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維梅爾的帽子》談17世紀風靡全球的中國熱
＃佛朗基人為當時中國對歐洲人的稱呼襲取自阿拉伯人的用法 ＃黑鬼為當時中國人對黑人的稱呼 ＃南蠻為當時日本人對葡萄牙人的稱呼 ＃李日華筆下的荷蘭人紅髮黑面腳底長逾二尺（60cm） ＃在愛爾蘭瓷器被稱作delph而非china
荷蘭畫家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最為人熟知的畫作為〈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其一生皆生活於荷蘭台夫特（Delft），故又被稱為「台夫特的維梅爾」，與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1669）同被稱為荷蘭黃金時代最偉大的畫家。然而，如同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年—1890）的作品死後才聲名大噪，維梅爾的作品和才華亦直到19世紀中葉才被認同。
本書副標題為「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透過七件作品；維梅爾的五件作品（〈台夫特一景〉、〈軍官與面帶微笑的女子〉（1658）、〈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少婦〉（1657）、〈地理學家〉（1669）、〈持秤的女子〉（1664））、范德布赫（Hendrick van der Burgh, 1627—1664）的一件作品（〈玩牌人〉（1655））、及台夫特瓷盤中的裝飾畫，一窺17世紀的全球貿易與作品背後隱藏的中國因素。
首先，繪畫作為一種藝術表現，亦是反應歷史的媒介；即畫者和觀畫者所處的世界。當時人們的所思、所做、所為，透過畫家的眼睛與雙手，紀錄下當時情境與物品（白銀、青花瓷、鯡魚船等）背後更大的歷史。前提是，必須是寫實主義風格的繪畫才有可能。然而，寫實主義風格並非全然中立客觀的寫實，畫中物品的擺放、光線、背景，人物的姿勢等都經過畫家精心安排，甚至風景畫除了選擇角度，亦須考量畫面平衡、美觀而選擇所截取風景的範圍。維梅爾的畫作除了一貫的寫實主義風格外，其一生雖未曾離開過台夫特，卻能透過當時作為全球貿易霸主的荷蘭，讓這段17世紀的全球貿易史得以透過畫作被保存，並作為本書作者加拿大史學家、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 1951—）詮釋17世紀全球貿易的窗口。
「17世紀的荷蘭，維梅爾在世時，荷蘭正經歷代規模的變遷，從軍事社會過度平民社會，從君主制過度為共和制，從天主教過度喀爾文教派，從商行過渡為公司，從帝國過度為國家，從戰爭過度向貿易。」
接著，17世紀是個什麼樣的世紀？中國歷經明末（1368—1644）與清初，日本結束戰國時代進入德川家康建立的江戶時代（1603－1868），西方歷經三十年戰爭（1618年－1648年），英屬東印度公司於1600年成立，荷屬東印度公司於1602年成立（1790年代破產1800年遭解散）。相同的是，東西方面臨地理大發現後（15世紀末到16世紀）的第二次接觸（文化移轉），及小冰河期（1645—1715）；寒冷氣候導致瘟疫肆虐全球（1550—1770），與穀物產量下跌。〈台夫特一景〉（1660、1661）中所見的鯡魚船（讓漁船能在海上用鹽加工處理鯡魚的船），正是反映氣候變遷致鯡魚廠往南移向波羅的海。
17世紀是個帝國主義尚未到來，隨機應變、充滿機會的時代，世界逐漸如蝴蝶效應般的產生關聯。相較於第一次接觸的發現時代（地理大發現），17世紀是第二次接觸；互動時間較長，不只人數多，如：1650年代，十年間搭荷屬東印度公司船隻前往亞洲的人數超過四萬人（但每三個搭船前往亞洲，就有兩個沒回來）。交換的商品也多，如：頭50年間，荷屬東印度公司船隻所運回的瓷器，總數超過300萬件。甚至離鄉背井、終老異鄉，如：傳教士永久居留於中國、或因船隻擱淺直接在當地娶妻生子、或中國人成為奴隸被帶至歐洲。種種皆促成差異文化的摩擦與融合，如：與法國結盟的北美原住民，天黑後，所有人都睡覺而無人站崗；法國人則認為已距敵方不遠，還不設衛兵太愚蠢，北美原住民則認為還未進入攻擊範圍，浪費寶貴精力站崗更愚蠢。
17世紀全球貿易的中心是中國，不同於今日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生產各種物美價廉的商品；17世紀西方（歐洲、美洲）流往亞洲的三大商品分別為：白銀、煙草、及用來開採銀礦和採收煙葉的奴隸。亞洲流往西方的商品則為香料（胡椒、丁香、肉豆蔻等）、紡織品，還有鑽石、瓷器。當時歐洲人對中國傳說中的富裕深信不疑，且想擁有異國文化的商品，並將之融入自己的生活空間，如：1602年，首次抵達荷蘭的大批瓷器，引來全歐洲各地的買家搶購。然而，從墨西哥出發的馬尼拉大帆船，得花兩、三個月橫渡太平洋才能抵達菲律賓，且要在七月前返航，避免颱風，故歐洲人無不想找到更快速通往中國的航道。
加拿大聖羅倫斯河地區法國傳教團的團長暨地圖繪製員尚普蘭（Samuel de Champlain, 1574—1635），正是試圖通過征服或殖民為實現其夢想－找到穿越北美洲前往中國的通道（沿著五大湖往上走，結果是失敗的）。尚普蘭一方面，需要原住民的知識來找出這條隱藏的通道，另一方面，還需要和原住民做買賣；如：買賣〈軍官與面帶微笑的女子〉（1658）中軍官所戴帽子的原料－海狸毛皮帽，以支應其探勘的開銷。當時在巴黎值一里弗赫（相當於一磅白銀）的商品，運到北美洲換海狸毛皮，再運回巴黎，價格可翻百倍為兩百里弗赫。17世紀全是個世界地圖尚未完整，充滿機會與冒險的時代。
雖然中國對歐洲之物不感興趣，頂多感到好奇而已。然而，隨著經濟擴張，卻創造出白銀的龐大需求（日本和南美為兩大供應來源）；一方面，中國需要輸入白銀以補足貨幣供給，另一方面，歐洲人必須輸出白銀以購買亞洲商品。當時中國白銀供應不足，縱使有銀礦，卻因政府擔心礦場的白銀不受控制，流入私人手中，及深信在開採聚落裡會引來人心腐化和社會動盪，而嚴格限制銀礦開採，歐洲則是因為白銀在亞洲經濟體所能買到的黃金，多於在歐洲所能買到的，如：在歐洲買一單位的黃金需要12單位的白銀，在中國只需要一半或更少的白銀即可買到。及中國境內普遍較低的生產成本，將白銀帶到中國，買進貨物回銷歐洲或亞洲其他地方產生龐大獲利（如同現在全球貿易，美國透過美金匯率賺價差，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較西方低，商品CP值高）。故荷蘭17世紀時平均每年運了價值將近一百萬荷蘭頓的白銀到亞洲（約10公噸重）。
最後，雙邊的貿易是相互影響的，除了語言，更多是在差異文化的摩擦與融合。如：中國的湯碗是圓底，西方用得則是平底，因為中國喝湯只是配角，為的是快速飲用，西方喝湯則是主角。中國景德鎮當時為了配合西方的餐具，而生產西方的湯碗。甚至連青花瓷的顏色，也配合西方的喜好，引進波斯鈷（中國的青花瓷顏色較淡），迎合西方人的需求。〈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少婦〉（1657）中，在1601年的人看來，主角不是少婦，而是前景中那件只有最有錢的人才買得起的中國瓷器。當時台夫特的勞動力有1/4投入與陶器貿易有關的工作，台夫特生產的精陶受到那些買不起中國瓷器的人們青睞，外銷至愛爾蘭，有趣的是，在愛爾蘭瓷器甚至被稱作delph而非china。然而，荷蘭於17世紀下半葉逐漸勢衰弱，其中1672年法國入侵尼德蘭為主要原因，荷蘭人無力抵抗，只能使出最後手段－破堤，英國順勢成為18世紀的全球貿易新霸主。
綜上，本書的七件作品，各作為17世紀全球貿易的窗口。17世紀的全球貿易史，並不必然需透過寫實主義風格的畫作才可研究，撇開這七件作品是否都跟17世紀全球貿易相關，即作者是否刻意放大作品的「部分」，如〈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少婦〉中，重點不在信或少婦，而是前景的土耳其的地毯與中國的青花瓷。然而，不可否認的，以畫作描述17世紀全球貿易史，是個具創意與有趣的詮釋視角，賦予繪畫更多層的意義外，也讓維梅爾在藝術史之外晉陞世界史之列，讓維梅爾的其他畫作更為人熟知。
卜正民指出，「外國之物在歐洲人的居室裡佔有一席之地，但在中國人的居室裡則沒有，這個問題與審美或文化無關，癥結在於各自能以何種心態來看待更廣大的世界。」筆者認為，當時中國之所以對歐洲之物不感興趣，除了中國地大物博，不差歐洲的新奇事物外，更在於，如同梁漱溟指出的，中國已是成熟的文化；是個早熟的、已達巔峰的文化。導致外來文化通常為其吸收、所用，如：佛教中國化，而非成為外來文化。或者說，中國文化本身就是包容差異的文化，融合各個民族的文化，甚至鄰國的文化皆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當然，前提是當時中國國力正盛。
17世紀要在中國永久居留有兩條途徑：一是向地方當局申請許可，由澳門進入。一是偷溜進來。而歐洲傳教士在中國還要遵行四個條件：透過合法管道來華、穿中國服、講中國官話、言行符合中國禮俗。相較於今日，各國有更開放的永居條件，且不必說當地的語言或認識當地的禮俗，幾乎可靠一本護照走天下。然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卻稱今日「全球化已死」。全球化當然未死；17世紀是西方人以開放的心態看待世界，東方人則故步自封，如今，風水輪流轉，西方人在保護主義、貿易壁壘下，不再如過去開放。此時回頭看全球貿易的起源，更加有感，如同胡塞爾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中批評伽利略及其後的科學家不再思考科學起源的意義（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受益於全球化下的我們，是否亦遺忘了全球化起源的意義？全球化，除了讓人得以享用遠在千里外生產的商品與進步的技術之外，更讓人透過反思自身文化（在地化），知道自己所置身於世界的位置，以減輕存在的不確定感，及保有讓文化持續進步與創新的可能。
2023/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