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到剝皮寮藝術街區參觀了「此刻我在:機構長者藝術展」。規模小小的,卻讓我度過了一個震撼的下午。
不是視覺上的震撼,而是情感上的震撼。
策展人是由同時有護理師與藝術治療師資格、赴法學習藝術創作的楊純鑾,此次展出的作品是在板橋榮家、天主教聖若瑟失智老人機構這些住宿式長照機構裡,帶領中度以上失智老人完成的藝術創作。
關於失智者的藝術作品,我曾看過國外的資料,但角度多半是從畫裡去判斷腦認知功能的退化程度(如手抖、無法對焦等)。但是,此展讓我感受到了另一層更棒更積極的意義:高齡長者表達有所困難時,創作可成為寶貴的線索,探勘他們內在的感受與渴望。
帶領長者創作,需要問題導引。工作坊設定了幾個問題「家是什麼?」「你最思念的人?」「如果人生可以再來一次,你想做什麼?」
這些問句,在國外也許是中性的問題,但在台灣,竟體現了大時代的意義,成為另一種情感史料。
因為,參與的榮家長輩經歷過1949年的遷徙與戰爭。因此,會看到非常震驚、椎心的答案。
例如,在「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一次」這題中,我猜想一般人可能會是:如果可以做別的工作、如果可以多花點時間照顧健康......等關乎個人選擇的答案。
但是,一位伯伯的回答是:「如果人生可以再來一次,我不要再當人殺人,好可怕!好殘忍!」
因為戰爭,他們被迫從軍殺人。因此,人生重來一次的標準,竟然低到連人都不要當。
此外,在「家」的議題上,純鑾說,省籍差異在某些表現上非常顯著。很有趣的結果是,回答「最思念的人」時,本省伯伯回答最思念的人,通常是「媽媽」;外省伯伯的回答則通常是「太太」(見下圖)。
作為一個生長在眷村外省第二代,這樣的結果我並不意外——因為「媽媽」是一般人最容易出現的答案,除非特殊狀況,媽媽對子女多半有無微不至、犧牲自我的愛(太太未必,哈!)。若加上早期重男輕女,80+伯伯的確會有較高機率會最懷念媽媽。
令我難過的是,其實,外省伯伯何嘗不思念母親呢?只是,他們多半十幾歲(頂多現在的國小和國中)就被迫從軍離開家鄉或逃難來台,與母親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
記得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時,爸爸第一次回到河南的老家。上回出門時他還是小毛頭,誰知就被抓兵,一隔已是一輩子,再次回鄉已是蒼蒼白髮,面對的是一堆荒草土塚——那是他母親的墳墓。他當時馬上下跪痛哭到腿軟,被叔叔拍下照片,那一幕我永遠記得。
對外省伯伯來說,原始的「家」已是模糊破碎的記憶,與母親的連結更只剩遺憾。真正給他們「家」的感覺,往往是來台灣後娶的太太。
在展場中播放一部記錄工作坊的影片,紀錄了此段對話的實況。一位伯伯說,「我畫得太醜了啦!」原本,現場每個人都哈哈大笑,以為是伯伯頑皮。沒想到,他補充「我把太太畫得太醜了啦!」說這句時他哽咽哭了——竟然有這樣的先生,因為自己把太太畫得太醜而感到愧疚。也許透過畫的過程,他更想起了已過世的太太容貌。
誰說失智者只會遺忘呢?透過創作的過程,會感到這種內心深層的抵擋,他們並不想忘;也會透過手腦的認知連結,把某些深刻重要的事情記得更牢。
最後,我想起爸爸二十幾年經歷中重度失智,某次住院的期間,他曾經非常奮力地寫下我的名字。回家後馬上把它找出來:
有護理師背景的純鑾,深知在失智的狀況下要寫出字,腦子要多費力,未必能成功。但是,在這麼艱難的狀況下,他還是奮力地寫出了我的名字。
她說,「這代表,妳一定對妳爸爸是很重要的人!這張你一定要好好收著。」
從別人的故事中,我回頭看見爸爸的努力與愛——那麼不容易,卻那麼盡力。就像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