁、族裔-種族化的貶低、物質剝奪與不自由勞動，改變維吾爾人的自我認知並切斷跨國穆斯林認同，將之打造為中國式殖民的最終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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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拜勒在研究中並未呈現二元對立，代表國家的基層協警與被拘留者以及漢人與少數族群，都有其生命經歷的困境與企圖掙扎出系統的奮力一搏。
如他在其他訪談中提及卡夫卡《流放地》，人成為了機器的一分子卻不自知，這個科技牢籠即是新疆的隱喻，監視者與被監視者同樣被囚於殖民地，使用科技做為工具，將所有人轉變為無時無刻不在自我糾察的緊繃狀態，最後將整個維吾爾社區掏空。
他寫漢人攝影師陳業，寫他花上人生數十年記錄維吾爾人所遭受到的社會暴力，而維吾爾人也將他視為自己社群的一分子。
不過當維吾爾青年看到陳業所拍的受苦的維吾爾人，他說：「2009年後所發生的事並沒有從真正的根源去處理問題，就像1989年或文化大革命一樣，領導人只是忽視真正的問題，然後表現得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這種作法非常中國。我覺得多數漢人看著陳業的照片，基本上也會是同一種心態，他們看著這些人生活如此艱苦，只感到一點點難過，但他們不會為此去採取任何行動。」
陳業確實還是做到了某種反殖民行動，亦讓拜勒寫下了一種探索去殖民跨族裔政治的可能性，亦即：讓觀感範疇中被排除的東西被看見。另一點可以思考的是，漢人在討論維吾爾人議題時，是否常常不自覺套入自身立場，扁平化維吾爾人的差異性，從而忽視了該族群在系統結構下遭受的暴力。或許也可以提供我們新的思考方式，加以討論目前幾乎毫無存在感卻一樣重要的—居住在新疆的漢人與老新疆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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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我認為深刻之處，是拜勒筆下書中的主角們，讓讀者得以看見其生命中曾經閃耀的光芒，儘管最後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一個迎不來幸福快樂的結局。那些在帕爾哈提‧吐爾遜(Perhat Tursun)小說《後街》(The Backstreets)找到自己類似經驗的維吾爾人，有的削去蓄鬍，身著西裝讓自己看起來更為「素質」，以免讓人將自己聯想為「恐怖分子」，強制遣返回鄉，甚至被消失；另外一群恪守穆斯林傳統行業的學徒—從烘焙到屠夫、金工等，其勞動被貶低、被視為城市中可以被削減的剩餘人口。
這些年輕維吾爾男性，最初懷抱著功成名就的渴望，隻身從鄉間來到烏魯木齊這座吃人城市。
「這個城市裡沒人認得我，所以不要想說跟誰當朋友了，就算想跟誰當敵人都做不到」感受不到自身在城市的存在，除了無從棲身，歧視與貧窮困苦亦如夢靨般糾纏無法脫身，流離在永不見散去的濃霧之中，墮入在城市邊緣地帶。而當維吾爾移民好不容易在清真寺、無邊無際的網際網路、如命如肝的友誼間找到歸屬，卻更進一步形塑了其與伊斯蘭信仰的關係與政治科技系統的評價關係，最後被以「拯救」之名，一個個消失於再教育營與工廠的無底洞。
「令人難以接受的真相是，民族誌本身的能力極限就是為被殖民者提供緩解性的保護跟照顧，但我被迫坐在了這樣一種真相旁，讓再三失去朋友的憤怒成為我的燃料，推著我去努力翻譯跟記錄國家與企業的暴力。」
悲觀地看，作者的民族誌、漢人陳業的攝影、馬赫穆爾的紀錄片，拯救不了任何一個維吾爾朋友，乃至數十萬維吾爾族人。但如作者所言，至少作為人類學學者的意義，就是紀錄，將麥克風音量調大，讓他們能被聽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