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會改革法案的爭議，引發許多人的不滿，也促成了部分團體透過圈圍國會表達訴求的行動，而此次事件在各媒體引發的關注度，可以說是台灣社會近十年來一個重要事紀，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衝突發生，這兩個團體的對立又如何用科學去解釋並歸納？此篇文章上半部分將從佔據街頭的人們切入，釐清此次事件中，人民的訴求、目的，並分析圈圍國會的效果、影響，探討此次事件代表的意義及我是如何看待這起事件。後半部將試著從神經科學角度出發，分析大腦或基因與政治立場的關聯，並進一步思考神經政治學未來可能的發展。
釐清爭議及人民訴求
先讓我們定位一下切入角度，根據 vTaiwan社群 於青島東（人民集會地點）現場抽樣以及線上的 統計，可以看到此次事件中圈圍國會的團體抗議主軸不在法案本身的合理性，而是在此次法案敷衍跳過許多討論的程序，以「再修正動議」送進立院表決的手段，有違民主精神，進而上街表達「公開透明討論」等程序正義的訴求。因此「民主」將會是此篇文章的重點之一，十年前的 太陽花運動，台灣人民也透過上街集會，表達對於程序正義、民主討論的訴求，十年後又發生了類似的事件，難道台灣在民主之路上停滯不前了嗎？
規則的漏洞
我覺得此次事件帶出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在於，並沒有完善的規則及要求，來約束人民必須「民主地」行動，原先立意良好，提供彈性調整法案的修正動議，被利用來強行通過法案，大家所謂的黑箱程序，其實並沒有違法，於是這也讓人思考現今法律的漏洞，是否應該立下更多規範，規定修正動議只能針對某些部分微調、限制修正的比例等等。但倘若民主這件事需要強制規範那還叫民主嗎，我覺得利用法律規定人們服從民主程序，強制塑造民主行為，反而可能將社會推向專斷權威，抑制人民的自主思想。再者，綜觀法律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歸納出，規則不可能完美，缺陷必然存在，我們為了填補一個漏洞訂出的更多條例、特法，必會衍生出更多漏洞。若制度內這是難以修補的漏洞，國會內部國民黨與民眾黨的行為與決策又絲毫不受外界施加的政治壓力影響，這樣人民上街集會的意義又何在？這個情況會不會繼續發生？
走上街頭的意義
讓我們從過去的太陽花運動，看人民站上街頭可以帶來的改變，除了有效的擋下服貿，也加速推進了當時逐漸成長的「台灣認同」，並使其浮上檯面，促成一代青年的政治覺醒，開啟了青年參政的浪潮，學運過後幾年間，社會議題的參與度顯著提升，學運的領頭羊們帶領出許多新政黨，台灣第三勢力崛起，國會中開始有第三黨的聲音出現，於此可以看見，這樣的一個社會運動，是很有力的，有新的聲音誕生，是推動台灣前進的動力。民主社會的進步，「集體共識」與「規則」是同等甚至是更重要的一環，所以我覺得人民站上街頭的意義並不是在改變決策或改變國會內部，而是在於讓思想得到交流，建立團體共識，此次事件中，集會行動也不只侷限在立法院周圍，擴展到台灣各地、社群媒體，我覺得透過集會抗議，達成快速且多元的思想碰撞，有助於推動社會的前進。在眾多群體裡，可以看到許多平常不關心政治，或覺得：「沒差，票投誰都一樣。」的人開始了解這背後的脈絡及後果，而這樣的影響下一次的選舉中顯現出來，走上街頭的意義是改變未來，透過這樣的衝突、對話，形塑下一個世代的集體價值觀，讓下一個十年台灣要走的方向得以開始塑型、醞釀。
紅腦與藍腦的互補與抗衡
神經科學中，已存在許多研究探討「紅腦（Red Brain）與藍腦（Blue Brain）」的概念及差異，紅腦對威脅反應迅速，有較強的恐懼和厭惡感，有更大的杏仁核，助於迅速應對緊急情況，傾向於保護既有領土與資源。而藍腦對陌生事物抱有好奇心，較喜歡平等、自主的社會結構，願意冒險探索尋求新機會和資源。現代社會，紅腦和藍腦的特徵仍然存在而且在政治和社會政策上互補。若我們只有紅腦，那我們將會因為資源匱乏而滅絕；反之只有藍腦的社會，將因對外界的威脅毫無抵抗而殞落。然而，極端化的政治觀點可能導致缺乏信任和合作，因此理解和欣賞彼此的差異對社會和諧非常重要。而研究顯示，這些差異大約有50%來自遺傳因素，說明基因是會影響個體在群體中的立場、想法及採取的行動的，也表明了這樣不同的行為、立場各有其生存價值，而我們可以將這個概念運用到此事件中，我想這樣不同的群體或許正如同紅腦藍腦一般，互相抗衡。
我的觀點
綜觀上述，我想將這次國會改革案引發的社會運動看作「政治中的無形之手」在調節我們的社會，透過短周期的波動，避免在未來的某天產生太過極端迅速的變化，這是有利於生物演化的機制，是一個群體能夠長久存活的要訣之一，這不是第一次但不代表我們停滯不前，同樣地我們可以預測這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於第一節提到的統計中，有許多人將國民黨、民眾黨連結起來一昧的反對，也造成溝通上的鬼打牆，在此我想引入紅腦藍腦研究中表達出的不同價值觀對於群體生存的價值，我覺得在看待不同立場的聲音時要能跳脫政黨的偏見，思考行為背後對於群體存活所代表的意義及價值，也就是說，在民主聲浪底下，我覺得我們要去看到「為什麼」在台灣看似走向民主的一天，會有這樣的令人不滿程序產生，這樣的聲音是想提醒我們什麼，對於台灣人的價值又在哪，我們要去探究去思考，重點不是發生了什麼事，而是我們怎麼把事件當成養分。我覺得此次事件這是一個警惕，警惕我們民主是得來不易，而且需要努力維持的，除了顯現出制度的漏洞，讓我們看見法律規範與真實民主道德的距離，也展現出集體共識的力量，而在我的看法，這些是都指向了「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這是台灣尚缺乏的一塊，我們從小學歷史，卻不知道歷史與當前政治的連結，從小學公民，卻到18歲有投票權以後才開始思考投票的意義，我覺得這些都是從小就可以接觸的，我們要去建立社會參與的重要性、鼓勵個人表達自主想法、鼓勵不同立場的存在，而我們可以利用腦科學的研究幫助我們回到生物本質上歸納一套社會演化的系統，並加以運用在教育中。
政治神經學的未來
從腦科學的研究中已經顯示，有一段與政治行為相關的基因在政治光譜的兩個極端都存在，這個基因使我們對社會參與和共同目標有積極的感受，於此我推測社會參與可以觸發部分人大腦中的獎勵機制，這連結的強弱可能受到先天基因的控制，那我們能否透過後天的教育或成長環境來強化或弱化此連結，我覺得這是政治神經學未來值得研究的方向。此外對於追求民主的我們，也可以去探討民主與獨斷性格的大腦結構是否有所差異？教育環境又是如何改變此大腦結構？我覺得值得探討的另一點是，此次事件中曾經是太陽花學運領頭羊，帶頭對抗黑箱程序的黃國昌，十年過去，竟成了被抗議的對象，是什麼造成這樣的轉變，是個人政治立場、價值觀的轉變嗎？這樣政治立場的轉變是否與大腦結構改變有相互關聯？社會環境又是如何改變與政治相關聯的大腦結構？若把尺度擴大到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台灣走向民主化的數十年間，台灣社會群體的大腦構造及功能是否經歷了顯著、普遍性地改變，改變的趨勢又是什麼？而改變的趨勢是否能拿來做對於未來發展的預測？其他民主程度較高或較低的國家，群體的大腦構造又有何不同，能否利用大腦結構的差異量化一個國家的民主化程度？我覺得探討環境對於大腦結構以及政治環境的影響，將能幫助我們依據需求建立我們想要的環境，提供合適的教育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