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Cube甫完成第二場當代曲目的音樂會，轉身就投入這場《Cube Band進行式》，再一次將探索的觸角，伸向電聲與影像的科技領域。
作為從學生時期到進入行政職場的創作者，IRCAM是長久且熟悉的存在，因此C-Lab(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的成立以及以「臺灣聲響實驗室」與法國IRCAM（聲響與音樂研究統合中心)的簽約合作，相信對跟我和當代音樂領域裡的同儕們而言，就像看著跑者就定位、腳踩起跑器、等著槍響、眾人奔出的盛況。而C-Lab經過初期的開路、高層政策的飄搖，到近兩三年漸入佳境、強化培育功能、與高教系統、企業、機構的網絡建立，讓聲響實驗室從單向承接IRCAM系統的實驗室，逐步長出培育基地的血肉，也因此它成為捌號會所期待合作的機構之一。
去年我們與C-Lab聲響實驗室合作再壹波藝術節One More Festival的一場國際共製：「聆聽城市」，深感作為場地方的C-Lab對於共同製作的友善和積極，於是將我對Cube Band的規劃提出和聲響實驗室黃意芝主任討論，演奏家需要透過創作者，才能打開下一階段的門，而創作者也必須透過演奏者，才能實踐聲音的想像、拓展聲響的疆界，尤其將科技技術運用在真實的樂器、現場的樂器演奏，是IRCAM創立的初衷和核心，聲響實驗室可說是以IRCAM為模板、書寫台灣內容的基地，這個共同製作是一個雙向奔赴、結合機構、民間團隊、創作者和演奏者的計畫。前些天接受非池中藝術網的訪問，其中一個問題是：期待Cube Band進行式這個傳統絲竹樂器和當代電聲的結合，能為台灣文化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和作用？
這是一個過於龐大的問題，無論是投身臺灣音樂二十多年的我，或是剛離開起跑點、青春正盛的Cube Band, 都難以回應，作為長年的文化觀察者，這個題目卻引出我長久以來的一個思考：
所謂傳統、所謂台灣的音樂，該是什麼面貌？我與Cube Band這個年紀的音樂家之間，差的是整整一個世代，我小時候看到的傳統，和他們看到的傳統，完全不是一個樣子。他們成長的環境，是一個高度全球化、急速吸收與拷貝來自世界各方文化的狀態，這個世代的藝術家在一個觸手便能連結國際的環境中長大，作為引路人，我該做的不是拿我的傳統經驗和台灣想像，框住他們、請他們著色，而是陪伴與引導他們挖掘自己的傳統、自己對創新的想像，我能建議他們觀看的方式、陪伴他們觀看，但無法也不能左右他們看到什麼、感受到什麼。
臺灣音樂、臺灣傳統，跟所有亞洲國家的音樂和傳統一樣，走上國際舞台後，不外分為兩個大方向：一個是以異國元素當通行證、一個是站在最前線當先行開發者。第一個可能成功，留下一些印記，或是失敗，被更多的「異國」取代。第二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但無論成敗，都會留下有用的材料給後人繼續努力。沒有哪一個方向比較好、更沒有哪一個比較正確，選擇是藝術家對自我價值的顯現，選擇哪一邊都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
所以我並不想著Cube Band要對臺灣音樂和傳統文化有什麼影響或作用，而是期待他們透過跟創作者們攜手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傳統和文化面貌。
這次創作者名單由聲響實驗室提供人選，我、黃意芝主任和聲響實驗室的顧問陳家輝老師共同討論決定，陳立立和羅芳偉原本就在Cube Band的當代系列委託創作的名單上，黃薏倫和郭立威則是這幾年在C-Lab各項計畫中，吸引我注意的創作者，另外影像雷射光的創作團隊張方禹和徐聖羲，也是近年在追蹤的藝術家，我很期待Cube Band 以他們自身精湛的演奏能力和敏銳的藝術感知力，和這幾位優秀的創作者所共同實踐的進行式。
